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性与语言特异性对情感韵律产生的影响

《Speech Communication》：Universal and Language-Specific Influences on Emotional Prosody Production

　　

## 摘要

情感韵律是人类交流的核心通道，但其表达的普适性与受语言特定约束的程度仍有争议。像英语这样的非声调语言可以自由地利用音高进行情感调节，而像普通话和吴语这样的声调语言则必须在情感表达与词汇声调要求之间取得平衡，其中吴语的声调系统更为复杂。本研究考察了英语、普通话和吴语的情感韵律产出方式，以及母语迁移是否会发生。共有72名英语、普通话和吴语母语者完成了一项诱导式情感产出任务，普通话和吴语母语者分别在母语和英语（L2）中完成任务。结果表明，情感在各组中均稳健地调节了韵律，其中快乐始终产生最强的声学效应。在普通话和吴语中，词汇声调影响了韵律的实现，但情感与声调的交互作用有限，情感产出模式保持稳定。跨语言而言，语言背景并未系统性地改变母语产出，但特定情感出现了细微差异。在L2英语中，情感调节同样稳健，背景仅对音高范围产生了有限影响，并伴有适度的情感与背景的交互作用。综合来看，研究发现表明情感韵律在各语言中具有普遍显著性和稳健性，但受到语言特定韵律结构的微妙塑造，并在L2产出中留下痕迹。本研究强调需要将普遍情感线索与语言特定的结构约束结合起来。

## 引言

情感是人类交流的核心，塑造着体验、表达和解读。它们被广泛理解为主观感受、生理反应和表达行为的协调响应（Kleinginna & Kleinginna, 1981; Scherer, 2005）。在言语中，情感不仅通过面部表情和词汇传达，还通过情感韵律——即音高和节奏等超段落特征——来传达，这些特征可以在独立于词汇意义的情况下传递情感（Banse & Scherer, 1996; Juslin & Laukka, 2003）。一个关键问题是情感韵律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文化和语言经验的影响。在视觉模态中，对自身及其他文化情感表达的敏感性在第一年生命期内即可出现（Geangu et al., 2016; Liu et al., 2021）。这提出了一个听觉模态中的平行问题，即语言特定的差异是否同样影响听者对情感韵律的感知和产出。

一个重要问题是韵律特征（如音高）并非仅用于传递情感。实际上，音高等韵律特征既服务于语言功能（如标示词汇声调、词后焦点），也服务于副语言功能（如传达强调和情感）（Ladd, 2008）。像英语这样的非声调语言允许较大的音高调整而不影响词汇意义，而像普通话这样的声调语言通常在音节层面利用音高来区分词汇意义（Yip, 2002），而非声调语言则更依赖韵律来完成副语言功能，包括情感表达（Cruttenden, 1997）。基于这一视角，本研究在语言和副语言功能层面考察了韵律，并关注了音高-情感界面的"棘手"性质。这一区分使得情感韵律可以被当作一个特殊案例来对待，与语调习得相分离，同时仍然承认其习得可能受到与母语音高使用重叠的限制。

这引发了至少两个问题。第一，声调语言的词汇声调系统存在差异。例如，吴语的声调系统比普通话复杂得多，例如声调数量（即声调类别数）方面。这种结构复杂性意味着吴语中的音高曲线在为其他与音高相关的功能进行调整时，可能面临相对更大的限制，同时仍需保持声调身份。以往关于韵律焦点的研究——即利用音高、时长或响度来强调话语中的某个词或短语——表明，像粤语和苗语这样声调丰富的语言不表现出焦点后压缩现象，即在焦点元素之后的言语中音高范围缩小（如Liu, 2017; Liu et al., 2014; Wu & Xu, 2010）。吴语呈现了略有不同的模式。虽然它表现出一定的焦点后压缩，但吴语的焦点标记更多依赖于提高焦点词的最高音高，而非在此之后缩小音高范围。这些发现引发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如果声调结构限制了说话人如何使用音高进行焦点表达，那么它是否也限制了在副语言语境（如情感表达）中的韵律调整？为探索这一可能性，本研究比较了普通话和吴语这两种在声调复杂性上存在差异的声调语言。

第二个问题在于，某一功能领域中的音高是否会调节或限制其在另一功能领域中的使用。在声调领域，大量研究支持跨领域交互。词汇声调系统对可用于情感表达等副语言功能的音高范围施加了限制（Ross et al., 1986）。这一观点与韵律类型学框架相一致，该框架提出在声调语言中，词汇身份与音高曲线之间的紧密耦合限制了其他功能（包括情感韵律）的灵活性（Gussenhoven, 2004）。基于语料的分析进一步表明，在普通话中，语速和末音节音高下降等声学线索作为情感效价指标的强度，大于整个话语中的音高动态变化（Li & Huang, 2024）。综合来看，这些发现支持了声调语言中情感韵律的"受限音高"假说：由于音高已被大量征用于标示词汇差异，其用于副语言表达的可用空间相对受限。

