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tainability》：Behaving Sustainably: Cultural Cognition, Environmental Orientation, and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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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学者们注意到一种“态度–行为差距”，这反映了关于价值观和信念如何转化为亲环境行为的理解尚不完整。本研究开发并检验了一个概念模型，在该模型中，沿网格维度（层级-平等主义）和群体维度（个人主义-社群主义）划分的文化世界观塑造了环境导向，而环境导向又进一步
长期以来，学者们注意到一种“态度–行为差距”，这反映了关于价值观和信念如何转化为亲环境行为的理解尚不完整。本研究开发并检验了一个概念模型，在该模型中，沿网格维度（层级-平等主义）和群体维度（个人主义-社群主义）划分的文化世界观塑造了环境导向，而环境导向又进一步驱动亲环境行为。环境导向被视为包含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其中认知成分通过新生态范式（NEP）测量，情感成分通过自然联结量表（CNS）测量。研究人员利用2017年7月在线收集的501名美国成年人的调查数据，估计了一个结构方程模型（SEM），以检验文化世界观、NEP、CNS以及一个包含12个项目的自报行为量表之间的直接、间接和中介关系。结果显示，层级个人主义者持有较弱的生态世界观，而平等社群主义者持有较强的生态世界观，并感觉与自然更加联结。NEP和CNS均与行为正相关，其中CNS表现出更强的关系。文化世界观对行为没有显著的直接效应；相反，其影响完全通过环境导向发挥作用。这些发现表明，文化世界观通过认知性尤其是情感性环境导向的中介作用间接塑造亲环境行为，这有助于解释态度–行为差距的一部分。
**《Sustainability》论文解读：文化认知、环境导向与亲环境行为的中介路径研究**
**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实现环境可持续目标需要在个体、社区和社会层面发生广泛的行为改变。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同样倾向于参与亲环境行为，理解驱动这些行为的心理与文化因素对于提升可持续性至关重要。环境心理学领域长期存在一个被称为“态度–行为差距”的现象，即环境态度对环境行为的解释力十分有限。如果人们强烈关心环境，为何不采取更可持续的行动？研究者指出，这一差距并非源于人们的虚伪，而是因为现有的态度–行为模型尚不完整。
在理论层面，学者常借助价值–信念–规范（VBN）框架来理解环境态度如何影响行为，该框架认为高阶价值观塑造二阶信念，后者进而影响行为。与VBN框架相呼应，政策学者提出的倡导联盟框架（ACF）将信念系统区分为深层核心信念、政策核心信念和次级信念。本研究整合VBN与ACF的层级逻辑，将文化认知视为深层核心信念，将环境导向视为政策核心信念层面的构念，并进一步区分环境导向中的认知成分与情感成分。
已有研究表明，文化世界观对多种环境议题的风险感知具有显著影响，但文化认知与亲环境行为之间的直接关联在实证中结果不一：部分研究发现显著关联，另有研究仅发现微弱相关。这一不一致性提示，文化世界观对行为的影响可能是间接的，经由环境导向中介。因此，本研究旨在构建并检验一个概念模型，将文化世界观、环境导向（认知与情感成分）与亲环境行为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
**2. 研究设计与方法**
研究人员使用2017年7月通过Survey Sampling Inc.（现Dynata）在线招募的501名美国成年人配额样本。样本在人口统计特征上大致反映美国人口构成：51%为女性，67%为白人，平均年龄44岁；39.7%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文化世界观采用文化认知短式量表测量，包括层级主义、平等主义、个人主义、社群主义四个维度（每个维度3题，1–4级评分）。环境认知成分采用新生态范式（NEP）量表（3题，1–5级评分），环境情感成分采用自然联结量表（CNS）（3题，1–5级评分）。因变量为12项自报亲环境行为量表（取自2000年盖洛普地球日民调），涵盖7项公共行为和5项私人行为，计分范围为0–12。文化世界观组别按中位数分割生成虚拟变量：42.5%的受访者被归类为层级个人主义者，35.1%为平等社群主义者。分析采用R 4.6.0中lavaan包估计结构方程模型（SEM），检验直接、间接和中介效应，并控制年龄、性别、种族、教育和收入等人口统计学变量。
