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威胁导向与解决方案导向的气候传播：希望、自我效能感和气候焦虑在激励高影响力气候友好行为中的作用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Comparing threat- and solution-oriented climate communication: The role of hope, self-efficacy, and climate anxiety in motivating high-impact climate-friendly behavior

　　

**摘要**

有效的气候传播对于促进有意义的行为改变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出行、饮食和能源使用等高影响力领域。以往研究大多聚焦于低影响力行为，而本研究则探讨了描述气候威胁或解决方案的信息如何影响人们参与高影响力气候友好行为的意向，以及希望、自我效能和气候焦虑是否有助于解释这些意向。在一项预注册的在线实验（N = 1,509）中，奥地利参与者被随机展示了描述气候威胁、气候解决方案或与气候无关的对照信息。结果表明，信息框架对行为意向没有直接影响，且在主要组别比较中未对自我效能产生显著影响。然而，解决方案类信息引发的希望感显著高于威胁类信息，而威胁类信息引发的气候焦虑则高于解决方案类或对照信息。自我效能和气候焦虑被确定为行为意向的显著正向预测变量，其中自我效能的预测作用最强。而希望感在其他变量纳入考量后，无法解释行为意向。探索性路径分析显示，通过自我效能和气候焦虑，威胁导向信息对行为意向存在微弱的间接关联，而解决方案导向信息则未出现相应的间接关联。这些发现表明，心理因素——尤其是自我效能和气候焦虑——相较于信息框架本身，可能在高影响力气候行动中更为重要。

**引言**

气候危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技术和政治层面的变革，以及个人和集体行为的重大转变（例如Whitmarsh等人，2021年）。然而，行为研究和公共传播往往强调相对低影响力的行动（如回收利用、使用可重复使用的购物袋），这些行为虽然易于采纳，但减排潜力有限（Wynes & Nicholas, 2017）。相比之下，高影响力行为——如减少航空旅行、采用植物性饮食或转向可再生能源——能够带来更大幅度的减排（Ivanova等人，2020年），但通常代价更高、需要更多生活方式调整，且更受结构性障碍的制约（Pickering等人，2021年）。因此，环境心理学和气候减缓研究领域的最新呼吁认为，该领域应更有系统地优先考虑具有较高减缓潜力的行为，并考察其独特的心理决定因素（Nielsen等人，2021年、2024年）。影响减缓行为的突出方法之一是公共传播，特别是通过描述气候变化威胁性后果或可行解决方案的信息框架。尽管威胁导向和解决方案导向的框架构效策略已被广泛研究，但它们在激励高影响力行为改变方面的有效性以及所调动的心理过程，仍缺乏充分理解。

为弥补这一空白，本研究报道了一项在奥地利样本中进行的预注册在线实验。参与者被随机分配阅读威胁导向、解决方案导向或与气候无关的对照信息，随后报告其希望感、自我效能、气候焦虑水平以及参与高影响力气候友好行为（CFBs）的意向。本研究旨在做出三项贡献。第一，它聚焦于估计减缓潜力≥ 0.5 tCO2eq/人/年的行为（Ivanova等人，2020年），弥补了明确针对高影响力行为结果的实验研究的匮乏。第二，它采用了经过预测试的、生态效度较高的文本信息，类似于奥地利的气候报道，并在多个气候领域比较威胁、解决方案和对照信息，从而超越了单一主题或高度风格化的操作，增强了研究的真实性。第三，它考察了气候传播中常被讨论的三种心理反应——希望、自我效能和气候焦虑——与高影响力CFB意向之间的关系。尽管以往研究通常分别考察这些构念，且结果参差不齐甚至相互矛盾，但本研究的方法能够进行更为整合的评估，揭示它们的相对和联合关联。

以下各节将综述信息框架研究（1.1节），讨论希望、自我效能和气候焦虑（1.2节），并概述它们与行为意向的联系（1.3节）。由于以往研究很少区分低影响力行为和高影响力行为，我们在部分论述中借鉴了更广泛的亲环境行为文献。在提出假设时，我们将行为意向视为实际行为的近端预测变量（Ajzen, 1991; Kl?ckner, 2013）。

