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高等教育政策的协调以及企业核心业务的发展：来自中国“双一流”建设计划的实证研究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Central-local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alignment and firm core business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China's double first-class initiative

　　摘要
教育政策如何通过垂直的政府层级传递，对地区的人力资本供应起着核心作用，但这一制度渠道在企业战略文献中却鲜有关注。本文探讨了高等教育政策中的中央与地方一致性是否会对企业核心业务发展产生因果影响。以中国的“双一流”计划为准自然实验，我们构建了一个基于文本的政策一致性指数，根据改革前的协调能力将省份划分为高一致性和低一致性两组，并对中国的A股上市公司进行了差异-in-differences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改革前具有较高一致性的省份的企业在改革后的核心业务表现提升显著更为明显，且这一发现经一系列有效性测试和替代规格检验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显示，这种效应在具有更强人力与人工智能协同效应及更大消化能力的企家中更为突出，表明这些企业层面的能力决定了改革转化为核心业务绩效的效率。这一效应在国有企业以及精英大学较少的省份中更为显著，这与政策敏感性和边际回报逻辑相符。这些发现揭示了高等教育中的垂直政策协调是企业从核心业务中获取利润和运营回报的制度性决定因素，为政府间协调和政策效果的更广泛讨论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

引言
长期以来，企业核心业务的绩效一直备受中国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许多上市公司将大量资源投向房地产、金融投资和新兴产业，而这些领域与它们的现有技术能力联系较弱，导致其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受限。企业多元化的驱动因素一直是企业战略和企业金融研究的核心议题（Schommer等人，2019年）。政治激励和制度扭曲可能导致中国企业进行低效的多元化（Wang和Luo，2019年），而在产权保护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征收风险也迫使私营企业采取多元化作为自我保险机制（Du等人，2015年）。这些解释阐明了企业治理和产权制度如何塑造企业战略行为，但一个尚未充分解决的问题是：为何在不同地区的企业在相同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监管框架下，其核心业务的盈利能力和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这种空间异质性表明，在微观层面上，某些区域层面的制度因素系统性地影响着资源分配的方向。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区域差异并非简单的差距，全国性改革难以立即消除，而是反映了区域制度能力的深层差异，这些能力决定了各地区将中央推动的改革转化为当地经济成果的效果。

因此，有必要探讨现有文献如何解释企业如何在不同核心业务和外围业务之间分配资源。多元化折价假说认为，无关的多元化会导致内部资本市场中的跨部门补贴扭曲，因为受扩张动机驱动的管理者会将资源从高效率部门转移到低效率部门（Custodio，2014年；Hund等人，2010年）；而企业重新聚焦的极高交易成本使得低效的多元化结构难以逆转（Anjos，2010年）。长期来看，技术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削弱了多元化经营的可行性（Anjos和Fracassi，2018年）。即便在相关多元化情况下，核心业务对附属部门的资源挤出效应也可能侵蚀整体生产力（Kumar，2013年）。然而，多元化也有积极的一面：在企业面临高度信息不对称时，多元化可以通过构建内部信息市场带来搜寻优势（Kim等人，2013年）。广泛而深入的技术知识基础共同提升了跨领域创新效率（Miller，2006年）。内部劳动力市场的重新配置功能使多元化企业具备更大的人力资本部署灵活性（Tate和Yang，2015年），在融资紧张时期，多元化结构甚至可以产生正面价值效应（Kuppuswamy和Villalonga，2016年）。尽管如此，多业务企业在跨部门资源重新配置方面的惯性（Lindlbauer等人，2025年）及其在研发活动上的过度投资倾向（Ahuja和Novelli，2017年）表明，外部制度条件可能影响企业能否从核心业务中持续获得回报。关于企业治理和产权制度的文献主要关注产权保护、政治联系和市场竞争强度，而对与企业长期能力积累密切相关的区域高等教育政策环境关注较少。

高等教育系统的运营效率直接决定了地区人力资本供应的结构和质量。中国1999年开始的大规模高等教育扩招彻底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技能构成。高技能劳动力的大量涌入显著提高了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总要素生产率和技术采用效率（Che和Zhang，2018年），促进了企业层面的专利产出和创新质量（Kong等人，2022年），并重塑了不同技能群体间的互补结构和工资溢价模式（Feng和Xia，2022年；Li等人，2017年）。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系统已超越了传统的人才培养职能，逐渐成为国家产业政策工具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Durazzi等人，2025年）。教育政策与创新政策的协同效应可通过将稀缺人才引入高价值研发活动来推动经济增长（Akcigit等人，2025年）。企业能否提升核心业务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持续获得与主营业务技术发展相匹配的专业人才。从动态能力角度来看，相关多元化的范围受到企业知识基础深度和人力资本分配能力的限制（D?ving和Gooderham，2008年），研发人员密集度与相关多元化之间存在持续的动态反馈关系（Alonso-Borrego和Forcadell，2010年）。如果区域环境无法将高等教育政策转化为专业人力资本，就会限制企业保持技术竞争力所需的知识投入，削弱其核心业务的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然而，一个地区能否实现这种转化取决于将中央政策意图与地方实施联系起来的制度基础设施。

