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ge Open Nursing》：Persistent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Shifting Subjective Burden Among Hospital Nursing Professional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 Repeated Cross-Section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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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引言：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给护理专业人员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和身体负担，尤其是在亚洲地区，焦虑、抑郁和倦怠现象普遍存在。在日本，病耻感可能加剧心理困扰，这凸显了评估症状和主观工作负荷的必要性。然而，大多数研究仅在单一时间点开展，无法
摘要
引言：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给护理专业人员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和身体负担，尤其是在亚洲地区，焦虑、抑郁和倦怠现象普遍存在。在日本，病耻感可能加剧心理困扰，这凸显了评估症状和主观工作负荷的必要性。然而，大多数研究仅在单一时间点开展，无法展示这些负担如何随感染率、政策和疫苗接种状况的变化而改变。
目的：比较日本医院护理专业人员在COVID-19疫情期间三个独立样本中的心理困扰和主观工作相关负担。
方法：在疫情三个阶段开展重复横断面调查，每个阶段使用独立样本：2020年12月（疫苗接种前）、2022年7月（第七波感染高峰）和2023年11月（重新分类后）。在日本某县的138家医院进行了基于网络的问卷调查。心理困扰采用K6量表测量，主观精神和身体负担各使用一个原始条目评估。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效应量（η2）和Steel–Dwass事后比较检验各波次之间的差异。
结果：共分析4,194名参与者。心理困扰和主观负担在各波次间存在显著差异，但效应量较小（η2 = .008–.012）。2022年7月的K6平均分显著高于2020年12月和2023年11月。心理困扰（K6 ≥ 5）的比例范围为59.3%至67.9%，严重困扰（K6 ≥ 13）的比例为14.1%至23.9%。精神负担在2020年12月最高，2023年11月最低；身体负担则呈现相反趋势。2020年，有COVID-19照护经验的参与者报告的心理困扰更高，但2022年和2023年未观察到这种差异。
结论：在急性危机之外，持续的心理支持对护理专业人员仍然至关重要。针对性干预措施应同时关注精神压力和累积性身体疲劳，以增强队伍韧性。
**论文解读：日本医院护理专业人员新冠疫情期间的心理困扰与主观负担——一项重复横断面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给全球医护人员，尤其是护理专业人员带来了持续且不断变化的心理和身体负担。护理工作具有连续性、不可延迟性和不可远程执行的特点，并且在疫情应对中，护士通常负责执行而非制定感染控制政策，这使得他们承受着独特的职业压力。日本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护士的情绪耗竭水平高于其他国家的同行。此外，日本社会围绕COVID-19存在的病耻感以及特定的求助文化规范，可能进一步加剧了护理人员的心理困扰。
然而，现有研究存在两个主要局限：其一，多数研究仅测量心理困扰这一症状结局，较少捕捉护士对疫情导致的精神和身体工作量增加的主观感知；其二，大部分研究采用单一时间点的横断面设计，无法反映随感染率波动、政策调整和疫苗接种进展而变化的需求-压力动态过程。因此，研究者开展了一项重复横断面研究，旨在比较日本某县医院护理专业人员在疫情三个关键阶段的心理困扰和主观工作负担，并检验研究假设：心理困扰和主观负担在三个疫情阶段存在差异，且在2022年7月第七波感染高峰期间困扰最高；直接参与COVID-19照护经历与心理困扰的关联在疫情早期显著，而在后期因感染控制措施标准化而减弱。
**二、研究设计与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重复横断面设计，于三个时间点（2020年12月、2022年7月、2023年11月）在位于日本宫城县的138家医院（依据《医疗法》定义的20张及以上床位机构）开展基于网络的匿名问卷调查。三个时间点分别对应日本疫情的关键阶段：疫苗接种前的第三波疫情、第七波感染高峰、以及2023年5月将COVID-19重新分类为第五类传染病之后的阶段。调查邀请按各医院床位数的20%发放，每波5,190份，预期应答率约20%。样本量经G*Power 3.1计算，三组单因素方差分析所需最小样本量为969。研究对象为在职注册护士、准护士、助产士和公共卫生护士。心理困扰采用K6量表（Kessler等，2002）测量，该量表已在日本验证有效性（Furukawa等，2008）；主观精神负担和身体负担各使用一个改编自Mo等（2020）的原始单一条目评估，回顾期为调查前约三个月。统计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单因素方差分析（效应量报告η2）、Steel–Dwass事后检验、卡方检验、Wilcoxon秩和检验以及一般线性模型敏感性分析。
**三、研究结果**
**参与者人口学特征**
共分析4,194名参与者：2020年12月1,331人（应答率25.6%），2022年7月1,505人（应答率29.0%），2023年11月1,358人（应答率26.2%）。平均年龄39.0至40.5岁，平均护理经验16.1至17.5年，女性占92.8%–93.8%，注册护士占88.1%–92.9%。有COVID-19照护经验的比例从2020年的16.1%升至2023年的89.8%。
**各调查波次的心理困扰**
三个波次的心理困扰（K6评分）、主观精神负担和身体负担均存在显著差异（均p < .001），但效应量较小（η2 = .008–.012）。2022年7月的K6平均分（8.2）显著高于2020年12月（6.7）和2023年11月（7.1）。心理困扰（K6 ≥ 5）比例在2020年为60.4%，2022年为67.9%，2023年为59.3%；严重心理困扰（K6 ≥ 13）比例分别为14.1%、23.9%和19.6%，均存在显著差异。调整年龄和护理经验后的敏感性分析确认，调查时间点仍是K6评分的显著预测因子（p < .001），但模型校正R2仅为1.3%。
**各调查波次的主观负担**
主观精神负担在2020年最高（2.79），2023年最低（2.55）；主观身体负担呈相反趋势（2020年2.40，2022年2.52，2023年2.63）。两项负担指标均在波次间存在显著差异，所有Steel–Dwass两两比较均显著。
**心理困扰与COVID-19照护经历的关系**
2020年，有COVID-19照护经历者K6评分显著高于无经历者（7.6对6.5，p = .006）；2022年（8.3对8.2，p = .467）和2023年（7.3对6.2，p = .078）无显著差异。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发现，护理专业人员心理困扰在疫情各阶段持续处于高水平，即便在COVID-19被重新分类约六个月后仍未降至疫情前水平。2022年7月的困扰高峰与第七波感染激增、大量护士因隔离缺勤导致在岗人员负荷加重的情况相符。到2023年11月，心理困扰虽有所下降但仍偏高，主观身体负担反而在后期更高，提示主导性工作要求从早期对未知病毒的恐惧这一心理威胁，转变为长期累积的体力消耗，符合工作要求-资源（JD-R）模型的解释。
2020年有COVID-19照护经历者困扰更高而后期差异消失，反映疫情初期高风险暴露集中在少数指定前线护士，而随着感染控制措施标准化和人员在各科室间重新调配，工作要求逐渐扩散至整个护理队伍。这一模式与护理工作可调配性特点相一致。
研究结论：日本某县医院护理专业人员在COVID-19疫情期间表现出持续的高水平心理困扰。主观精神负担在后期较低而主观身体负担较高，反映主导性工作要求从急性心理压力转向持续性身体疲劳。早期存在直接照护经历者的困扰差异在后期消失，提示疫情相关要求随危机持续而广泛分布于整个队伍。这些发现强调了在感染高峰和恢复阶段为护理专业人员提供持续心理健康支持、同时监测心理困扰和主观负担的重要性。由于各波次使用独立样本，研究描述的是群体层面估计值差异而非个体内变化。
该研究发表于《Sage Open Nurs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