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资本进口与企业内部技能溢价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Capital Imports and Skill Premium within Firms in China

　　摘要：通过将“边做边学”的机制纳入标准的CES生产框架，本文研究了资本进口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内部的技能溢价。我们发现了两个渠道：资本与技能的互补性以及熟练劳动力的相对生产率的提高。资本进口通过这两个渠道提高了技能溢价，其中资本与技能互补性的规模效应更为显著。然而，这两种渠道的重要性在不同企业和行业中有所差异，并取决于劳动力的技能构成。资本与技能的互补性对劳动者技能水平的影响相对较小，而生产率渠道则具有技能特异性。当生产率提升从高技能劳动者转移到中等技能劳动者时，资本进口仍然通过资本与技能的互补性提高技能溢价，但生产率渠道不再对技能溢价增长做出贡献。研究结果强调了职业培训、工人技能再培训、创新以及研发投入在管理全球资本整合所带来的分配效应中的重要性。

引言：在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经济中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经济趋势：首先是强调引进具有先进技术含量的资本设备，这迅速建立了工业基础并增强了制造业能力；其次是收入分配中明显的技能溢价现象，这一趋势持续上升。这体现在教育回报率从较低水平上升到了超过10%；高技能群体与低技能群体（如大学毕业生和 migrant workers）之间的起始工资差距不断加大；技能密集型产业与非技能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平均工资比率显著提高。此外，影响工资的传统因素（如地理位置、企业所有权类型等）逐渐减弱。“个人技能”越来越成为决定个人收入的关键因素。在这种背景下，学者们广泛探讨了全球化，特别是通过资本进口的国际技术转移，在推动国内技能溢价上升方面是否发挥了重要作用。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难以解释发展中国家资本进口增加与技能溢价上升同时发生的现象。关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和技能溢价的研究为这一经济现象提供了解释。现有研究表明，由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引起的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是技能溢价的主要原因之一（Bound和Johnson, 1992; Bratti和Matteucci, 2005）。Mallick和Sousa（2024）使用美国制造业半个世纪的行业级数据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实证支持，他们发现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与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比率及工资比率显著正相关，尤其是在化学和电子等基于科学的行业中，这种技能偏向性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尤为明显。随着技术进步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技能”的含义也在不断演变。Drydakis（2024）首次提出了“AI资本”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个体相关的AI知识、技能和能力。他的实验研究发现，拥有AI资本的毕业生获得了更多的面试机会和更高的起始工资，尤其是在大型企业中。这表明由最新技术进步带来的新型技能已经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了显著的溢价。全球研发和资本设备的生产主要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Eaton和Kortum, 2001）。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随着发达国家熟练劳动力供应的增加，对与技能互补的机械设备的研究与开发投资显著增长（Acemoglu, 2002）。作为资本体现的技术进步的一种形式，高科技资本产品在制造业中的广泛采用和应用成为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重要机制。为什么先进经济体开发的资本产品能够成为技能偏向性技术的核心载体？Kaus等人（2020）对德国制造业企业的研究提供了企业层面的微观证据。他们发现，企业的无形资本，尤其是研发资本，对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弹性，这种效应在研发强度最高的“顶级”企业中尤为明显。这深刻揭示了进口资本产品中蕴含的高强度研发是这些产品能够补充熟练劳动力并促进接受国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内在原因。南北贸易模型表明，进口含有先进技术的资本产品（Caselli, 2017），如高精度机床、自动化生产线和先进仪器设备，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获取尖端技术的核心渠道（Fan和Li, 2023）。因此，与抑制技能溢价的中间产品进口不同（Wang和Liu, 2025），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产品进口由于其高研发强度和高技术含量，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并成为技能溢价上升的原因之一。Koren和Csillag（2011）使用1994年至2004年匈牙利6%的机器操作员的代表性样本发现，操作进口机械的工人获得了显著的工资溢价。Li等人（2022）的研究发现，资本产品的进口通过引入技能偏向性技术，显著提高了中国的技能溢价。“资本与技能互补性”机制最初由Griliches（1969）提出。Krusell等人（2000）首次将其引入收入分配研究领域，发现1963年至1992年间，“资本与技能互补性”是美国技能溢价的原因之一。此外，Chen（2020）发现，尽管熟练劳动力的供应增加了，但资本深化通过其与时技能的互补性引发了对其更强的需求，最终推高了技能溢价。资本进口通过“资本与技能互补性”机制对技能溢价的影响受到了广泛关注。一些文献研究了资本进口的规模和技术结构对发展中国家技能溢价的影响。总体研究表明，在控制资本进口的规模和技术结构的情况下（Burstein, 2013），资本进口与技能之间的互补性随着资本进口技术含量的增加而增强。Parro（2013）构建了一个包含资本与技能互补性的多国贸易模型，发现贸易成本（技能偏向性贸易）的下降和技术进步通过降低资本产品的价格，使发展中国家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进口资本产品，从而需要更多的熟练劳动力并提高技能溢价。Caselli和Wilson（2004）将资本产品定义为资本设备，并将资本进口分为九个研发强度不同的类别。他们发现各国资本设备进口的技术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基于此，Raveh和Reshef（2016）将资本产品的进口视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增加，并基于国家层面的面板数据研究了资本进口技术结构对技能溢价的影响。他们的研究结论表明，贸易自由化导致研发密集型资本产品的价格下降幅度大于非研发密集型资本产品。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进口结构向研发密集型资本产品转变，使资本结构更符合技能需求，增加了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导致技能溢价上升。Chen和Xue（2024）利用中国的贸易、关税和就业数据探讨了中国加入WTO后资本产品贸易自由化对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多重影响，证实了资本进口（如机械设备）与熟练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效应。然而，上述研究仍有扩展空间。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国家或行业层面，很少有文献记录资本进口在“资本与技能互补性”机制下对企业内部技能溢价的影响。此外，作为这一研究主题的延伸，本研究区分了资本进口的生产率和规模在“资本与技能互补性”中的不同作用。

