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Communication》：Do good chat groups make good neighbors? Continuity and change of norms in neighbor relations under digital co-pres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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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德国和以色列城市居民的访谈，本研究考察住宅即时通讯群组（instant messaging groups, IMs）（如WhatsApp、Telegram）如何重塑“好邻里”的规范：互惠、距离和直言。借鉴布洛克兰（Blokland）的公共熟悉（publi
基于对德国和以色列城市居民的访谈，本研究考察住宅即时通讯群组（instant messaging groups, IMs）（如WhatsApp、Telegram）如何重塑“好邻里”的规范：互惠、距离和直言。借鉴布洛克兰（Blokland）的公共熟悉（public familiarity）框架以及罗森布鲁姆（Rosenblum）关于邻里规范的理论，研究人员探究数字共在（digital co-presence）如何改变邻里的关系条件，以及这些规范如何在住宅聊天群组中被协商。研究表明，即时通讯群组降低了相互支持的门槛，但通过持续的相互意识引入了张力，这些张力随后通过规范协商得以解决。扩展公共熟悉框架，研究人员识别出一个通过规范协商显现的补充轴：表演性–谨慎（performativity–discretion）。居民在参与和克制之间进行校准，在建筑与聊天群组的双重边界约束内实践“足够好”的邻里关系。研究人员通过展示城市居民如何通过校准可见性实现务实的共存，为数字中介的邻里沟通研究做出贡献。
邻里关系是城市生活中看似平常却充满张力的领域。谚语“好篱笆造就好邻居”或“好邻居造就好篱笆”揭示了邻里生活的核心矛盾：既要“各管各事”，又要“关心邻居”。这种矛盾不仅是实践性的，也是规范性的。然而，尽管邻里关系复杂且普遍，它却长期缺乏充分的理论化。罗森布鲁姆曾指出，公民身份被充分理论化但实践不足，而邻里关系实践充分但理论化不足。其原因是邻里生活本身不断变迁。全球化、城市化和个体化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的居住模式，沟通技术使邻里纽带变得更加象征性、选择性，甚至与地理脱钩。不过，近距离居住者之间的互动实践并未消失，而是适应了新技术条件。即时通讯应用（如WhatsApp、Telegram）日益成为多单元住宅中的标准沟通渠道，形成一种“数字共在”的新环境。本研究在这一背景下考察邻里规范的连续与变迁。
研究借鉴布洛克兰的公共熟悉框架，该框架将城市关系描述为介于匿名与亲密、私人性与公共性之间的情境。同时，研究采用罗森布鲁姆关于“好邻里”的三项核心规范：互惠、距离和直言。互惠指有限但有意义的帮助交换；距离指保护家庭私域和不受干涉的权利；直言指在必要时打破沉默、进行干预或投诉。研究提出两个问题：数字共在如何重塑公共熟悉的关系条件？以及这三项规范如何在数字增强的邻里关系中被实践和协商？
在方法上，研究人员选取以色列和德国作为最大差异案例。两国都是高度城市化的民主国家，即时通讯应用普及率相当，但日常沟通文化模式和住房治理制度不同。以色列沟通风格强调直接性和道德参与（如“杜格里”），而德国沟通风格注重实事求是和情感克制（如“萨克利希凯特”）。研究人员对41位城市公寓居民（以色列23人，德国18人）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参与者通过便利抽样和滚雪球抽样获得，包括租户和业主，其中一些是群组管理员或创始管理员。访谈持续35至90分钟，使用多种语言进行，转录翻译后约400页。分析经历了多阶段编码，结合归纳和演绎方法，并使用麦克卢汉的媒介四元组（增强、过时、再现、逆转）来区分新旧实践。
结果方面，在“数字共在下的关系条件”中发现，聊天群组通过增加可见性提供了额外的社交线索。例如，一位德国居民仅通过头像图片就判断建筑内的氛围并感到安心。群组还降低了联系门槛，使居民感到邻居“不那么遥远”，并产生有限的责任感。但持续可见性也可能变成非正式控制，例如管理员被形容为“建筑的母亲”。研究因此识别出公共熟悉原有二维轴之外的“表演性–谨慎”轴：居民必须不断校准在群组中表现多少、何时克制。
在“互惠”方面，群组使工具性和信息性支持更加显眼、分散且低门槛。居民可以在群组中借糖、借锤子，而无需挨家敲门，这减轻了请求者的心理负担。同步性加速了交换和协调，也有助于危机管理和意见征集。然而，公开的互惠行为可能被解读为炫耀或打扰。例如，德国一位居民讽刺关于小物品交接的繁文缛节。因此，一些居民选择私下回复，以减少对群组空间的干扰。在以色列，互惠规范存在争议，有些群组体现了“吉布什”的集体理想，有些则因“弗雷尔”的个体主义而冲突。
在“距离”方面，群组的持续在场感挑战了原有的“友好距离”规范。一位学生将群组比作走廊：可以随时开门进入，也可以关门保持隐私。但易于进入也意味着易于越界，例如有邻居在群组中发送咀嚼声音的语音消息，被其他居民视为入侵。因此，居民使用沉默、忽略或选择性回复来维持边界。两国居民都避免在群组中讨论政治话题，以保持文明和克制。这种内容上的自我限制是维持邻里距离的重要方式。
在“直言”方面，群组使投诉和干预更容易发起，但更难控制后果。以色列居民倾向于直接、道德化的表达，冲突可能迅速升级。一个例子中，群组因更换管理公司而爆发辱骂和诉讼，之后居民变得措辞谨慎。德国居民则倾向于更正式、克制的投诉，甚至将冲突转移到匿名纸条或打印通知上。即使冲突出现在群组中，人们也会努力控制语气。然而，媒介本身存在缺陷，例如缺乏语气导致误解，使调解难以在线完成。因此，许多居民最终偏好在面对面情境中解决冲突。
在讨论中，研究人员将聊天群组视为“第三空间”，在有限但重复的接触中延伸了“分别共同生活”的动态。群组增强了公共熟悉度和工具性支持，但也带来了评判性和强制性。互惠变得更加分布化和表演性，距离需要更精细的边界管理，直言则因半公开性而更容易升级。比较两国，群组采用方式相似，但沟通风格不同：以色列人更直接，德国人更形式化。这些发现拒绝将数字沟通视为侵蚀或恢复社区的二元观点，而是表明线上渠道增强了某些方面（如工具性帮助），同时将寒暄性交流留在线下。
结论部分，研究人员强调，数字邻里关系下的“足够好”意味着持续校准可见性。公共熟悉框架需要补充“表演性–谨慎”轴。最后，尽管邻里行为并非厚实的公民行动，但它能维持民主所依赖的底线倾向：相互尊重、务实妥协和无强制下的规范遵守。数字邻里并不直接实施民主，但可能有助于维持民主运转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