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Politics and Space》：Re-bordering during COVID-19: Women and children as tools for immigration control at the USA-Mexico b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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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在美国-墨西哥边境进行的定性民族志研究（qualitative ethnographic work），本文分析了“危机”移民治理（migration governance）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对携带儿童的移民妇女产生的三大主要影响。本文揭示了
摘要
通过在美国-墨西哥边境进行的定性民族志研究（qualitative ethnographic work），本文分析了“危机”移民治理（migration governance）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对携带儿童的移民妇女产生的三大主要影响。本文揭示了在此期间实施的一系列移民与公共卫生相关政策——这些政策被宣称为服务于公共利益和移民社区福祉——如何造成了混乱，并催生了额外的虐待与暴力形式。这些影响包括：对妇女及其子女的即决驱逐（summary deportations）；剥夺其寻求庇护（asylum）的基本权利与隐私权；以带走子女相威胁，用以控制、限制和削弱妇女的能动性与自主权；以及对无人陪伴移民儿童（unaccompanied migrant children）造成的直接伤害。本文认为，尽管大流行期间移民政策的援引被笼罩在儿童保护与人道主义的委婉措辞之下，但这些由美国移民当局在墨西哥国家移民局（INM, Instituto Nacional de Migración）及儿童保护机构的配合下所施加的混乱措施，通过重新边界化（re-bordering，Aradau and Tazzioli 2021）的过程，使得妇女和儿童被进一步主体化为非正常化移民（irregularized migrants），从而遭受更多的控制与惩罚。
**重新边界化与COVID-19期间的边境治理：基于美墨边境的实证研究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意识**
在2020年3月COVID-19被宣布为大流行之前，墨西哥已见证了日益严苛的边境化（borderization）机制的引入，涉及对移民儿童的拘留、惩罚与驱逐。2018年，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推行的“零容忍”政策（Zero Tolerance policy）即典型代表，该政策导致数千名儿童与青少年与其母亲、父亲及其他负责照料的家庭成员分离。尽管家庭分离并非政府用以惩罚和劝阻非正常移民的首次手段，但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它已成为边境控制的主要工具。
本文旨在揭示大流行期间，一系列使妇女和儿童成为移民治理核心焦点的政策如何被强化，包括美墨双边安排（如metering限流措施、MPP移民保护协议即“留在墨西哥”计划及等候名单制度）；2020年3月援引的《美国法典》第42条（Title 42），即1944年起允许联邦卫生当局以防控传染性疾病为由禁止移民入境的规定，赋予边境巡逻人员迅速驱逐试图入境移民的权力，而不再允许其在国内寻求庇护。文章通过在一个位于墨西哥西北边境妇女儿童庇护所的深入观察，分析这些政策如何被儿童保护机构及国家官员实时执行，由此揭示不同层级的移民控制产业如何将妇女儿童的权利和最大利益让位于移民治理机器的运转，以及人道主义与儿童保护的委婉说法如何被操纵以进一步安全化边境。