劳动生产率是决定劳动力需求和工资的核心因素之一（Weiss和Garloff, 2011）。Yasar和Paul（2008）的结论表明，在土耳其，企业计算机和机械设备通过提高熟练劳动力的相对生产力来补充高技能劳动力。Krusell（2000）从理论上指出，熟练劳动力的生产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比率决定了技能溢价，而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是产出规模的功能。Dinopoulos等人（2011）通过将Krugman（1979, 1980）中的恒定价格需求弹性转化为可变价格需求弹性，从理论和实证上表明企业内部的技能溢价取决于产出-技能替代弹性。在产出-技能互补的情况下，行业的技能强度随其产出规模增加而提高；相反，在产出规模增长对行业技能强度没有影响时，则表现为产出-技能中性。资本进口与劳动力的结合增加了生产规模。因此，资本对技能溢价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其与技能的互补性，还取决于资本投入生产所带来的异质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程度。因此，在研究资本进口对技能溢价的影响时，如果仅考虑“资本与技能互补性”机制而忽略资本进口通过异质劳动力生产率提高机制的影响，将对资本进口对技能溢价的影响高估或低估：（1）如果资本进口的增加更倾向于提高非熟练劳动力的生产力，那么资本进口将提高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这与“资本与技能互补性”带来的技能溢价增加相悖，导致仅通过“资本与技能互补性”机制高估了技能溢价；（2）如果进口资本的增加进一步促进了熟练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则会导致仅通过“资本与技能互补性”机制低估技能溢价。由于数据可用性的限制，关于“资本与技能互补性”机制中异质劳动力生产率提高对技能溢价的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将Klump等人（2007）提出的针对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两因素CES生产函数扩展为包含资本、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三因素双层嵌套CES生产函数，并使用标准化供给方方程方法估计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生产力，实际上估计了资本进口带来的“异质劳动力生产率提高”的影响，这有助于准确估计资本进口对技能溢价的实际影响。现有文献为理解资本进口的规模和类型通过“资本与技能互补性”机制对技能溢价的影响提供了宝贵见解。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以明确资本进口的规模和生产率以及资本进口投入生产过程中通过“边做边学”效应产生的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生产率提高对技能溢价的影响。我们从实证上测试了以下几个核心问题：首先，资本产品的进口是否显著提高了企业内部的技能溢价？其次，在不同所有权结构、要素强度和资本进口技术复杂程度的企业中，这种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第三，资本进口的规模和生产率在资本与技能互补性中的各自作用是什么？第四，资本进口对技能溢价的影响主要来自“资本与技能互补性”效应，还是熟练劳动力相对于非熟练劳动力的生产率提高更为关键？本研究有三个主要贡献。首先，它通过整合Krusell（2000）和Dinopoulos等人（2011）的理论，并将“边做边学”机制嵌入经典的CES生产函数框架，发展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这个基于CES的统一模型正式展示了资本进口影响技能溢价的双重机制：一是“资本-技能互补性”的直接机制，二是异质劳动力生产率不平衡增长的间接机制。其次，该研究采用了严格的实证方法。通过使用来自中国的合并海关数据和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者采用了工具变量策略来解决内生性问题，从而提供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有力微观证据，证明资本进口是技能偏向性技术变革的载体。通过将Klump等人（2007年）提出的包含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力的两因素CES生产函数扩展为包含资本进口、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三因素双层嵌套CES生产函数，研究者采用规范化的供给侧方法来衡量资本进口以及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力的生产率。第三，研究结果提供了新颖且具有政策意义的见解。一些异质性与传统预期相悖，例如某些机制在国有企业或高技术进口商中并不显著，这反映了中国的制度背景，并突显了更深层次的全球整合如何影响工资不平等。