**3. 研究结果**
**3.1 测量模型与信度检验**
各潜变量构念的信度指标基本达标：除社群主义量表外，各构念的Cronbach's α和组合信度（CR）均大于0.70。社群主义量表的α为0.61，CR为0.64，平均方差抽取量（AVE）为0.38，在探索性分析中处于可接受范围。其中“有时政府需要制定法律防止人们伤害自己”这一项目的因子载荷较弱（0.45），更接近父爱主义而非社群主义。作为稳健性检验，删除该项目后，社群主义量表的信度有所提升（α=0.64，CR=0.65，AVE=0.49），且实质性结果不变。
**3.2 结构模型路径分析**
标准化路径系数显示：层级个人主义者与生态世界观（NEP）显著负相关（β=?0.392）；平等社群主义者与NEP显著正相关（β=0.231），并与CNS显著正相关（β=0.188）。NEP与CNS之间呈显著正相关（β=0.425），支持H3假设。在行为方面，CNS对行为的路径系数为0.404，NEP对行为的路径系数为0.240，二者均显著，支持H4假设。文化世界观对行为无显著直接效应。模型拟合统计量：RMSEA=0.071，CFI=0.905，SRMR=0.039，均达到常规可接受阈值；TLI=0.834略低于0.90基准，这主要归因于测量模型的复杂性，而非结构设定错误。修正指数检查未发现遗漏参数超过常规阈值（全部小于6）。
**3.3 中介效应分解**
文化世界观对行为的总效应为：层级个人主义者为?0.121，平等社群主义者为0.199。由于不存在直接效应，总效应完全由间接效应构成。以层级个人主义者为例，序列效应（文化世界观→NEP→CNS→行为）为?0.392×0.425×0.404=?0.067；总间接效应为(?0.392×0.240)+(0.010×0.404)+(?0.067)=?0.157。这表明环境导向完全中介了文化世界观与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
**4.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的核心发现是：文化世界观并非直接作用于行为，而是通过认知性（NEP）和情感性（CNS）环境导向间接驱动亲环境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平等社群主义者与认知和情感两种成分均显著相关，而层级个人主义者仅与认知成分显著相关，与情感成分无关。这一不对称性表明，文化世界观并非作为单一无差异构念映射到环境导向上，未来研究应将认知和情感成分视为具有潜在不同价值前因的独立维度。
关于态度–行为差距，本研究的调解分析揭示了一个重要机制：单一、无差异的环境态度测量混淆了认知世界观与情感联结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构念，而二者与行为的关系强度并不等同。将环境导向区分为两种更具体、更接近行为的成分，并用更深层的文化世界观追溯其来源，有助于解释态度–行为差距的一部分。然而，该模型并未完全弥合这一差距，最强的路径（CNS→行为）仍留下大量行为方差未解释，剩余差距可能归因于信念系统之外的情境和结构性约束，如成本、便利性、基础设施和社会规范。
CNS比NEP对行为具有更强的预测力这一发现，与研究一致显示自然联结在预测亲环境行为方面优于生态世界观。这一结果可能源于NEP测量的环境关注随时间呈下降趋势，或因为情感联结比抽象认知世界观更贴近行为。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将环境导向视为包含认知和情感两条分析上不同的路径，且这两条路径对不同世界观的作用方式不必一致；在实践层面，旨在提升亲环境行为的沟通和框架策略，在建立与自然的情感联结方面可能比单纯传递环境风险信息更为有效。
研究结论部分指出，本文的概念模型将文化认知与环境导向相结合，增进了对环境保护行为驱动因素的理解。文化世界观仅通过环境导向间接关联行为，这一发现调和了现有文献中关于直接效应是否存在的不一致结论。本研究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证明将环境导向视为单一无差异构念会掩盖两条分析上不同的路径，即认知路径和情感路径。实践上，环境导向中情感成分对行为的预测力强于认知成分，提示旨在促进亲环境行为的沟通工作应注重建立与自然的情感联结，而非仅关注风险信息传递。研究人员同时指出，本研究的横断面设计无法确立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应通过追踪面板数据和实验设计进一步检验变量间的因果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