**二、主要技术方法**
该研究依托定性民族志方法（qualitative ethnographic method），数据来源于COVID-19大流行期间试图跨越美墨边境赴美寻求庇护的中美洲移民妇女。研究在英国研究与创新署（UKRI）资助的“面对驱逐的生活”项目（Life Facing Deportation Project, 项目号EP/T027401/1，伦敦大学学院UCL牵头，与墨西哥索诺拉大学Sonora University合作）框架下开展，伦理许可由UCL授予。数据收集在墨西哥西北边境一家由州政府运营的移民儿童保护服务庇护所内进行，包括：对9名来自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的妇女（年龄21-30岁，各携带1至2名1.5至12岁子女）进行焦点小组和深度访谈；对庇护所内的实践进行观察；以及对4名庇护所工作人员（线上或线下）进行访谈，探讨其在大流行期间执行涉妇女儿童及无人陪伴儿童政策时的经验。出于伦理原因，未对无人陪伴儿童直接开展访谈。
**三、研究结果**
研究者从数据中提炼出三个核心主题，揭示了大流行期间相关措施对携带儿童的母亲及无人陪伴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政策混乱、对无人陪伴儿童支持的缩减与任意化、以及对移民妇女施以旨在实现完全控制与压制的暴力政策，抹杀其母性身份，将制度规程和庇护所运营置于妇女及其子女需求之上。“保护、照料与最大利益”的委婉说法贯穿所有主题，被各行为体用以正当化有害实践。
**（一）政策混乱**
分析显示，美国与墨西哥之间复杂的国家和双边移民控制程序——如MPP、即决驱逐（express deportations）、Title 42和等候名单制度——叠加在一起，加上此类政策在实际执行中缺乏系统化安排，共同营造了一种混乱氛围。对庇护所人员的访谈表明，为无人陪伴移民儿童提供保护的庇护所、墨西哥移民当局（INM）与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之间的信息共享是非正式的、自由裁量的且不透明的，被庇护所管理者视为INM维持控制的一种方式。庇护所工作人员报告称，大流行开始至2021年6月间，其接待人员特征不断波动，但对CBP采取的措施或INM适用的驱逐和登记安排毫无信息或把握。2021年4月后，几乎所有到达庇护所的无人陪伴儿童和携带子女的母亲均经Title 42被美国驱逐，且越来越多的人没有INM登记记录，表明他们被即决驱逐而没有任何申请庇护的机会。受访者发现CBP虽然将人从美国送回墨西哥，但未按必要程序进行登记，无论这是CBP或INM（或两者）的疏漏还是有意策略，客观上造成了职能混乱的假象。大流行期间，不仅Title 42作为驱逐形式（包括驱逐无人陪伴儿童）在墨西哥被正常化如同公共政策，而且CBP、INM和庇护所人员之间的角色与责任还存在一种似乎被精心安排的混乱状态。即使儿童保护检察官也不知晓CBP与INM之间达成的决定或可能协议，因而无法为儿童制定任何明确的照护计划。
**（二）对无人陪伴儿童和青少年的待遇**
通过观察与工作人员交流，研究者发现大流行期间的移民措施和改革直接影响了到达庇护所的无人陪伴儿童。Title 42实施后，原本从未接收过从美国被送回的中美洲无人陪伴儿童的庇护所，开始接收从美国被遣返的儿童。2020年11月移民改革出台后，庇护所人员和其他机构产生误解，认为任何当局（而非仅限于INM）都可以出于保护目的拘留无人陪伴儿童，实际导致了更多样化当局对这些儿童的监视和拘留增加（如市政警察也开始送儿童前来）。改革本应便于儿童更快获取政府福利援助，INM有义务立即为无人陪伴儿童签发人道主义居留许可；但实践中，INM官员仅向少数成功抵抗驱逐程序并主动请求庇护的儿童提供此类证件，大多数儿童最终仍被驱逐。大流行期间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是：INM无法再协调驱逐航班，各国领事馆自行决定遣返日期，无人陪伴儿童在庇护所被拘留时间由数周延长至两三个月，对其健康和福祉产生不利影响，并违反2021年移民改革。工作人员报告称，自2020年4月以来，庇护所内携带儿童或不携带儿童的未成年人无一申请庇护，所有人最终均被送回原籍国。实地工作表明，促进儿童庇护申请事实上与庇护所的制度逻辑及其处理机制相悖；庇护所已被转化为INM的替代处理单元，儿童在此只等待被驱逐。研究揭示，美国在大流行期间对中美洲无人陪伴儿童采取即决驱逐回墨西哥，而美墨之间并无接收这些儿童的第三国协议；在许多情况下，驱逐没有经过任何正当程序或登记，庇护所对愿意支持和维护权利的儿童作出高度任意的决定。