### 理论模型
在研究技能溢价时，常用的分析工具之一是CES生产函数。基于Krusell（2000）的研究，单个企业的产出X可以表示为一个包含三个因素的两层嵌套CES生产函数：资本、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
$$ X = \left(\hat{\theta}_3(\mathbf{L}_u(\mathbf{Z}_u)^\mathbb{R} + (1-\hat{\theta})[\hat{\theta}_2(\mathbf{K}_u(\mathbf{Z}_u)^\mathbb{R} + (1-\hat{\theta})(\mathbf{L}_s(\mathbf{Z}_s)^\mathbb{R}]\right)^\mathbb{R} \right), \quad \hat{\theta}_3 < 1, \quad \hat{\theta}_2 < 1 $$
（公式1中假设所有用于生产的资本货物都是进口的。）

### 企业内部的技能溢价
借鉴Chen等人（2017）和Xie等人（2022）的研究，技能溢价通过企业内部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工资比率来衡量：
$$ \frac{\overline{W}_i^t}{\overline{W}_u^t} = \frac{W_{si}^t}{W_{ui}^t}, $$
其中 $\overline{W}_i^t$ 和 $\overline{W}_u^t$ 分别代表企业i在年份t的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平均工资。企业的平均工资为：
$$ \overline{W}_i^t = \frac{\sum_{j=1}^{N_i} W_{sj}^t \cdot \hat{\theta}_j + \sum_{j=1}^{N_i} W_{uj}^t \cdot \hat{1-\theta}_j}{N_i}, $$
$\hat{\theta}_k = \frac{W_{sj}^t}{W_{uj}^t}$ 表示企业内部熟练劳动力的比例。

### 实证模型
基于公式（11），建立了计量经济学模型（23），以探究资本进口通过对“资本-技能互补性”和熟练与非熟练工人相对生产率提升的共同作用来影响技能溢价：
$$ \ln(W_{si}^t) = \beta_0 + \beta_1 \ln(K_{ki}^t) + \beta_2 \ln(P_{ki}^t) + \beta_3 \ln(\alpha_{si}) \cdot \ln(W_{si}^t) + \beta_4 \ln(K_{si} \cdot K_{ui}) + \beta_5 \alpha_i + \varepsilon_i, $$
（公式23中下标$i$代表企业，$t$代表年份。）

### 基线回归结果
基线回归的结果见表4。现有文献研究了资本进口通过“资本-技能互补性”机制对技能溢价的影响。一些研究强调了资本进口的规模（Burstein, 2013; Raveh和Reshef, 2016），而另一些研究则关注资本进口的“质量”和“数量”双重效应（Caselli和Wilson, 2004）。为了与现有文献的结论进行比较，表4的第（1）、（2）和（3）列展示了相关结果。

### 结论与政策含义
作为国际技术扩散的主要渠道之一，资本进口在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资本进口与先进技术的结合不仅有效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还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成为影响国内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

### 未引用的参考文献
Song和Zheng, 2022; Mallick和Sousa, 2017

### 作者贡献声明
Mingrong Wang：写作——审稿与编辑、撰写初稿、监督、资源协调、项目管理、方法论制定、资金筹集、正式分析、概念构建。
Meng Ding：写作——审稿与编辑、撰写初稿、数据可视化、验证、软件使用、调查、数据整理。

**作者：Mingrong Wang & Meng Ding**
**广州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