演进中的制度如何塑造中国的经济地理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How evolving institutions shaped China’s economic geography

　　

本文回顾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演进中的制度如何塑造了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综述涵盖三个领域。首先，研究人员考察了通过户籍改革和交通扩张所实现的空间摩擦的降低，及其对迁移、生产率、福利和空间不平等的影响。其次，研究人员回顾了城乡土地改革、住房改革、基于土地的地方财政以及晋升锦标赛，这些改革改善了资源配置，但也扭曲了土地利用、基础设施和地方债务。第三，研究人员讨论了地方导向政策与集聚经济，包括将经济激励与政治支持相结合的特区制度。研究人员强调了中国对经济地理学核心问题所做的贡献。

**研究背景与概述**

过去半个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为瞩目的篇章之一。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政治动荡与经济政策失误后，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府通过重新引入产权与市场机制、对外开放以及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彻底改变了发展轨迹。1980年至2024年间，中国人均实际GDP从3，028元增长至91，011元，实现了约三十倍的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8%。与此同时，中国崛起为“世界工厂”，其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从2000年的6%升至2024年的近30%。

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着经济地理的巨大转型。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80年的19%飙升至2024年的67%，吸纳了超过7亿新增城市居民，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移。高铁网络从无到有，截至2024年已超过48，000公里，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高速公路网络从16，000公里扩展至逾190，000公里；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超过两倍。该文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存在三种显著的规模经济：企业层面的规模经济，依托全球市场与农村-城市移民潮得以实现；集聚经济，通过充足的土地供给和各类地方导向政策将企业紧密联结并提升绩效；制度性规模经济，当制度性改革在众多行政区域协同部署时，若导向正确，其综合效益将极为可观。当集中式的政策指令与地方化的执行及政治晋升竞争相结合时，前两种规模经济会得到进一步强化。

**主要研究方法**

文章采用的是一种综合性的文献综述与分类研究方法。研究人员系统收集并分类了2000年至2025年间发表于22本顶尖经济学期刊（涵盖综合类和顶级领域期刊）上所有关于中国及经济地理、城市与区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的论文，共识别出288篇相关文献。研究人员依据论文主题、JEL代码、标题和关键词，将其划分为三大核心范畴：劳动力、迁移与交通（占比35.1%）；土地、住房与土地财政（占比33.3%）；地方导向政策与集聚（占比23.6%）。在此基础上，文章对现有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归纳与综合评述。

**研究结果**

**一、空间联系**

* **制度力量：户籍制度**。户籍制度被视为“地方公民身份”，将教育、医疗、就业等公民权利与出生地绑定。改革历程从农村到乡镇的迁移通道开放，逐步放宽至县级市和中等城市，最终确立了“分层分类”的落户政策。文献采用两种测量策略：一是基于政策文件量化“法定”（de jure）限制，二是基于迁移流量推断“事实”（de facto）摩擦。研究显示，户籍制度已显著松动，省际迁移成本在2000-2005年间下降了近40%；事实性摩擦被更恰当地解读为包含养老金、土地保障和现金约束在内的“迁移成本”，而不仅仅是“户籍壁垒”。
* **物理力量：交通网络**。交通基础设施决定了人口与商品流动的物理成本。研究人员利用数字化地图和开放获取的像素级面板数据构建了精准的交通网络数据集。研究表明，2000至2013年间，城市对之间的平均出行时间货物运输降低了14%，客运降低了16%；1994至2017年间，公路、铁路货运和客运的中位出行时间分别下降了32%、37%和59%。距最近高速入口的平均距离从1993年的302公里降至2020年的15公里。
* **连通性的影响**。制度性改革与交通扩张共同增加了各维度的国内迁移，并带来了显著的劳动生产率和福利改善。但分配效应较为复杂：结构性模型对移民流入目的地的福利影响存在分歧，近年来的证据强调目的地内部的异质性，即技能型本地居民获益，而老一代移民和低技能本地居民可能面临工资压缩。交通网络同样带来总体收益，但常以加剧空间不平等为代价。

**二、土地改革与晋升锦标赛**

* **城市土地改革与住房改革**。1988年宪法修正案分离了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2002-2004年改革要求经营性土地必须通过招拍挂公开出让，2006-2007年将工业用地纳入同一体系。1998年住房改革终结了单位分房制度，转向市场化配置。这些改革显著提升了配置效率，并使房地产部门能够在价格机制下运作。
* **土地财政与晋升锦标赛**。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源于地方政府对土地的垄断、住房市场的有效运转、土地出让市场化改革以及对其他收入来源的结构性约束。在“晋升锦标赛”机制下，地方官员为刺激GDP增长，利用土地财政收入投资基础设施，并有意超量供应工业用地而限制住宅用地，形成“高价城市化、低价工业化”的格局。研究估计，若地方政府完全以消费者福利为目标，总福利可提高13.7%；现存的土地配置扭曲造成总体福利损失达4.8%。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央政府允许地方政府设立融资平台（LGFV）举债，这放大了该体系效应，可能导致交通基础设施过度扩张，并催生了最终破裂的房地产泡沫。
* **农村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土地产权依然僵化。2003年《农村土地承包法》（RLCL）正式确立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研究显示，该法律使土地向更具生产力的农民转移，农业产出提高8%，总生产率提高10%。后续研究发现，土地产权不安全严重阻碍了农村家庭的劳动力流动，并显著抑制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

**三、作为集聚工具的地方导向政策**

* **地方导向政策作为一种普遍的捆绑制度**。中国的经济特区（SEZ）及各级开发区将两类吸引力捆绑在一起：一是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的经济激励组合（如减税、免税、补贴土地、基础设施和信贷优惠）；二是政治优惠，即企业通过靠近政府而获得更紧密的政商关系、采购优惠和监管便利。官员的职业前途与区内企业的成败紧密相连，使该政策成为政治经济交换。
* **地方导向政策的实证影响**。研究表明，设立国家级经济特区可使人均外商直接投资（FDI）提高约22%，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加快1.6个百分点，实际工资提高约3%。省级开发区在设立后两年内，区内资本投资、就业和产出分别增长58%、35%和49%，收益主要来自企业进入。在异质性方面，早期设立的特区创造了新的经济活动，而后期设立的则更多是转移邻近地区的FDI；政治关联地区的开发区表现通常逊色于经济基本面更好的地区；与本地经济缺乏马歇尔协同效应的开发区可能产生负面的TFP溢出；技术导向型开发区提升当地教育水平，而出口导向型开发区则反之。

**研究结论与展望**

本文综述了中国经济地理变迁的三个核心领域及其背后的制度性改革。中国发展经验的核心特征在于其规模与速度，这突显了计划经济可能导致的低效率、产权与市场在改善资源配置中的关键作用，以及政治经济学机制在推动改革中的重要性。

然而，改革远未完成。政治经济机制可能偏离公共利益，表现为公共基础设施和地方导向政策的过度扩张、地方融资平台（LGFV）造成的债务问题以及扭曲的土地利用政策。此外，区域不平等加剧、人口增速放缓、债务与房地产困境、去碳化等议题均亟待深入研究。中国的经验以其规模、速度和制度特殊性，将继续为经济学家思考城市、迁移和区域发展问题提供宝贵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