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推是否适合消除健康不平等？默认助推在低社会经济地位人群与高社会经济地位人群中的效果比较

《Appetite》：Are Nudges Suitable to Combat Health Inequalities? The Efficacy of Default Nudges in People With Lower Versus Higher Socio-Economic Position

　　

摘要
助推策略（nudging）被认为在低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position, SEP）亚群体中尤为有效，因此具有消除健康差异的潜力。然而，支持这一命题的实证证据尚属匮乏。研究人员通过两项研究考察了默认助推（default nudge）在促进健康食品选择方面的效果，并探究该效应是否受到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在两项实验中，研究人员在假设性在线超市环境中对英国低社会经济地位与高社会经济地位参与者施加默认助推（相较于无助推对照组）。研究二通过操纵价格信息的呈现来营造更接近现实的超市情境。研究测量了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及相关变量。两项研究的结果均表明，默认助推能有效促进健康选择。该效应未持续受到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即在低社会经济地位与高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中均存在该效应。研究二表明，价格信息的呈现不影响上述效应。研究人员得出结论：默认助推在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中同样有效，即使需要同时处理额外的价格信息，但该技术并不能消除健康不平等。未来需要在现实环境中（其中财务因素具有重要作用）开展助推研究，以明确默认助推是否确实能使低社会经济地位（相较于高社会经济地位）群体获益。

论文解读：默认助推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健康食品选择的影响——基于两项在线超市实验的实证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不健康的饮食习惯是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与肥胖及其他慢性疾病等不良健康结局密切相关（Jayedi et al., 2020）。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position, SEP）较低的人群，即在社会阶层中处于较低位置的个体，通常由收入、教育和职业等因素决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22），其饮食结构往往比高社会经济地位人群更不健康（Probst et al., 2020），进而导致更差的健康结局，如肥胖（McLaren, 2007）。虽然已有众多行为改变技术和干预措施旨在促进健康饮食，但这些方法通常在高社会经济地位人群中效果更好，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现有的健康不平等。这一现象被称为“干预引发的平等”（intervention generated inequalities）（Lorenc et al., 2013）。为减少此类不平等，迫切需要更深入地理解特定行为改变技术在低社会经济地位人群中促进健康饮食的有效性及其作用条件。本文旨在评估默认助推在刺激低社会经济地位与高社会经济地位人群健康食品选择方面的效果。

助推（nudging）在公共卫生政策中被越来越多地用作促进健康选择的手段。助推包含多种重构物理环境的技术（行为改变技术编号12.1；Michie et al., 2013），以可预测的方式改变人们的行为，同时不禁止任何选项或显著改变其经济激励（Thaler and Sunstein, 2008）。已有文献（如Hollands et al., 2016; Marteau et al., 2015）和政策报告（如GezondIn；Wetenschappelijke Raad voor het Regeringsbeleid, 2017）提出，助推在低社会经济地位人群中可能尤为有效，因此具有减少健康不平等的潜力。该命题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助推通常策略性地利用相对自动化的过程，从而绕开人们对决策进行反思所需依赖的认知能力（Van Gestel et al., 2021a）。个体的认知能力并非无限，低社会经济地位人群可能因长期压力或资源匮乏等因素而承受更大的认知负担。然而，针对助推在低社会经济地位人群中的有效性，现有实证研究仍然稀少且结果不一。在超市环境中进行的实地研究发现，在贫困地区收银台附近重新摆放更健康的零食对购买行为影响甚微（Van den Bekerom et al., 2025），这与在高社会经济地位人群中发现的整体中等正向助推效应形成对比（Hummer and Maedche, 2019）。因此，有必要在受控条件下系统考察助推是否对低社会经济地位人群的健康选择产生差异化影响。

二、研究方法与关键技术

研究人员在两项高度受控的在线实验中，采用假设性在线超市任务来评估默认助推的效果。参与者通过Prolific Academic平台招募，均为英国国籍成年居民。研究一最终样本为421人（313名女性，M_age = 38.89），约63.90%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研究二招募了具有均衡SEP特征的样本，最终样本为755人（419名女性，M_age = 45.21），其中46.89%为低教育水平、53.11%为高教育水平。研究一的实验设计为单因素（控制条件 vs. 默认条件）被试间设计；研究二采用2（助推：控制 vs. 默认）× 2（价格信息：呈现 vs. 不呈现）被试间设计。实验任务中，参与者在14个试次（其中10个相关试次、4个填充试次）中将食品添加至购物篮。默认条件下，两个更健康产品之一被预先选中并以较大尺寸突出显示。研究测量了教育程度、主观社会地位（MacArthur主观社会地位量表）、等值化家庭收入（OECD修正等值尺度）等SEP指标，以及资源可得性、感知压力（感知压力量表）和财务稀缺感（财务稀缺心理量表）等相关SEP变量。研究二在价格信息呈现条件下为每个产品显示价格（价格差异仅为1-2欧分，不构成经济激励）。两项研究均预先注册并获伦理批准。