信息框架指通过突出问题的特定方面来塑造人们对问题、原因、价值观和解决方案的理解（Entman, 1993）。气候传播传统上依赖基于威胁的信息框架来传达气候变化的严重性，通过突出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性丧失或极端天气事件等灾难性后果。虽然这类信息可以增加担忧或恐惧，并可能引发防御性反应（包括逆反心理和回避行为）（Bilfinger等人，2024年），但其影响并非一律为负面。在某些条件下，威胁性诉求也可以增加注意力、感知紧迫感和参与度，尤其是当伴随效能相关信息时（Bilfinger等人，2024年; Han等人，2025年）。

与此同时，解决方案导向的框架强调可行的行动、进步和减缓或适应的路径，从而将叙事从恐惧转向能动性和赋权（例如Maduneme & Cohen, 2024年; Myers等人, 2023年）。这种框架可以通过增强积极情感和提升个人影响力感知来加强亲环境意向，尤其是当信息突出可操作的策略或与个人价值观产生共鸣时（Dixon等人, 2017年; Lee, 2024年; Parant等人, 2017年）。然而，解决方案导向框架的总体有效性仍然参差不齐，尤其是超越低成本行动的稳健行为效应证据有限（Geiger等人, 2023年; Hornsey & Fielding, 2016年）。比较积极和消极情感框架、操纵威胁和解决方案元素的实验研究表明，尽管不同的信息框架可靠地引发不同的情感反应，但这些反应并不能一致地转化为行为意向或参与度方面的差异（例如Ettinger等人, 2021年; Sanford等人, 2023年）。更广泛地说，框架构效似乎取决于信息是否同时传达了可行的行动和效能相关信息，因为仅靠框架本身往往表现出有限的行为影响（例如Armbruster等人, 2022年）。

在此背景下，当针对高影响力行为时，解决方案导向框架可能仍然特别相关，因为在这些情境中，个人能动性意识变得尤为重要。因此，强调可操作路径和个人相关性的信息可能更适合支持此类情境下的行为意向。因此，我们检验解决方案框架是否与比威胁框架更强的高影响力CFB意向相关：

**H1** 解决方案导向的信息比威胁导向或对照信息更能增加参与高影响力气候友好行为的意向。

干预研究表明，当传播策略针对目标行为的关键决定因素时最为有效（Van Valkengoed等人, 2022年）。因此，我们聚焦于气候传播中既突出又在理论上与行动相关联的一组决定因素：情感反应（希望、焦虑）和感知应对能力（自我效能）。我们将这一选择基于（i）情绪评估理论（Lazarus, 1991年, 1999年），该理论将情绪概念化为源于对相关性、威胁和应对能力的评估。在这一视角下，希望或焦虑等情绪反映了个体如何评估情境的严重程度及其应对能力。我们进一步借鉴了（ii）自我效能的Triple-A框架（行动者-行动-目标，Hamann等人, 2023年），该框架阐明了效能信念如何将行动者（如个体）、可行行动和期望目标（如气候保护）联系起来。这些视角共同表明，气候信息可以通过塑造情感评估和对有效行动能力的信念来影响行为意向。

希望是一种积极的、面向未来的情绪，当个体感知到期望的结果及其实现路径是可能的时产生（Snyder, 2002年）。在气候变化研究中，希望与政策支持和个人参与相关联，尤其是在伴随个人或集体效能感和感知行动路径时（Bury等人, 2020年; Feldman & Hart, 2016年; Geiger等人, 2021年）。因此，强调可行解决方案和进步的信息可以引发希望，在某些条件下间接增加对气候政策的支持（Myers等人, 2023年）。

然而，近期的综述和元分析证据表明，希望或解决方案框架的信息并不能一致地转化为亲环境行为的增加（Geiger等人, 2023年）。一个原因可能是并非所有形式的希望都具有同等的行动相关性。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希望已被证明主要作为情绪聚焦的应对反应发挥作用，支持主观幸福感与情感调节，而非驱动问题聚焦或集体行动（Van Zomeren等人, 2019年）。与此视角一致的是，强调抽象进步或社会改善的信息可能会降低感知风险和紧迫性，而不会增强参与度（Hornsey & Fielding, 2016年）。

综合这些发现，希望主要在紧密耦合于感知能动性和具体可行行动路径时才能支持气候行动。这一区分对于与显著个人成本或结构性约束相关的行为尤为重要，如高影响力行为，在这些情境中，仅靠希望可能不足以克服实践和动机障碍。

