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Pacific Rim Psychology》：Differences in Causal Attributions and Emotional Responses Across Income and Wealth 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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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关于个体如何解释贫困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与不同的情绪反应相关联。将贫困归因于弱势群体自身特征（如懒惰或缺乏努力）的因果归因，往往引发针对他们的负面情绪；而指向个体控制之外因素的归因，则与积极情感相关。然而，关于个体如何解释经济不平等的研究则少得多——与贫
摘要
关于个体如何解释贫困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与不同的情绪反应相关联。将贫困归因于弱势群体自身特征（如懒惰或缺乏努力）的因果归因，往往引发针对他们的负面情绪；而指向个体控制之外因素的归因，则与积极情感相关。然而，关于个体如何解释经济不平等的研究则少得多——与贫困不同，经济不平等本质上捕捉的是优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关系体系。为弥补这一空白，本研究追求两个相互关联的目标。第一，探究人们对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的归因及其情绪关联。第二，考察当经济差异被表征为收入不平等或财富不平等、富人或穷人、纳税者或社会福利受益者时，是否会出现不同的情绪反应。基于在英国（N = 3,002）、法国（N = 3,012）和瑞典（N = 3,000）收集的具有代表性的原始在线调查数据，研究人员表明，在三个国家中，政府均被认定为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的首要原因。与此同时，富裕个体更常被认定为财富不平等的责任方，而私营企业则更频繁地被归咎为收入不平等的原因。此外，不同的因果归因与不同的情绪反应相关联：将经济不平等归因于弱势个体与较低水平的悲伤、道德义愤、愤怒和挫败感相关。最后，对经济差异的情绪反应被证明是多目标且多价的，揭示了收入不平等与财富不平等之间的差异，以及与经济上处于优势和弱势群体相关的情绪反应之间的鲜明对比。总之，这些发现为人们如何解释不同表现形式的经济不平等并对其作出情绪反应提供了更细致的理解。
论文解读：经济不平等的因果归因与情绪反应——一项跨国民众调查的整合性分析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经济不平等不仅关乎物质差距，更是一个引发人们对成因作出判断并唤起情绪反应的社会心理现象。既有研究长期关注个体如何解释贫困，并在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框架下积累了大量证据。归因理论由Heider（1958）开创，区分了将结果归于个人特质或选择的内在归因与归于情境因素的外在归因。大量文献表明，当贫困被归因于懒惰、缺乏远见或个人无能等内在因素时，贫困者被视为对其处境负有个人责任，从而引发更少的助人行为和对缩小经济差距政策的支持；而当贫困被归因于教育机会不足、就业前景稀缺或身体残疾等超出个人控制的外部因素时，归因则强调结构性而非个体责任，并促进针对制度的干预措施。
然而，近期一篇覆盖50年累积证据的综述提出了重要批评（Bastias et al., 2024）：归因研究主要聚焦于贫困和个体经济结果——即为何穷人贫穷、富人富有——而较少将经济不平等本身作为一种关系性现象来考察。贫困与经济不平等不应互换使用，它们指涉不同的社会现象。贫困通常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强调个体或群体所经历的匮乏状态；而经济不平等的视角则能提供一种更具关系性和过程性的理解，关注经济困境背后的结构性关系体系，而非仅仅聚焦于关系中的孤立部分（如穷人、富人或中产阶级）。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提出并验证了系列假设。第一项假设（H1）预期：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的成因都将主要被归因于外部因素，而非经济弱势群体，且政府将被一致认定为各国的主要责任主体。第二项假设（H2）预期：特定类型的归因将因不平等类型而异——工会和私营企业在收入不平等的归因中发挥更突出作用，而富人则更频繁地被认定为财富不平等的责任方。第三项假设（H3）预期：情绪反应将随不平等相关目标的不同而变化——对穷人和社会福利受益者的同情更高，对富人和纳税者的钦佩更高，对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的道德义愤更高；且相比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将引发更高的钦佩和更低的同情。第四项假设（H4）预期：将经济不平等归因于外部因素（如政府、富人、私营企业或工会）将关联愤怒、悲伤、挫败感和道德义愤等情绪，而将经济不平等归因于弱势个体则更可能关联冷漠。
二、研究方法概览
本研究嵌入欧洲研究理事会资助的五年期研究项目框架，采用定量调查方法。此前已开展基于焦点小组和工具性研究（instrumental study）的定性研究，以识别与经济不平等及其相关刺激最稳定关联的情绪，最终确定八种核心情绪：悲伤、挫败感、钦佩、道德义愤（moral outrage）、愤怒、冷漠、同情和满足感。