同时，其他研究表明情感韵律和词汇声调可以被独立加工。神经认知研究指出，大脑对声调音高线索和情感音高线索的编码存在部分分离，其中词汇声调主要在左半球加工，而情感韵律则更强烈地由右半球处理（Gandour et al., 2000; Wang et al., 2003）。这与双重加工框架的理论阐释相一致，该框架提出语言和情感的韵律激活了不同但相互作用的神经网络（Friederici & Alter, 2004）。一些行为学证据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观点：普通话听者在词汇声调信息被保留或退化时仍能可靠地识别情感韵律，表明两个功能领域之间存在独立性（Liu & Pell, 2012; Yu et al., 2020）。综合来看，这些发现贡献了"分离通道"假说，在该假说中，声调和情感韵律虽然利用音高这一相同的声学资源，但在部分独立的表征系统中运作。

然而，情感交流中的音高使用不仅受到认知和语言约束的影响，还受到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文化背景影响着情感韵律的产出和解读方式。跨文化研究表明，不同文化在音高范围和音高曲线偏好方面存在差异，表明文化调节着情感线索的感知和产出（Matsumoto, 1990; 2001; Scherer et al., 2001）。虽然文化情感处理理论承认了一些普遍特征，但也强调表情规则和交际规范影响着情感表达（Ekman, 1992; Matsumoto, 1993）。实证发现仍存在争议，一些研究支持普遍性（Scherer et al., 2001），而另一些研究则指向文化特定的线索权重分配（Min & Schirmer, 2011）。

延续这一研究方向，研究人员还考察了不同语言的说话人是否依赖相似或不同的声学模式来区分情感。跨语言研究一致显示声学变化方向的广泛相似性，例如与悲伤相比，愤怒或快乐伴随着更高的音高和更快的语速（Scherer et al., 2001; Scherer et al., 2003）。与此同时，线索权重的相对分配方面出现了语言特定的差异。例如，研究发现普通话母语者在感知情感时更依赖音高而非时长或强度，而英语母语者则使用更为均衡的声学线索组合（Min & Schirmer, 2011）。元分析证据也表明存在普遍性与差异性的混合：虽然情感可以被跨语言识别，且表现优于偶然水平，但文化或语言背景调节着产出和解码策略（Laukka & Elfenbein, 2012）。综合来看，这些发现表明，虽然声学特征与情感之间的总体映射在各语言中是广泛共享的，但说话人如何编码和感知情感差异则受到语言特定的音韵和文化因素的影响。

大多数现有研究比较的是声调语言和非声调语言。例如，英语中性与情感言语之间的差异比普通话更为明显，普通话母语者通过更大程度地调节语速和发音测量指标（如清音峰值显著度）来进行补偿（Wang et al., 2016）。其他研究同样表明，非声调语言说话人更依赖音高变化，而声调语言说话人则利用时长和声音质量等额外线索（Laukka et al., 2016; Pell et al., 2009）。尽管文化规范广泛相似，普通话和吴语在音高实现和声调组织方面存在系统性差异（Zee, 1987），这提出了一个可能性，即情感韵律在两种汉语方言中的表达和感知方式不同。

如果情感韵律受到特定语言音韵约束的影响，那么一个重要步骤是考察当说话人使用一种不共享这些约束的语言时会发生什么。这正是英语二语产出能够提供信息的地方。从理论角度来看，超段落特征在二语习得中并非自动获得，而是受母语迁移和目标语言输入的双重影响（Flege, 1995）。以往的研究认为，二语学习者通过母语系统的视角来理解和产出韵律，使得语言间的结构差异影响着韵律功能被成功习得的程度（Mennen, 2015）。因此，考察二语说话人的英语情感韵律为韵律的副语言功能在二语习得中如何被迁移、适应或重构提供了一个关键测试，也为母语特定约束是否持续塑造新语言环境中的韵律策略提供了检验。