**（三）剥夺母性、能动性与权利**
参与焦点小组和访谈的移民妇女叙述了移民控制措施及其执行方式对其产生的直接影响。庇护所虽号称“开门”模式实为封闭监护机构，任何儿童（无论是否有人陪伴）均不得自由离开。2021年初移民法改革生效后，庇护所决定只接收携带子女的母亲而非父亲，导致母亲和子女与其丈夫/父亲分离。工作人员不习惯于接待会发声、坚持己见的年轻女性，双方在严格的作息和规定上产生冲突。妇女的隐私受到侵犯：手机被收走，与家人的通话受到严格限制（仅可拨打指定号码且每次10-15分钟），通话内容被监听，工作人员以日常检查为名搜查房间（包括INM人员在场）。家庭分离方面，一些父亲因等待无果而先行独自前往美国，妇女和儿童随后被驱逐，被迫再次踏上危险旅程，导致原本旨在防止家庭被拘留的改革实际上在有些情况下拆散了家庭。庇护所当局声称所有母亲均被询问过是否申请庇护且均表示拒绝，但访谈显示多数妇女要么不知道有权申请庇护，要么不知道何为申请基础；有些人已在边境以“自愿返回”的名义签署驱逐令。当妇女得知可以申请庇护并提出要求时，庇护所当局又使其显得优柔寡断，以此削弱其可信度。此外，INM和儿童保护检察官以申请庇护需在庇护所关押等待6-10个月的说辞劝阻妇女。妇女还遭受羞辱和敌意：INM人员告知她们“你们在这里是为了孩子，不是为了自己”“你们是入侵者”，并威胁说如果离开庇护所或抱怨，必须留下孩子。妇女报告食物质量差、数量不足、有时吃到变质食物导致肠胃不适。这些侮辱性待遇使妇女深感痛苦、恐惧和被遗忘，她们明白自己没有任何发言权来质疑所受待遇。
**四、讨论与结论**
本文表明，一个正常运作的边境制度本需要边境两侧的联合行动与合作，遵循跨国协议，同时恪守正当程序和保护流动人口权利。然而研究发现的情况是混乱（chaos）状态的典型化——美国一侧人员被拘留、即决驱逐并被剥夺庇护权；墨西哥一侧官员观望并无条件接纳被驱逐者，共谋进一步剥夺庇护权，甚至没有准确记录被驱逐人数。
与庇护所相关的研究显示，COVID-19疫情期间“危机”政治话语下实施的非常规移民措施，到2021年底已成为常态，被庇护所工作人员、移民当局和儿童保护服务等多名行为体视为“正常”、免受质疑的公共政策，尽管这些措施意味着剥夺移民妇女和无人陪伴儿童在庇护申请方面的正当程序权利，并导致对妇女和儿童的羞辱和虐待。研究发现，大流行期间援引的移民治理政策以“公共利益”“最大利益”和“儿童保护”为修辞框架，但庇护所工作人员缺乏对这些措施实际上如何压迫和伤害家庭和儿童的批判性反思。在制度和政治层面，庇护所不知情反而便利——这样便不必为危机期间发生暴力形式（包括无登记迅速驱逐）承担责任。事实上，INM官员哄骗和胁迫工作人员采取不一定符合其自身价值观的行动，庇护所工作人员成为INM的延伸。研究中的所有妇女最终都以“自愿返回”这一委婉说法“同意”被送回原籍国，但实际上别无选择。
这项研究揭示了边境化实践（bordering practices）的扩散与渗透，表明边界成为社会遭遇、斗争、紧张和抵抗的复杂空间，不是围绕单一逻辑或权威组织，而是呈现权力动态不断变化、自由裁量决策和偶然性的特征。在宏观层面，重新边界化作为一种现象创造了霸权话语和实践，将边境安全化置于保护移民权利之上。最关键的见解之一在于，这种卷入是在“照料”“保护”和“儿童最大利益”的委婉说法下进行的——实践中，儿童要么被剥夺庇护权和适当保护，要么被操纵以进一步胁迫和压制移民妇女，包括抹杀她们作为母亲的权力和能动性、威胁强制带离其子女。
COVID-19大流行制造了一层混乱面纱，在“危机”时刻援引的移民改革很快被正常化并被操纵，用于对移民妇女和儿童实施全面控制和惩罚，削弱其包括庇护权在内的基本人权。虽然大流行的威胁可能已经减弱，但这些新兴的重新边界化规范和做法大体上持续存在。这些发现的政策启示是：需要更严格地审查政策变化的实施及其预期和非预期后果；需要对边境工作专业人员（包括与妇女儿童打交道者）的价值和职业规范提出反思；需要更大程度地批判性参与和反思，并主张以移民妇女和儿童的权益与福祉为首要关切，而不是助长暴力和控制制度的延续。这些洞见在2025年1月特朗普政府发布一系列进一步侵蚀庇护权和正当程序的行政命令（如强制拘留、将移民控制下放至警察和武装部队、全国范围的加速遣返以及恢复“留在墨西哥”协议）的当下尤为切题，这些措施与COVID-19大流行期间采取的措施高度相似，进一步证明了移民者获得适当照护、保护和庇护权的系统性腐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