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资产供给是否与生态产品需求在空间上匹配？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Ecological Indicators》：Does the supply of eco-assets match the demand for eco-products spatially? A case study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通过生态产品消费实现生态资产（eco-assets）价值，既需要充分的生态供给基础，也需要有效的需求侧条件。然而经济发达地区的相关评估往往仅关注供给。仅评估供给会掩盖生态资产集中地与生态产品最可能消费地之间的空间错位。研究人员以长三角城市群（YRDUA；41个城市）为案例，构建了综合指标框架。该框架量化了（i）生态资产供给，结合自然资源生态资产（土地利用面积与净初级生产力（NPP），湿地和水体额外核算水量与水质量）与生态系统服务生态资产（供给服务、调节/支持服务及文化服务）；（ii）生态产品消费需求侧潜力，作为生态资产价值实现潜力的代理变量（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设施支撑能力、交通可达性、资源吸引力）。研究人员进而应用全局/局部空间自相关与冷热点分析诊断集聚模式，并将城市划分为四种供给-需求类型。生态资产供给在外围生态空间较大的城市较高，而需求侧潜力集中于都市核心区。由此，12个高供给-低需求城市与6个低供给-高需求城市并存，表明显著的空间错位影响近半数区域。这些结果提示差异化策略：在高供给区维持并提升生态供给，同时改善连通性与服务；在高需求区加强生态修复与跨区域生态产品供应链。所提框架为定位优先区与设计因地制宜政策以更好平衡生态资产供需提供基础。

研究背景方面，在全球环境变化与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成为优先议题。经济发达地区同时维持生态完整性与高质量发展的双重挑战尤为突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强调以保护、改善和利用生态资产来平衡生态供给与社会需求。生态资产概念源于经济学，延伸了资产范畴至可产生人类福祉与经济社会效益的生态资源，兼具自然资源的存量（有形）与生态系统服务的流量（无形）双重属性。已有研究多单独核算土地物理存量或仅核算生态系统服务流量，且既有评估常偏重供给端，忽视需求侧的市场容量、可达性与资源吸引力等条件，导致生态资产富集区与生态产品消费潜力区之间的空间匹配关系难以诊断。为此，研究人员以长三角城市群这一跨四省市、41个地级市的高度发达但生态空间被挤压的区域为对象，开展生态资产供给与生态产品消费需求侧潜力的空间集成评估。

主要技术方法上，研究人员基于GlobeLand30土地利用数据，将生态资产供给解构为自然资源生态资产（森林灌木、草地、耕地、湿地水体、裸地，以面积与NPP计，湿地水体增补水量与水质量）与生态系统服务生态资产（供给、调节/支持、文化三类服务）两个维度，各子指标标准化后采用主成分分析（PCA，经KMO>0.7与Bartlett检验）赋权得到综合供给指数；需求侧潜力由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设施支撑、交通可达性、资源吸引力五方面合成。空间诊断采用全局与局部空间自相关及冷热点分析（hot/cold spot analysis），并按供需高低组合将41市划分为四类。

研究结果部分，研究区与数据基础小节指出，2020年长三角GDP达3.54万亿美元（占全国24.12%），人口密度656人/km2，建设用地占13.01%，核心市人均GDP超21747美元而外围市低于5799美元，外围市具备发展生态经济的景观资源优势。生态资产供给评估小节显示，PCA权重中森林灌木占50.50%、草地25.77%、耕地10.75%、湿地水体8.60%、裸地4.38%；外围市因林草湿占比高而供给指数高。需求侧潜力评估小节表明，上海、南京、苏州1（江苏）、无锡等核心市在经济、设施与可达性上得分领先。空间自相关与冷热分析小节发现，供给呈外围集聚的高值冷点反向分布，需求呈核心集聚的热点，二者空间格局负向错位。供需类型划分小节得出，12个高供给-低需求市（多为皖西、浙西南外围市）与6个低供给-高需求市（核心及周边高消费市）共存，近半区域存在错位。

讨论与结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仅看供给会高估核心区外的价值实现可能，而仅看需求会低估外围供给潜力。空间错位要求差异化治理：高供给-低需求区应保育生态本底、完善旅游与有机产品流通链、提升交通与服务连通性；高供给-高需求区可打造近郊生态产品圈；低供给-高需求区须强化生态修复、引入跨区域生态产品供应链与生态补偿；低供给-低需求区侧重设施补短板。论文结论强调，所构建的“自然资源存量+生态系统服务流量”双维供给与“市场容量+可达性+资源吸引力”需求侧框架，能系统揭示长三角生态资产价值实现的空间瓶颈，为界定优先区与制定因地制宜政策提供可复制方法基础，相关成果发表于《Ecological Indica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