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正念(mindfulness)被定义为以不评判的方式觉察和关注当下(Brown and Ryan, 2003, Brown and Ryan, 2004),其益处已得到广泛认可(综述见 Good et al., 2016)。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正念的益处,尽管日益增多但仍有局限性的研究也揭示了其潜在成本(Hafenbrack et al., 2022, Hafenbrack and Vohs, 2018, Lyddy et al., 2021, Walsh and Arnold, 2020)。例如,正念不仅改善员工的健康、幸福感、满意度、投入度和绩效(Bunjak et al., 2022, Van Gordon et al., 2014;综述见 Shahbaz and Parker, 2022, Stuart-Edwards et al., 2023),还能缓冲不利情境(Wu et al., 2024, Zhang et al., 2024)。尤其在人际互动中,正念促进更多的帮助和亲社会行为(Hafenbrack et al., 2020, Sawyer et al., 2022),并减少反生产性工作行为(Krishnakumar and Robinson, 2015, Zheng et al., 2023)。
这些证据大多源于个体内视角,即考察员工正念的绝对水平如何塑造其自身行为。然而,这一共识引发了一个引人深思的困惑,因为它未能捕捉团队成员在正念方面进行彼此比较时所产生的现象。本研究提出,答案在于将关注点从绝对正念转向 相对正念——即员工正念相对于工作团队平均正念水平的程度。从理论上讲,这种转变受到工作场所动态中社会性和比较性的驱动(Festinger, 1954)。尽管正念是一种个体特质,但其表现和后果受到社会情境的影响,因为它具有社会性和人际特征(Brown and Ryan, 2003, Ni et al., 2023, Reb et al., 2014)。根据社会比较理论(SCT,Festinger, 1954),员工嵌入在社会互动中而非在真空中运作;他们通过将自身与相似他人进行比较来评估自己的属性——这一过程在工作场所尤为显著,因为同事之间共享任务且频繁互动(Ambrose et al., 1991)。同事可作为此类比较的信息性参照。因此,仅采用个体内视角本质上存在局限——甚至可能得出对正念影响的不准确或不完整的理解。
即使是一位绝对正念水平很高的员工,当他们感知自己比同行更具正念时,也可能对其正念进行不同的解读和回应,从而造成其工作状态和行为模式的不一致。这种动态引发了潜在的担忧:在某些条件下,目标员工可能会从事适应不良的或社会不期望的行为。因此,员工相对于团队平均水平的正念程度,蕴含着独特的行为学含义,而这些含义在仅考察绝对正念时会被遮蔽。支持这一观点的是,学者们已呼吁考察团队内部的个体正念构成(Liu et al., 2022)。从实践角度看,相对正念视角对于组织有效实施正念干预至关重要。如果正念不仅作为个体资源发挥作用,还作为团队内的比较信号,那么组织在考虑员工是否具备正念的同时,还应关注 他们 相较于同行而言的正念程度。因此,理解相对正念有助于实现更具情境敏感性的组织实践。
本研究整合社会比较理论(SCT,Buunk and Gibbons, 2000, Festinger, 1954, Suls and Wheeler, 2000)与工作要求-控制模型(JD-C模型;Karasek, 1979),探讨员工相对正念如何以及在何时影响其工作场所中的行为。SCT表明,人们受到与参照他人进行比较的驱动,尤其是在无法获得客观评价时(Buunk & Gibbons, 2007)。这种与他人的社会比较会引发行动者的情绪反应及其后续行为(Schachter, 1959)。在我们的研究情境中,同事的正念成为社会比较信息的来源。较高的相对正念意味着该员工对当下高度觉察和关注,而其他同事的正念较低,甚至在工作期间走神。SCT强调,相较于他人评估自身的一个直接后果涉及情绪反应(Poulson, 2000, Tangney and Fischer, 1995)。敌意作为一种外向型负面情绪(Watson et al., 1988),在个体面对感知为威胁的情境时产生。我们提出,较高的相对正念会增加员工对同事的敌意。进而,具有敌意的员工倾向于对同事表现出更多的反生产性工作行为(CWB),并将不文明行为作为转移性攻击施加于客户。
SCT还告诉我们,当员工评估社会比较信息时,他们会从工作环境中获取额外信息来指导其情绪和行为反应(Buunk and Gibbons, 2000, Festinger, 1954, Suls and Wheeler, 2000)。特别地,工作场所特征(如资源、压力和控制力)会调节社会比较的结果(Buunk and Gibbons, 2007, Buunk et al., 1994, Greenberg et al., 2007)。JD-C模型使我们能够聚焦于两个维度——工作要求和控制力(Karasek, 1979)。这两个基本工作特征共同塑造员工的体验,因为它们捕捉了工作要求所带来的压力以及满足这些要求所需可用资源。因此,工作要求增强、控制力减轻相对正念对员工敌意情绪和负面行为反应的正向影响(图1)。
本研究在多个方面对正念文献有所贡献。首先,我们通过采取社会比较视角来考察相对正念,将研究关注点从员工正念的个体内影响转向其人际后果。这一方法与绝对正念的研究根本不同,揭示了一组新的现象,从而拓展了我们对正念在组织情境中运作方式的理解。其次,我们指出较高的相对正念可能引发更多的不良行为,从而进一步挑战正念文献中正念对行为普遍为正的潜在假设。第三,本研究揭示了敌意作为联结相对正念与负面行为的情感机制,进一步支持了正念的社会性和人际特征(Brown and Ryan, 2003, Good et al., 2016, Ni et al., 2023, Reb et al., 2014)。我们还通过揭示工作要求和控制力塑造员工对社会比较信息的获取与理解,拓展了社会比较文献和JD-C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