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真正的共同生产：实现公正且可持续的农业食物系统转型

《Outlook on Agriculture》：Toward genuine co-production for just and sustainable agri-food system transformation

　　

摘要

共同生产已成为农业研究促进发展（Agricultural Research for Development, AR4D）领域的主导范式，反映出日益增长的期望，即农业创新应与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实践者和当地社区协作开发。尽管共同生产被广泛推广为提升研究的相关性、合法性、自主性和采纳率的手段，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它往往未能实现其变革性雄心。在实践中，共同生产常常再现现有的权力不对称，赋予主导性知识体系特权，并且未能为边缘化群体产生公平的结果。研究人员认为，造成这一差距的一个原因是正义考量在共同生产的概念化与实践中的整合有限。研究人员主张，不应仅通过程序性指标（如利益相关者参与或参与活动数量）来评估共同生产，其成功与否应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重新分配决策权力、承认多元知识体系，并促进更公平的结果。若缺乏这一基础，共同生产便有沦为缺乏合法性的外部操作的风险。基于文献综述和研究人员自身在农业食物系统中的经验性案例，研究人员识别出制约真正共同生产的常见制度性与结构性障碍，包括项目化资金、技术官僚治理、认识论主导和不平等的利益分配。随后，研究人员提出了将正义嵌入共同生产全过程的原则与赋能条件，并讨论了对研究人员、实践者、资助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启示。通过连接共同生产与公正转型两方面的文献，本文主张正义不应被视为附加考量，而应作为共同生产设计、评估和理解的核心标准，唯有如此，共同生产才能切实促进可持续且公平的农业食物系统转型。

**迈向真正的共同生产：实现公正且可持续的农业食物系统转型——论文解读**

**研究背景与问题**

在全球农业研究促进发展（Agricultural Research for Development, AR4D）领域，共同生产（co-production）已从一种参与式方法演变为主导性范式。其核心理念在于，农业创新不应由科学家单方面开发并向下游推广，而应与国家研究人员、政府、私营部门以及（土著）当地社区共同开发、测试和推广（Klerkx et al., 2012; Schut et al., 2016）。与此同时，国际政策框架日益强调变革应同时实现可持续性与公平性（FAO, 2026; IPBES, 2024）。共同生产被认为能够回应多样化需求、增进自主性与合法性（Cheng et al., 2022）、重新分配权力（Refstie and Millstein, 2019）并促进参与（Falco and Kleinhans, 2018），与负责任创新的原则相一致（Stilgoe et al., 2013）。

然而，悖论依然存在：共同生产的语言常被援引却未落实于实践，往往沦为包容性的表面装饰，而非知识价值和决策方式的真正转变。大量证据表明，共同生产在实践中常常未能实现其变革性目标——它可能对现有权力不对称毫无影响，甚至使其再生产，赋予主导性知识体系特权，却未能为边缘化群体带来有意义的变化（Avelino, 2017; Williams et al., 2020）。对非洲农业多利益相关方平台的回顾发现，虽然存在产量提高、收入增加等地方性收益，但整体效果参差不齐，尤其在规模化推广、对捐助资金的过度依赖以及失败案例报告不足等方面存在问题（van Ewijk and Ros-Tonen, 2021）。Gerlak等人（2023）的全球综述同样强调了权力失衡、制度僵化、资源稀缺等经常抑制协作过程的慢性障碍。

现有研究指出，共同生产与正义维度之间缺乏明确联系是其失败的关键原因之一。公正转型（just transitions）文献强调，通向可持续性的路径本身也必须是公平的、包容的，并关注现有和正在出现的不平等（Grin et al., 2010; McCauley et al., 2024）。然而，AR4D实践中的共同生产往往以参与人数、活动数量等表面指标来评估，未深入追问：谁定义问题？谁控制资源？谁的知识算数？谁从中受益？谁承担代价（McGuire et al., 2025）？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本文旨在探讨一个核心问题：将共同生产锚定在正义原则上，是否真的能在农业食物系统中产生变革性变化？还是说，它在实践中仍然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理想？

**研究内容与主要论点**

本文通过文献综述和作者团队自身的案例经验，运用程序正义（procedural justice）、认知正义（recognitional justice）和分配正义（distributional justice）三个维度，考察共同生产在AR4D中的潜力与局限。研究提出两个核心问题：（1）为什么AR4D中所谓的共同生产常常未能对处于农业食物系统研究核心地位的社区产生公平结果？（2）AR4D实践如何重构才能在农村食物系统中真正实现公正转型？

