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gress in Disaster Science》：Disaster-survival personality predicts pandemic mask-wearing in Japan: Development of a multidimensional motivation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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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
口罩佩戴是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最显著的非药物干预措施，然而其动机架构此前仅以单一条目进行测量，导致其与稳定人格特质之间的关联未能得到表征。在日本，口罩佩戴行为在正式政策松绑之后仍持续存在，且其动机已超越狭义上的感染预防范畴。研究
摘要翻译：
口罩佩戴是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最显著的非药物干预措施，然而其动机架构此前仅以单一条目进行测量，导致其与稳定人格特质之间的关联未能得到表征。在日本，口罩佩戴行为在正式政策松绑之后仍持续存在，且其动机已超越狭义上的感染预防范畴。研究人员于2022年9月（即日本放宽口罩佩戴指引前6个月）对600名日本成年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开发并验证了口罩佩戴动机量表（Mask-Wearing Motivation Scale, MWMS）。通过分半探索性因子分析与验证性因子分析（各n=300），研究识别出四个因子：感染预防（Infection Prevention）、面部遮盖（Face Covering）、社会遵从（Social Conformity）与自我保护关切（Self-Protective Concern）（CFI = 0.929, RMSEA = 0.071）。其中，感染预防因子锚定于最初在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幸存者中识别的灾难生存人格特质“Power to Live”，将该构念从自然致灾因子情境推广至生物致灾因子情境。相比之下，面部遮盖因子与Power to Live的各维度均无关联，而与低外向性及高神经质相关，反映了一种指向内在的自我呈现系统，而非指向外在的生存韧性。因此，日本的口罩佩戴行为反映了两个在经验上可区分、且具有截然不同人格特征的心理系统。MWMS为生物致灾因子防备研究中动机成分的分解以及针对特定人群的风险沟通提供了经过验证的工具。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大流行已被国际灾害风险减灾领域视为一场大规模生物致灾因子事件，对全球范围内人群的行为备灾能力提出了严峻考验。《仙台减灾框架》明确将大流行认定为与自然灾害同等级别的生物致灾因子，要求社会具备同样多维度的备灾策略。在各类非药物干预措施中，口罩佩戴是最为普遍且最具可见度的行为之一。然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口罩佩戴遵从率存在显著差异，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的口罩佩戴率显著高于西方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日本政府于2023年3月将口罩佩戴由推荐改为个人自主决定后，仍有超过半数人口在日常场景中持续佩戴口罩。这一持续现象提示，口罩佩戴背后的心理动机远不止于感染预防。尤其在日本，口罩在疫情前就已承担非卫生功能（如“date-mask”现象），其佩戴动机很可能具有多维结构。既有研究虽已识别出感染预防、社会遵从及非卫生动机等类别，但均以单一条目测量，无法进行因子分析验证，也未能将动机与稳定的人格特质关联起来。此外，研究者虽已发现口罩佩戴与“Power to Live”（一种源自地震幸存者研究的生存相关人格特质）存在关联，但口罩佩戴行为内部的心理动机结构及其与灾难生存人格的锚定关系尚未得到系统表征。因此，本研究旨在开发并验证一个多维度的口罩佩戴动机量表（Mask-Wearing Motivation Scale, MWMS），以解构日本民众持续口罩佩戴行为背后的动机成分，并检验各成分与灾难生存人格及大五人格特质的关联。
二、研究内容与主要结论
研究人员于2022年9月（即日本放宽口罩指引前6个月）对600名日本成年人（男女性别均衡，年龄20-79岁，平均年龄49.8岁）进行了在线问卷调查，基于既有文献设计了涵盖自我防护、防止传播、他人注视恐惧、社会道德规范遵从及面部遮盖五个假设动机类别的20个条目。探索性因子分析（样本A，n=300）与验证性因子分析（样本B，n=300）的结果表明，实际因子结构由五个缩减为四个：自我防护与防止传播条目合并为感染预防因子（F1，9个条目），面部遮盖因子（F2，4个条目）清晰独立，社会遵从因子（F3，3个条目）涵盖他人注视恐惧、遭责备恐惧及观察他人佩戴行为，自我保护关切因子（F4，3个条目）涉及对未戴口罩者的担忧、失业恐惧及被误认为感染者的担忧。最终的量表包含19个有效条目（排除因子载荷过低的1个条目）。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四因子模型拟合可接受（CFI = 0.929, RMSEA = 0.071）。研究进一步发现，感染预防因子与Power to Live中的礼节、自我超越、利他主义、情绪调节及问题解决等亲社会维度显著正相关，并与大五人格中的宜人性和尽责性正相关；而面部遮盖因子与Power to Live各维度均无关联，却与外向性负相关、与神经质正相关。人口统计学分析显示，女性在面部遮盖因子的得分显著高于男性，且感染预防因子随年龄递增，面部遮盖因子则在30多岁达到峰值后随年龄递减。该研究确认了口罩佩戴行为背后存在两套经验上可区分的心理系统，MWMS为解构生物致灾因子防备中的动机成分及设计分众化风险沟通提供了有效工具。