三、研究结果

3.1 默认助推效应（研究一与研究二）
研究一结果表明，默认条件下的健康默认选项选择比例（M = 0.27, SD = 0.18）显著高于控制条件（M = 0.23, SD = 0.16），F(1, 414) = 7.18, p = .008, η_p² = .02。研究二中，在无价格信息条件下，默认条件的选择比例（M = 0.31, SD = 0.21）显著高于控制条件（M = 0.22, SD = 0.18），t(376) = -4.82, p < .001, Cohen's d = .50。两项研究共同证实了默认助推在促进健康食品选择方面的有效性。效应量由研究一的小效应（η_p² = .02）增至研究二的中等效应（η_p² = .06），相当于在10次选择中额外选择约0.5至1个健康产品。

3.2 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研究一）
研究一分别以教育程度、主观社会地位、资源可得性和感知压力作为SEP变量进行了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表明，除资源可得性外（F(1, 412) = 4.54, p = .034, η_p² = .01），默认助推效应未受其他SEP指标显著调节。事后检验显示，在高资源可得性群体中，默认条件下的健康选择显著多于控制条件（M_diff = 0.08, p = .003），而低资源可得性群体中无显著差异。该交互效应较小且仅在一个SEP操作化中出现，稳健性有限。

3.3 社会经济地位与价格信息的调节作用（研究二）
以教育程度为SEP指标时，未发现显著的助推×教育交互效应（p = .104），但发现显著的三向交互效应（助推×价格信息×教育），F(1, 747) = 5.00, p = .026, η_p² = .01。具体而言，在无价格信息条件下，默认助推仅在高教育群体中有效（M_diff = 0.15, p < .001），在低教育群体中无显著效果（p = .769）；而在有价格信息条件下，默认助推在两个教育群体中均有效。以主观社会地位为SEP指标时，助推效应在高主观社会地位群体（M_diff = 0.13, p < .001）中大于低主观社会地位群体（M_diff = 0.06, p < .001），F(1, 747) = 4.89, p = .027, η_p² = .01。以等值化家庭收入为SEP指标时，助推效应在低收入群体（M_diff = 0.13, p < .001）中反而大于高收入群体（M_diff = 0.06, p = .011），F(1, 740) = 6.08, p = .014, η_p² = .01。价格信息的呈现未对默认助推效应产生显著影响（p均为非显著）。

四、总结与讨论

两项研究的核心发现表明，默认助推能有效促进健康食品选择，且这一效应在低社会经济地位和高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中均存在，未呈现一致的SEP调节模式。这一结果与以往在财务决策领域发现助推对低SEP群体更有效的结论不一致（Agnew and Szykman, 2005; Beshears et al., 2016; Ghesla et al., 2020; Mrkva et al., 2021），但与Johnson等人（2002）未发现不同SEP群体间默认效应差异的研究一致。可能的原因在于，财务决策通常复杂且不确定，对财务知识、计算能力等信息处理能力要求较高，而低SEP个体的这些能力可能更受限制；相比之下，健康食品选择（尤其是在假设性情境中）可能较少依赖此类特定领域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默认助推并未在低SEP群体中表现出更强的效果，因而不能直接减少健康不平等，但该技术至少对最需要有效策略的低SEP群体同样有益，不会像其他一些行为干预那样加剧现有的健康不平等。研究二的创新之处在于引入了价格信息操纵以提升生态效度，结果表明，即使额外处理价格信息，默认助推在不同SEP群体中的效应仍然稳健。然而，当前研究采用的是高度控制的假设性在线环境，参与者无需花费真实资金，这可能与现实中（尤其对预算有限的低SEP人群）价格作为重要决策因素的情况存在差异。未来研究应在真实超市环境中检验不同类型助推的效果，并考察动机、认知能力等边界条件和潜在机制，以更全面地评估助推在减少社会经济健康不平等方面的实际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