文章核心论点是：正义不应被视为共同生产的附加考量，而应作为其设计、评估和理解的核心标准。研究人员认为，正是通过程序正义、认知正义和分配正义三者的循环整合，才能实现“真正的共同生产”（genuine co-production）。具体而言，知识只有在决策权力被共享、非主导性知识体系被视为合法输入时才能被共同生产；分配正义更多是共同生产的结果而非前提。

**主要技术方法**

该研究并非系统性综述或实证分析，而是基于文献综述和作者团队在农业食物系统中的说明性案例经验。案例来源包括：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Nonglom湿地社区主导的共同设计项目（Mam, 2024）、津巴布韦Mbire地区的社区长老对话（Community Dialogues of Elders, CDE）机制（BioHub TRUST and Chimonyo, 2024）、印度Wayanad地区的参与式水稻种子生产项目（Bhatt et al., 2023），以及纳米比亚牧区社区适应性战略共同生产实践（Menestrey Schwieger, 2026）。研究通过分析案例中正义维度的实现程度与障碍，结合文献综合提出建议。

**研究结果**

*共同生产的承诺与悖论*

通过文献分析，研究发现共同生产虽被广泛倡导，但常常出现“语言被援引而无实践”的悖论。参与虽是共同生产的核心原则，但仅靠参与不足以实现变革性转变。对非洲农业多利益相关方平台的回顾和Gerlak等人（2023）的全球综述均表明，权力失衡、制度僵化、资源稀缺等障碍持续抑制协作过程。共同生产在实践中往往无法改变甚至再生产现有的权力不对称，尤其缺乏与正义维度的明确连接。

*AR4D中共同生产与公正转型的语境化*

文献梳理表明，共同生产概念本身存在模糊性，被用作多种“co”词（如co-creation、co-design、co-delivery、co-ownership等）的总括概念（Nehring et al., 2024），Williams等人（2020）称之为“cobiquity”现象。Durose等人（2022）认为共同生产已沦为“没有形容词的概念”。在Lee等人（2014）综述的299项研究中，157项援引了共同生产语言却未对其进行定义。公正转型概念则源自能源与气候转型领域，强调转型的政治性以及风险、收益和机会的不均匀分配。本文基于文献识别出三个常见正义维度：程序正义（关注决策中的公平参与和真正影响力）、认知正义（关注谁的知识、身份和生活经验被承认为合法）和分配正义（关注收益和风险的公平分配）。研究人员提出，真正的共同生产取决于程序正义和认知正义的先行确立，分配正义则是其结果。

*在AR4D中嵌入正义与共同生产的制约因素*

通过案例与文献结合分析，研究识别出五大制约因素：（1）基于项目的AR4D结构导致议程、资源和最终决策由研究人员和捐助者优先事项自上而下控制，如UN Food Systems Summit中强大联盟可以压制民间社会组织的声音（Duncan and Claeys, 2018）；（2）科学知识在AR4D实践中保持认识论主导地位，地方或本土知识虽被承认但很少在定义问题或解决方案时获得同等权重，小农和土著社区几百年积累的地方农业知识常被轻视（Orlove et al., 2023），限制了认知正义；（3）短期资金周期和量化指标压力制约了共同生产公正转型所需的缓慢关系型研究，造成对程序正义和认知正义投资的结构性偏见（Ewell et al., 2026）；（4）即使共同生产过程包含广泛行动者，收益分配仍可能不平等，如耐旱种子品种可能更容易被条件较好的农民采纳，边缘化群体面临获取障碍（McGuire et al., 2024a, 2024b）；（5）并非所有行动者都有平等能力参与共同生产过程，女性、青年和边缘化群体可能因流动性、识字率或社会规范面临额外限制（Nchanji et al., 2025），Kaljonen等人（2024）将此识别为正义的第四维度——“能力正义”。

*走向正义导向的共同生产：案例与建议*

研究通过案例展示正义导向共同生产的实现条件。老挝Nonglom湿地案例表明，程序正义可通过创建透明包容的决策结构来实现：一个由约二十名本地认可行动者组成的核心团队主导共同设计，通过共识而非简单多数做出决策，并定期回顾前期讨论让受生计活动限制的参与者也能影响不断演变的决策。社区最终集体否决了地区政府提出的私人旅游投资提议，坚持社区主导的管理方案，引入缓冲区、禁捕保护区等措施，体现了持续的本地所有权和分配正义前景。津巴布韦Mbire地区的社区长老对话机制将土著知识体系（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s, IKS）置于农业生态转型的中心，通过制度化地与长老、精神领袖和当地权力机构接触，挑战了自上而下的范式，体现了认知正义。印度Wayanad地区的参与式水稻种子生产项目则通过记录低收入农户的传统知识和实践，以年度种子节、培训项目和质量控制等方式，使参与村庄在十年内从5个增加到30个，更多边缘化农户从社区种子交换中受益，体现了分配正义——但这一成就也以认知正义为前提。