自我效能，相比之下，指个体对自身组织和执行产生特定成果所需的行动能力的信念（Bandura, 1997年）。然而，在气候相关情境中，自我效能通常不仅被概念化为个体是否感到有能力执行特定的亲环境行动，还包括个体是否认为自己能够通过这些行动为更广泛的气候相关目标做出贡献。根据Triple-A框架（Hamann等人, 2023年），这类效能信念可以通过明确行动者（即执行行动的个体）、可行行动（如减少航空旅行）以及行动者试图贡献的目标（如气候保护）来理解。较高的自我效能始终与更强的行为意向和持续的气候行动相关（例如Hamann等人, 2023年）。它也被用来预测人们对气候政策的支持程度及其展现亲环境行为的可能性，无论其政治立场或风险感知如何（Bostrom等人, 2019年）。结合解决方案信息与技能发展机会、社会融入和能动性的传播干预已被证明能够支持效能信念（Nelson等人, 2022年）。尽管以往研究表明效能信念对简短信息干预的响应可能不如情感反应敏感（Hornsey等人, 2022年），但解决方案导向框架——它特别强调个体层面的可操作路径——是否仍然能够支持感知自我效能，仍是一个开放的实证问题。

基于上述理论背景，鉴于解决方案导向信息比威胁导向信息更强调可行性和能动性，我们检验信息框架是否与希望和自我效能的差异相关：

**H2a** 暴露于解决方案导向的气候信息所引发的希望水平高于暴露于威胁导向和对照信息的情况。

**H2b** 暴露于解决方案导向的气候信息所引发的自我效能水平高于暴露于威胁导向和对照信息的情况。

希望文献中先前的不一致性可能部分反映了希望的操作化方式。我们的测量捕捉了积极的、面向未来的情感（Feldman & Hart, 2018年），这主要可能反映的是情绪聚焦应对而非行动导向的希望（Van Zomeren等人, 2019年）。尽管如此，此类情感对于高影响力CFB的意向仍可能相关，因为它反映了气候变化仍然是可应对的感觉。与此同时，未明确与能动性或具体行动路径相联系的希望可能具有较弱的行动相关性，从而可能削弱其与行为意向的关联。相比之下，自我效能直接捕捉了个体行动的感知能力，因此预计是一个更为近端的预测变量。我们检验两者是否与高影响力CFB意向相关：

**H3a** 较高水平的希望与参与高影响力气候友好行为的意向呈正相关。

**H3b** 较高水平的自我效能与参与高影响力气候友好行为的意向呈正相关。

气候焦虑指因感知到气候变化的威胁及其预期后果而产生的担忧、恐惧和痛苦感（Clayton & Karazsia, 2020年; Hickman等人, 2021年）。在评估视角下，这类焦虑反映了对高相关性和威胁性的评估，通常伴随着对应对能力和未来结果的不确定性（Lazarus, 1991年, 1999年）。

实证研究表明，气候焦虑在塑造气候相关参与度方面扮演着矛盾的双重角色。一方面，适度的焦虑水平与更大的信息寻求、政策支持以及亲环境意向相关联，表明其具有潜在的动机功能（Chapman & Peters, 2024年; Whitmarsh等人, 2022年）。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个体将问题视为与自身相关时，焦虑可以传递紧迫信号并动员行动。另一方面，也有担忧认为，强烈的或持续的气候焦虑可能会通过引发情感超载、回避或脱离来削弱参与度，这一观点常被称为"生态瘫痪"（Clayton, 2020年）。

尽管关于此类适应不良效应的直接实证证据尚不一致，但近期研究表明，气候焦虑既与心理压力相关，也与更强的环保参与相关联，凸显了其矛盾的双重角色（Kühner等，2025）。综合来看，这些发现指向一种非线性模式：焦虑水平过低可能无法引发足够的环境关切，而焦虑水平过高则可能损害应对能力并降低参与意愿（Coates等，2024；Van Valkengoed等，2023）。