高等教育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不仅取决于政策本身的设计质量，还取决于政策意图在垂直政府层级中的传递效率。中国高等教育治理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中央层面的规划通常瞄准国家人才储备和科学竞争力，强调前瞻性的学科结构以及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对接，而执行中央政策的地方政府则面临多重制约，包括地方财政能力、官员晋升激励、短期经济增长压力以及现有地方高校间的路径依赖性（Yang和Wang，2020年）。因此，一个省份的高等教育政策与中央导向的契合程度不应简单地理解为某一时间点的静态一致性，而应是省级教育治理与中央指示长期协调的累积结果。多年来保持密切协调的省份积累了将中央政策信号转化为地方实施所需的行政惯例、人员熟悉度和学科规划能力，而长期偏离实施目标的省份则积累了制度惯性，导致短期内实现一致性的成本增加（Han，2020年）。这一观点与研究表明政府间转移通过接收方的治理能力和制度协调实现相符（Ding等人，2020年；Kaye-Essien，2025年；Litschig和Morrison，2013年；Liu和Song，2022年）。在这种解释下，中央与地方政策的契合代表了一种在高等教育治理中积累的特定领域政策转化能力，而非短期政策结果。虽然这种能力可能与更广泛的区域制度质量相关，但它的概念范围较为狭窄，因为它关注的是将中央高等教育优先事项转化为省级政策安排的过程。这一概念化对企业体验全国性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式具有直接意义。当中央发起的改革为地区人力资本和学科结构的升级创造新的制度机会时，具有较强协调能力的省份能更快地将这些机会转化为实际的人才供应变化，而协调能力较弱的省份则必须先进行昂贵的制度调整才能实现转化。因此，全国性改革的好处并非按地区的改进空间分配，而是按其吸收和转化改革诱导的制度投入的现有能力分配。

为了确定中央与地方政策一致性对企业核心业务发展的因果效应，本文以2015年10月启动的“双一流”计划为准自然实验。该计划是一项中央发起的改革，要求每个省份制定配套计划，调整学科布局，并使其高等教育路径符合国家战略重点。尽管该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原则上每个省份都获得了相同的制度机会，但将这些机会转化为实际地区人力资本供应变化的能力因省份的协调历史而异。基于2010年至2023年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和根据中央与地方高等教育政策文本的语义相似性构建的政策一致性指数，本文将省份划分为高一致性和低一致性两组，并通过差异-in-differences模型比较了两组企业在改革后的核心业务发展变化。实证结果表明，在“双一流”计划实施后，改革前具有较高一致性的省份的企业在核心业务绩效上提升显著更为明显，且这一差异效应在一系列安慰剂测试、不同的时间假设和不同的一致性指数测量方法下依然稳健。机制分析指出，两种企业层面的能力调节了效应的强度：改革前具较高一致性的省份更能有效将改革转化为符合企业技术路径的高素质人才供应，增强了内部人力资本与智能技术之间的协同效应（Babina等人，2024年；Raisch和Krakowski，2021年），同时提升了企业识别、吸收和转化外部知识的能力（Lane等人，2006年；Volberda等人，2010年），从而降低了深化核心业务运营的知识获取成本。这些能力的放大作用与先前研究一致，即消化能力能调节外部技术机会向内部创新成果的转化（Kostopoulos等人，2011年；Rothaermel和Alexandre，2009年）。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它将垂直政府间的政策一致性引入对企业核心业务绩效的分析，建立了教育治理结构与企业主要经营活动产生的回报之间的联系，扩展了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范围；其次，通过将中央与地方一致性视为一种累积的制度能力而非短期政策结果，本文解释了为何全国性高等教育改革能产生跨地区的差异化结果，以及为何具有较强协调能力的省份能获得不成比例的改革红利。第三，本文通过将“双一流”倡议视为一种外生制度冲击，并结合差异中的差异（difference-in-differences）设计与企业层面的能力分析，为有关政策协调和政策效果的研究提供了企业层面的增量证据。这些证据有助于理解在具有复杂垂直治理层级的大型国家中，政策效果在微观层面的传递机制。

### 理论分析与假设
企业的核心业务盈利能力取决于有限的管理资源、资本和人力资源是否能够在其主要业务中转化为可持续的回报。将资源分配给某一活动必然会放弃其他领域的潜在回报（Levinthal和Wu，2010），但本研究关注的不是企业业务组合的广度，而是核心经营活动相对于企业资产基础所产生的回报。

### 样本与数据
本文使用了2010年至2023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企业层面的财务和治理数据来源于中国股票市场和会计研究（CSMAR）数据库。中央与地方高等教育政策协调指数是通过分析PKULaw数据库中收集的政策文件构建的，该指数在省-年份层面进行衡量，并通过每家企业的注册省份与企业面板数据合并。

### 描述性统计
表1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汇总统计信息。因变量Cperf的平均值为0.041，标准差为0.062，表明各企业的核心业务绩效存在显著差异。DID变量的平均值为0.404，表明约有40%的观测值属于改革后的处理组。政策协调指数sim_tfidf的平均值为0.267，其范围介于0.030到0.644之间，显示出各省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 机制分析
理论框架确定了两种影响改革对核心业务发展影响程度的企业层面能力：人机协同（human-AI synergy）和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本节通过交互项（interaction-term）模型检验这两种能力的调节作用，并通过补充回归将改革与每种能力联系起来，作为辅助证据而非正式的中介作用测试。

在解释这些结果之前，需要注意数据可用性的限制。

### 异质性分析
基准结果显示，在政策协调度高的省份，双一流改革总体上促进了企业的核心业务发展。本节探讨了这种效应是否因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或组织特征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 结论
企业从其核心业务中获得的盈利能力和经营回报不仅取决于内部治理和市场竞争力，还取决于塑造互补因素供应的制度环境质量。本文研究了一个这样的制度因素——中央与地方政府在高等教育政策上的协调性，并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来检验其对核心业务发展的因果效应。

### 作者贡献声明
窦豆（Doudou Ren）：写作 - 审稿与编辑、撰写初稿、数据可视化、验证、项目管理工作、正式分析、概念构建。
朱思远（Siyuan Zhu）：写作 - 审稿与编辑、撰写初稿、验证、方法论设计。

### 作者信息
窦豆（Doudou Ren）：中国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兰州，730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