相反，纳米比亚的案例展示了结构性约束如何制约正义目标的实现：尽管通过研讨会共同制定了四个社区驱动项目，但严格的资金要求、土地使用法规和复杂的法律程序构成了重大实施障碍，许多利益相关者受制于自身参与创建的制度和政策框架，社区项目能否实现仍不确定。这一案例说明，仅仅召集多样化行动者并不足够——需要权力和资源拥有者积极减少障碍，调整政策计划以支持现有解决方案，并通过针对性策略解决文盲等深层结构性挑战。

基于文献与案例分析，文章为四类行动者提出了具体建议：AR4D研究人员应投入时间建立信任关系，公开说明自身价值观和假设，分析权力动态，采用交叉性视角，并利用QoR4D、Scaling Scan、GenderUp等已有工具将公平考量纳入研究和规模化战略设计；资助者应针对自身权力进行反思性能力建设，将长期参与、关系建立、信任形成和迭代问题重新定义作为研究项目的合理成本纳入预算，支持“系统指标”（Ewell et al., 2026, p. 10），并要求报告不同社会群体的代表性、收益分配以及结果之间的相互关系；实践者应优先采用真正的共同生产，让最终用户的需求和愿望真正驱动研究，而非表面参与，将正义维度整合到项目周期中，把监测和调整作为持续性工作；政策制定者应拆除延续不公正的框架，代之以积极赋能公正转型的新灵活框架，政策开发应经历协作共同设计过程，纳入农村社区、农民、土著人民以及贸易商、加工者和消费者等系统内其他行动者，并确保政策连贯性，协调推进劳动法、土地权属和气候政策等多领域改革（Abram et al., 2022）。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强调，共同生产不应被视为万能药或普适解决方案，其适用性取决于具体情境，并存在于从咨询到协作再到共同决策的连续谱系中。即使在名义上的参与式方法中，结构性约束仍可能无法支持正义目标的实现。不确定性不可避免，成功的过程应接受不确定性并建立反思、调整和学习的机制，跳过这些步骤的过程可能滑入象征主义，危及合作伙伴的信任和问责（Redman et al., 2021）。这需要从将参与视为目的本身转向强调其在实现公平和变革性结果中的作用。

研究结论部分指出，“共同生产”被期望导向更可持续、更公平、更包容的结果，并对那些历史上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的人的需求做出回应。然而，若不嵌入正义原则，它可能仍然是一个被口头承诺而非真正应用的概念，并且可能无意中强化不平等。当缺乏持续的反思性、对权力的关注和明确的正义承诺时，共同生产可能沦为一种程序性标签，使参与合法化，同时使知识、权威和利益分配的现有等级体系基本保持不变。因此，在正义条件未得到满足的情境中，共同生产的有效性可能受限。公正转型文献为重新思考农业食物系统中共同生产的目的与实践提供了必要的分析基础。程序正义、认知正义和分配正义提供了一个框架，不仅追问是否纳入了多样化的行动者，还追问他们是否拥有有意义的实际影响力、其知识和生活现实是否被重视、研究创新的结果是否被公平分享。这使共同生产的评估从表面的参与指标转向其重塑权力关系、挑战认识论主导地位、促进更公平和可持续转型的能力。将正义嵌入共同生产还需要面对当前制约AR4D实践的制度条件，这要求研究人员、资助者、实践者和政策制定者共同改变共同生产得以发生的激励机制、资源和治理结构。归根结底，无论是共同生产还是公正转型，都不应被视为普遍解决方案或终点状态。它们的价值在于是否能让受农业食物系统变革影响最深的人塑造影响其生活的愿景、决策和路径。通过正义视角的重新框架，共同生产可以超越参与式方法，成为通向农业食物系统公正转型的路径——前提是所有行动者都愿意分享权力、承认多元知识体系，并对转型所带来的利益与负担的分配保持问责。该研究发表在《Outlook on Agri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