三、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问卷调查设计，数据收集通过日本商业互联网调研公司Neo Marketing Inc.的注册封闭监测面板完成，样本按性别和年龄组（20-79岁，每10岁一组）分层抽样，共600名日本成年人。研究使用的主要技术方法包括：（1）分半交叉验证策略，将样本随机分为两个各300人的子样本，分别用于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2）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配合promax斜交旋转，因子数量由平行分析（1000次迭代，95百分位阈值）确定；（3）验证性因子分析使用semopy包（Python）进行，以比较拟合指数（CFI ≥ .90）、Tucker-Lewis指数（TLI ≥ .90）和近似均方根误差（RMSEA ≤ .08）评估模型拟合；（4）信度评估使用Cronbach's alpha、组合信度（CR ≥ .70）和平均方差提取量（AVE ≥ .50）；（5）区分效度采用异质-单质比率（HTMT），阈值设为.85；（6）效标效度采用二项逻辑回归预测10种情境下的口罩佩戴决策；（7）增量效度通过层次回归分析检验；（8）多重比较采用Benjamini-Hochberg错误发现率（FDR）校正。
四、研究结果
4.1 因子结构：四个因子而非五个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假设的五因子结构缩减为四因子结构。自我防护与防止传播条目合并为感染预防因子（F1），该合并结果与Sakakibara和Ozono的先前观察一致，表明日本受访者将自我与他人的健康保护视为统一的集体健康关切而非可分离的自利与利他取向。面部遮盖因子（F2）在EFA和CFA中均以高载荷清晰独立呈现（标准化载荷范围.74-.78），且与F1的因子间相关为最低（r = .23），证实了其与感染相关动机的经验可区分性。验证性因子分析交叉验证了四因子结构，模型拟合可接受。需指出的是，自我保护关切因子（F4）因条目数较少（3个条目）及概念广度较大，表现出边缘信度（CR = .699, AVE = .437），其状态被视为探索性的。
4.2 面部遮盖：一个新的动机维度
面部遮盖因子（F2）的四个条目在EFA和CFA中均干净且排他地载荷于该因子，内部一致性良好（α = .85）。该因子为日本社会中定性观察到的date-mask现象提供了定量验证。增量效度分析显示，在预测外向性（ΔR2 = .041, β = -.36, p < .001）、神经质（ΔR2 = .031, β = .30, p < .001）、公共自我意识（ΔR2 = .032）和外表关注（ΔR2 = .015）时，F2在感染预防因子之上均解释了额外方差，所有效应均通过FDR校正。在情境性口罩佩戴预测中，F2在“周围仅10%的人佩戴口罩”情境下表现出最强的增量效应。研究认为，面部遮盖动机是人格锚定的社会常规维持基质，而非情境响应性的选择机制，这为既有研究中政策杠杆对常规化行为影响有限的发现提供了一种互补性解释。
4.3 对比性人格画像：大五人格
感染预防因子与外向性以外的宜人性（r = .23）和尽责性（r = .22）正相关，与神经质负相关（r = -.12），与国际样本中健康保护行为的人格特征一致。面部遮盖因子则表现为低外向性（r = -.17）和高神经质（r = .14），符合防御性自我呈现的特征。两个因子在Big Five人格维度上的对比性关联模式进一步证实了二者分属不同的心理系统。
4.4 Power to Live：生存关联的韧性对文化特异性回避
感染预防因子与Power to Live的礼节（r = .39）、自我超越（r = .36）、利他主义（r = .30）、情绪调节（r = .29）和问题解决（r = .26）等亲社会维度显著正相关。这些Power to Live维度最初从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幸存者中识别，表明感染预防动机与自然灾难中的生存适应倾向共享人格基础。相比之下，面部遮盖因子与Power to Live全部八个维度的相关均接近零（rs = -.04至.01，均不显著），这一零相关模式本身就构成了一项强判别发现，表明面部遮盖动机与灾难生存人格架构完全脱钩。研究将感染预防解释为指向外在的、社会参与式的威胁应对，面部遮盖则是指向内在的自我呈现取向。
4.5 性别与年龄差异
多变量方差分析显示年龄组主效应显著而性别主效应不显著，但随后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揭示了因子层面的显著性别差异：女性在面部遮盖（η2 = .043）和感染预防（η2 = .019）因子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男性，其中面部遮盖的性别效应为全研究最大的单一人统计学效应。年龄主效应对F1和F2均显著：感染预防随年龄单调递增（20多岁组M = -.30，70多岁组M = .35），面部遮盖则在30多岁组达到峰值后随年龄递减。性别与年龄的交互效应未通过FDR校正。
4.6 实践意义
研究指出，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公共卫生信息无需区分“保护自己”与“保护他人”的诉求框架，因为二者在日本语境中锚定于同一潜在动机。识别独立的面部遮盖动机对分众化风险沟通具有直接启示：对高面部遮盖动机人群而言，口罩承担着与公共自我意识和自我呈现关切相关的心理舒适功能，单纯以卫生防疫为框架的传播策略无法触及该动机。从灾害风险减灾角度看，MWMS可作为仙台框架下生物致灾因子备灾的疫情前基线测量工具，常规化周期性施测有助于在生物致灾因子到来前识别不同动机锚定的人群细分。
4.7 局限性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关系，且数据收集于政策转变前6个月，因子显著性及均值可能随政策转变而变化；样本仅限于日本成年人，感染预防的普遍性与面部遮盖的文化特异性仍需跨文化验证；F4的信度及AVE低于阈值，建议扩充条目；F2对情境性佩戴行为的增量预测相对有限，未来可采用连续或有序测量以增加反应变异；仅评估了性别的形态等值性，度量和标量等值性检验仍有必要。
4.8 研究结论
MWMS为测量日本口罩佩戴行为的多维动机提供了经过心理测量学验证的工具。核心发现是：口罩佩戴涉及两个经验上可区分的系统——一个亲社会的健康保护系统（感染预防），与宜人性、尽责性及Power to Live中的礼节和自我超越等维度相关联；一个自我呈现系统（面部遮盖），与内向性和神经质相关但与Power to Live无关。这两个系统呈现对比性的人口学特征：女性在面部遮盖上的得分高于男性，且两个因子呈现不同的年龄轨迹。前者是否具有普遍性、后者是否依赖于日本口罩文化，是可经由纵向及跨文化验证检验的假设。理解这一动机二元性可为心理学分化的公共卫生与灾害风险减灾策略提供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