主体实证研究由法国调查机构执行三项代表性在线调查，样本分别为英国3,002名、法国3,012名和瑞典3,000名18岁以上参与者，均按年龄、性别和地区设置配额。数据收集时间为：英国和法国2024年6月至7月，瑞典2025年5月至7月。调查采用分裂问卷（split-ballot design）设计：共同核心部分占问卷70%，由全体受访者完成；其余30%为模块化部分，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四个模块之一——模块A评估对收入不平等、穷人和富人的情绪及收入不平等归因；模块B评估对收入不平等、社会福利受益者和纳税者的情绪及收入不平等归因；模块C评估对财富不平等、穷人和富人的情绪及财富不平等归因；模块D评估对财富不平等、社会福利受益者和纳税者的情绪及财富不平等归因。每个模块在每个国家至少由750名参与者完成。模块化设计旨在防止因依次呈现多种不平等类型或多个目标群体而引发潜在启动效应。
三、研究结果
因果归因的结果分析：图1展示了按收入与财富差距和国别划分的公众对不平等主要原因的评估。三个国家中均有超过38%的受访者将政府认定为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的首要原因，法国受访者对政府的归因比例最低，瑞典和英国相对较高。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归因在收入与财富不平等之间无显著差异。在所有三个国家中，收入不平等的第二大归因是私营企业，而财富不平等的第二大归因是富裕人群。私营企业在法国的归因比例高于英国或瑞典。工会未被任何国家视为经济不平等的重要原因，选择“其他原因”的受访者不足4%，而超过10%的受访者选择了“无法选择”。表1报告的显著性检验显示，三个国家内部在收入与财富不平等归因上均存在显著差异：高收入/高财富个体更多地被归因为财富不平等的原因（英国χ2=17.58，p<.001；法国χ2=43.43，p<.001；瑞典χ2=4.71，p<.05），而私营企业则更多地被“归咎”为收入不平等的原因（英国χ2=5.17，p<.05；法国χ2=46.79，p<.001；瑞典χ2=8.99，p<.01）。政府和低收入/低财富个体的归因在两类不平等之间无显著差异。工会归因仅在法国呈现显著差异（χ2=7.34，p<.01），更多指向收入不平等。瑞典样本中对财富不平等成因选择“无法选择”的比例显著更高（χ2=4.60，p<.05）。
情绪反应的比较分析：三个国家的参与者在思考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时，均报告了较高的道德义愤、愤怒和悲伤水平，对穷人的情绪反应大体上类似于这些不平等形式所引发的情绪。相比之下，社会福利受益者（尤其是法国样本）关联的悲伤和同情水平显著低于穷人。富人关联的负面情绪水平较低，而冷漠相对更为突出。对纳税者的情绪反应较为温和，表明相对于其他不平等相关刺激，纳税者引发的情绪参与度较低。在法国和瑞典，财富不平等关联更高水平的钦佩（法国：M=1.80 vs. 1.70；瑞典：M=1.98 vs. 1.78），而收入不平等关联更高水平的愤怒（法国：M=3.50 vs. 3.34；瑞典：M=2.98 vs. 2.83）、挫败感（法国：M=3.24 vs. 3.07；瑞典：M=3.28 vs. 3.10）和同情（法国：M=2.95 vs. 2.79；瑞典：M=3.25 vs. 3.08）。法国参与者还对财富不平等报告了更高水平的冷漠（M=2.14 vs. 1.99）和满足感（M=1.86 vs. 1.79），此模式在瑞典未出现。英国参与者中，两类不平等的情绪差异仅体现在同情上（M=3.25 vs. 3.10），收入不平等高于财富不平等。
归因与情绪的关系分析：图2按感知的因果主体呈现了对收入与财富不平等刺激的情绪反应均值。当不平等被归因于政府时，受访者倾向于报告最高水平的悲伤、道德义愤、愤怒和挫败感等负面情绪，其中挫败感最为强烈（各国均值M=3.40至3.85），而满足感和钦佩等积极情绪相对较低。当私营企业和高收入/高财富个体被认定为主要原因时，负面情绪水平中度偏高——略低于指向政府时的水平。相反，当低收入/低财富个体被视为主要原因时，负面情绪水平最低，而冷漠趋于更高：悲伤均值（SD=0.52至0.58）在M=2.14至2.69之间，挫败感均值（SD=0.41至0.48）在M=2.15至2.59之间。表3的多重线性回归（控制年龄、性别、家庭收入、教育、主观社会地位和政治取向）显示系统性模式：当收入不平等被归因于低收入个体时，三国受访者报告愤怒、悲伤、挫败感和道德义愤的可能性均显著低于以政府为参照类别的水平，此衰减模式同样延伸至财富不平等；同时，此类归因与冷漠正相关，在若干情况下与满足感甚至钦佩正相关。在英国和瑞典（法国除外），对弱势群体归因时同情也持续降低。图3显示包含归因变量后模型拟合均稳定改善，其中愤怒、悲伤和道德义愤的调整后R2增益最大，钦佩和满足感的增益最小。
四、研究结论
本研究表明，受访者总体上将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都主要归因于外部因素（支持H1），并区分了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不同成因（部分支持H2）：富裕个体更常被追究财富不平等责任，私营企业更常被归咎为收入不平等原因，但工会并未如预期那样被赋予更多收入不平等责任。情绪反应方面，研究广泛支持多目标情绪反应的假设（H3）：同情主要指向穷人和福利受益者，钦佩主要指向富人和纳税者，道德义愤主要指向两类不平等；财富不平等在法国和瑞典引发更高钦佩，收入不平等引发更强愤怒、挫败感和同情。归因与情绪的关联支持H4：将不平等归因于弱势个体时负面情绪降低而冷漠升高。值得注意的是，将穷人视为个人处境责任者的个体反而更少对经济不平等表达愤怒——这与既有贫困归因文献中指向穷人的角度形成对照，揭示了针对个体的角度与针对制度的愤怒之间的重要区分。经济不平等的因果归因作为合法化不平等的心理机制，通过缓解不适情绪而发挥作用；英国模式下的挫败感与法国模式下的愤怒和道德义愤，分别对应不同福利体制下民主动员的政治文化路径。
本文通过对英国、法国和瑞典三国代表性样本的系统比较，推进了经济不平等归因研究中对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区分；证明不同因果归因关联不同情绪反应模式；并通过记录多目标情绪反应，为理解民众如何解释和回应不同表现形式的经济不平等提供了更细致的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