基于这一框架，声调复杂性为理解情感韵律如何跨语言迁移提供了有用的视角。吴语的声调系统比普通话更为复杂（Zee, 1987），吴语母语者在音高上面临的词汇和语境约束比普通话母语者更为紧张，后者的系统涉及的声调较少且声调交替较少（Shen, 1990; Xu, 1997）。这一对比使我们能够提出：母语韵律系统中声调的数量和结构是否影响情感韵律在二语中的表达。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两条证据线索：第一，各组在母语和二语编码情感策略之间是否表现出连续性；第二，不同组在二语产出中是否以反映各自母语声调背景的方式产生分化。如果情感韵律具有普遍性，英语、普通话和吴语母语者应该在母语和二语中趋同于相似的模式。如果文化背景占主导地位，吴语和普通话母语者的英语产出应彼此一致而与英语母语者不同。如果母语韵律迁移是主要驱动因素，吴语母语者的英语应与其吴语产出相似，不仅与普通话母语者的英语不同，也与英语母语者不同。这些预测将二语产出的分析直接纳入核心问题的考量，即情感韵律是主要由普遍性、文化还是母语韵律迁移所塑造。

本研究通过比较英语、普通话和吴语母语者来弥补这些空白。这些语言的纳入使得可以对不同语言系统如何适应副语言情感需求进行类型学比较——从非声调语言到高度声调复杂的语言。具体而言，本研究考察了：1. 母语产出：英语、普通话和吴语母语者如何在各自语言中利用韵律区分情感，以及这种使用中的跨语言异同。2. 二语产出：普通话和吴语母语者如何在英语（L2）中传达情感韵律，以及母语对其二语产出的影响程度。为回答这些问题，这些语言的母语者分别以母语完成了一项情感诱导任务，普通话和吴语母语者还以英语（L2）额外完成了该任务。声学测量被用于捕捉各条件下的韵律变异。对于研究问题1，检验了两个竞争假说："受限音高"假说预测吴语母语在音高相关线索上的依赖程度低于普通话母语和英语母语，而"分离通道"假说则不提供这样的预测。对于研究问题2，预测普通话和吴语母语者在其英语情感韵律中将表现出母语-二语干扰效应。

具体而言，与普通话母语者相比，吴语母语者在英语情感语音中可能表现出更受限的音高变化和更细微的调节。

片段摘要

参与者

来自悉尼（N = 24，女性 = 13，平均年龄 = 20岁，年龄标准差 = 6.08）、北京（N = 24，女性 = 14，平均年龄 = 23岁，年龄标准差 = 4.74）和苏州（N = 24，女性 = 13，平均年龄 = 24岁，年龄标准差 = 7.27）的七十二名参与者参加了本研究。G*Power分析（Faul等，2009）表明，每组语言24名参与者将在alpha水平为.05时提供超过80%的检验力来检测中等效应量（f = 0.25）。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样本量超过了在

英语——最高音高：对于英语使用者，线性混合效应模型显示，情绪对最高音高具有显著影响，χ2(4) = 90.09，p < .001。事后两两比较表明，快乐的最高音高显著高于所有其他情绪（最小p值 < .001），而愤怒和悲伤低于其他情绪（最大p值 = .039）。最低音高：情绪对最低音高的影响显著，χ2(4) = 13.83，p = .008。差异主要由……贡献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英语、普通话和吴语中情感韵律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声调复杂度是否塑造了第二语言迁移。其结果扩展了当前关于跨语言韵律产生的知识，特别是关于声调语言使用者如何调整其音高控制以适应非声调第二语言环境。为了解答这些问题，英语、普通话和吴语母语者在各自的第一语言中完成了一项情绪诱发任务，普通话和吴语使用者还额外完成了

结论

总而言之，本研究证明情感韵律是跨语言的强大交际资源，无论音高主要服务于词汇功能还是情感功能，情感韵律都会由情绪一致地进行调节。虽然普通话和吴语显示了与声调复杂度相关的语言特异性敏感性，但这些差异并未从根本上破坏基本情绪的表达。在第二语言英语中，情感韵律再次得到保留，背景因素仅产生了有限的……

未引用参考文献

Jr等，1981；Li和Huang，2023；Matsumoto，2001；Zhao，1932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Liquan Liu：写作 – 审阅与编辑，写作 – 原始草稿，可视化，监督，资源，项目管理，调查研究，形式分析，数据整理，概念构思。Wei Dong：软件，资源，项目管理，方法论，调查研究，概念构思。Kate M King：调查研究。John Marasco：调查研究。Zoe D Kim：调查研究。Qinghua Zhao：调查研究。Yao Wu：调查研究。Henghua Su：调查研究。Tianlin Wang：写作 – 审阅与……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他们不存在任何已知的可能影响本文所报告工作的竞争性经济利益或个人关系。

Liquan Liu | Wei Dong | Kate M King | John Marasco | Zoe D Kim | Qinghua Zhao | Yao Wu | Henghua Su | Tianlin Wang | Anqi Y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