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Politics and Space》：Refiguring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in urban planning: posthumanist performative articulation of Decidim adaptation in Os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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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在城市规划实践中采用数字平台以改善民主参与，但它们如何变得“民主”？本文通过对挪威奥斯陆市政当局适配数字参与平台Decidim的过程进行质性研究来探讨这一问题。Decidim是一种特殊的数字参与平台，属于一种技术政治运动，该运动在规
中文摘要：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在城市规划实践中采用数字平台以改善民主参与，但它们如何变得“民主”？本文通过对挪威奥斯陆市政当局适配数字参与平台Decidim的过程进行质性研究来探讨这一问题。Decidim是一种特殊的数字参与平台，属于一种技术政治运动，该运动在规范上承诺以民主手段为民主目的开发技术。尽管Decidim的设计和使用已被多项研究涉及，但市政当局将Decidim适配进其城市规划实践的过程本身却很少获得关注。借鉴Karen Barad的后人类主义表演性（posthumanist performativity），分析聚焦于在适配过程中重新配置权力动态的重新加工和边界制造实践。与将Decidim、市政当局或公民视为预先确立的行动者不同，适配过程被理解为一种现象，不同的行动者和数字-物理参与空间从中共同涌现。通过探究区分彼此差异的实践，本文阐述了Decidim的技术政治谱系如何干扰塑造参与空间的所有权和身份的“重要性”（mattering）。分析指出了在保障和开放数字平台之间存在张力，这种张力也重新配置了行动者的责任。研究发现对规划理论中概念化数字参与平台的方式，以及这类平台对参与过程中权力动态物质化所产生的影响具有启示意义。
论文解读：
地方政府日益依赖数字平台以提升城市规划中的民主参与，然而这些平台如何成为“民主的”仍是一个关键问题。既有研究多聚焦于Decidim这类数字参与平台的设计与使用，却很少关注市政当局将其“适配”进自身规划实践的过程本身。本文以挪威奥斯陆市为例，通过质性研究考察Decidim的适配过程，旨在回答“Decidim是如何在奥斯陆市政府的适配过程中被制成‘民主的’”。该研究发现，适配过程早已充满权力协商，并塑造了后续参与可能采取的形式。论文发表于《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Politics and Space》，作者为Leika Aruga。
研究背景方面，Decidim是一个自由开源数字参与平台，源于2011年西班牙反紧缩社会运动，由巴塞罗那市议会政治支持下开发，其治理由Metadecidim社区承担，属于一种技术政治运动。挪威地方政府正积极采用数字参与平台以促进开放、透明的参与式规划。当奥斯陆市政府决定在三个郊区（Bjerke、Alna、Gamle Oslo）试点Decidim时，研究人员获得了难得的观察机会。该试点项目最终因数据保护顾虑未及与居民测试便终止，但适配过程本身揭示了丰富的权力动态。研究人员以Karen Barad的后人类主义表演性（posthumanist performativity）为理论透镜，将适配过程视为一个现象，不同行动者（包括平台、市政人员、居民）在此现象中通过物质-话语实践共同涌现，而非预先存在。
研究的主要结论是：Decidim的技术政治谱系、模块化架构、后端访问权限的不平等、数据保护法规（GDPR）与市政沟通策略等因素，均在适配过程中干扰了参与空间的所有权、身份和责任的物质化；安全与开放之间的张力重塑了行动者的责任，也使“民主参与”的意义变得含混。该研究对规划理论的意义在于，不能将数字参与平台视为中立的工具或物理空间的“附加物”，而应关注其与既有治理实践相互构成的过程。
技术方法方面，研究人员于2023年2月至2024年10月开展参与式观察，加入Bjerke地区工作组，参与会议和活动，并进行了6次访谈，访谈对象包括奥斯陆市政不同部门的工作人员（通讯干事、项目经理、战略设计师、系统工程师）以及一位居民。此外，还收集了政府白皮书、项目文件、Decidim网站截图和社区漫步照片等材料，并使用NVivo进行编码分析，从中识别不同行动者相互纠缠的“内动”（intra-action）情境。样本来源为奥斯陆市三个区，重点为Bjerke区。
研究结果按照四个小标题呈现：
第一，“与Decidim的‘民主’谱系互动”（Intra-acting with Decidim’s ‘democratic’ genealogies）。通过分析工作组讨论、访谈记录和平台模块，研究发现Decidim的模块化架构源自巴塞罗那技术政治运动，预设了对参与空间的理解。工作组需要提前回答“决定什么”“谁参与”“如何决定”等问题，这使得参与过程在开始前就被“透明化”而固定下来。系统工程师在访谈中指出，Decidim的功能受限于其最初设计时针对巴塞罗那的需求，这显示了其技术政治谱系在适配过程中的干扰。
第二，“与Decidim共成：身份与所有权的纠缠”（Becoming with Decidim: Entangled enactments of identities and ownerships）。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研究人员发现工作组将参与空间置于“再生项目”总标题下会强化自上而下的等级关系，因此另建了独立空间以突出社区所有权。同时，市政网站统一视觉形象的要求与地区身份表达相冲突。后端访问权限仅限市政人员，造成工作组内部身份分裂，也影响了所有权。这显示了所有权和身份如何通过具体实践被重新配置。
第三，“技术-法律纠缠：保障与开放民主平台”（Techno-legal entanglement of securing and opening the democratic platform）。基于对系统工程师的访谈和奥斯陆数字机构Origo的评估报告，数据保护要求平台在交互设计和内容审查上做出预先规划。系统工程师强调需要人工和自动审核以避免敏感信息出现，这使平台成为一个受控的公共空间，与Facebook等开放平台形成对照。
第四，“重新配置角色与责任”（Refiguring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通过访谈和会议观察，市政人员表达了作为“调节者”的意愿，以容纳多元声音；而系统工程师则更强调维持无害讨论和公民信任。数字平台被纳入后，市政角色从具体地区扩展到数字化机构，责任随之改变。
讨论部分：论文指出，Decidim试点中的争议并不简单是管理者与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对立，而是行动者边界本身在内动中不断漂移。中央与地区市政人员、技术机构与居民的关系都是动态的，预先设定角色会忽略关键影响。此外，“参与”的意义在安全优先与地方所有权之间摇摆。平台的意义通过美学、所有权、责任等多层决策不断变化，Decidim本身也在生成中。
结论翻译：在奥斯陆将Decidim制造成民主参与平台的试点过程中，张力不断展开。试点中，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区分、平台的“什么”和“为了谁”被反复配置，意味着平台并非天生开放、透明或民主。分析表明，包括Decidim、市政人员和居民在内的社会技术行动者通过相互内动共同涌现，同时其角色和责任也得以物质化。先前研究指出Decidim并非民主参与的自动推动者，而本文的后人类主义分析则质疑了将成功或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的逻辑，转而关注行动者的交织涌现如何反复（重新）配置参与过程、空间、意义和可能结果。对奥斯陆试点的分析部分解释了民主参与空间难以实现的原因。尽管测试失败，数字参与的承诺和必要性仍在数字化机构和中央行政部门的叙事中持续存在。最终奥斯陆市选择Go Vocal而非Decidim作为数字参与平台，这证实了平台被理解为公共服务的延伸，而非需要民主开发和管理的空间。行政部门对数字参与平台的持续信念与Suter等人所警示的“平台自动促进参与”的观念相呼应。借助Barad的后人类主义表演性，焦点始终放在内动、纠缠和不断生成的行动者上。试点过程是重新配置Decidim平台、市政府以及预期通过平台“参与”的公民的过程，也是重新配置何种参与可能物质化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