基于这一背景，强调严重后果和风险的威胁型信息预期会比以解决方案为导向或中立的信息引发更高水平的气候焦虑。因此我们检验：

**H2c** 接触以威胁为导向的气候信息比接触以解决方案为导向或对照信息引发更高水平的气候焦虑。

此外，我们还考察气候焦虑与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是否遵循非线性模式：

**H3c** 气候焦虑与高影响度的气候友好行为意向之间呈曲线（倒U型）关系，即中等水平的气候焦虑比低或高水平的气候焦虑更能预测较强的行为意向。

在消息框架的直接比较之外，先前研究日益关注情绪和效能相关的反应如何解释气候传播与参与之间的关系（Chu & Yang, 2020; Nabi等, 2018）。这些研究表明，消息效应可能通过希望、感知效能或焦虑等心理反应来发挥作用，而非仅仅通过直接框架效应。基于这一文献，我们考察希望、自我效能和气候焦虑作为可能连接威胁型和解决方案导向气候信息与高影响CFB意向的心理构念。鉴于现有文献中混合且有时矛盾的发现，以及针对高影响行为实验研究的有限性，我们以探索性方式考察这些关联。具体而言，我们考察消息框架与这些心理反应的变异之间是否存在以及怎样的关联，以及这些反应是否与参与高影响CFB的意向相关联。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超越简单的框架比较，为伴随气候信息接触的心理反应提供更细致的解释。

**设计与刺激材料**

本研究采用随机组间设计，嵌入在线调查中。参与者被随机分配至三种实验气候信息条件之一：解决方案导向型、威胁导向型或对照组。每组参与者阅读九条文本陈述，分别旨在强调可操作的气候解决方案、威胁性的气候后果或与气候变化无关的中立内容。信息接触后，参与者立即完成一系列……

**样本特征**

共有1,586人完成了调查，数据清洗后保留1,509人。中位响应时间为11分钟。样本基于奥地利统计局的人口普查数据，在性别（男/女）、年龄（18–69岁）和教育程度（有/无学校结业考试）方面配额代表了奥地利成年人口（见附录C）。样本中50%为女性。年龄组分布为：18–29岁（19.4%），30–39岁（20.6%），40–49岁（19.5%），50–59岁（21.7%），60–69岁（18.8%）。

**讨论**

本研究通过考察气候信息框架在高影响CFB背景下的效应，使用跨多个领域生态效度较高的文本信息，并同时考虑关键心理反应，拓展了先前关于气候信息框架的研究。总体而言，我们的发现表明，气候信息对气候友好型高影响行为意向没有直接效应。然而，行为意向与自我效能和气候焦虑（但与希望无关）相关联。

**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气候信息框架与心理因素在塑造高影响CFB参与意向方面的相互作用。虽然威胁导向型和解决方案导向型信息均未直接增加行为意向，但探索性路径分析表明，威胁导向型信息通过自我效能和气候焦虑与高影响CFB意向之间存在小的间接关联。总体而言，研究结果凸显了内在心理……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Stefan Ringhofer：撰写–审阅与编辑，撰写–初稿，可视化，软件，项目管理，方法论，调查研究，形式分析，数据管理，概念化。Annina Thaller：撰写–审阅与编辑，验证，监督，项目管理，方法论，调查研究，概念化。Laura Sophia Loy：撰写–审阅与编辑，概念化。Marie Lisa Kogler：撰写–审阅与编辑，监督，项目管理。

**未引用参考文献**

Skurka等，2023。

**伦理声明**

本研究已获格拉茨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编号：GZ. 39/83/63 ex 2024/25）。所有参与者均已获得知情同意。

**数据可用性声明**

预注册、数据集和分析（R代码）可在开放科学框架平台（OSF）获取：https://osf.io/3kjsa/overview?view_only=be4a0ba7e40c420baa0bfcd547093924（预注册），https://osf.io/8mjr6/overview?view_only=fd3ce530a15a4b83a76fb20b84281974（数据与代码）。

**生成式AI及AI辅助技术在写作过程中的声明**

在准备本文过程中，作者使用了ChatGPT 5（OpenAI, 2025）和Claude Sonnet 4（Anthropic, 2025）以提高可读性和语言表达。使用这些工具后，作者根据需要审阅和编辑了内容，并对出版物内容承担全部责任。

**资金支持**

本研究由奥地利科学基金会（FWF）在REASON项目（拨款号P 37293）框架内支持。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致谢**

我们与市场调研机构Norstat Deutschland GmbH合作收集数据。我们感谢Sara Crockett的校对，并感谢格拉茨大学的资金支持。

Stefan Ringhofer | Annina Thaller | Laura S. Loy | Marie Lisa Kogler
奥地利格拉茨大学环境系统科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