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ge Open》：From Governance to Voice: The Mediating Power of Citizen Empowerment in Indonesia’s Political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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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探讨了印度尼西亚民主背景下治理质量（Quality of Governance, QG）、公民赋权（Citizen Empowerment, CE）与政治表达（Political Expression, PE）之间的结构性动态关系。研究采用中介治理框架，
本研究探讨了印度尼西亚民主背景下治理质量（Quality of Governance, QG）、公民赋权（Citizen Empowerment, CE）与政治表达（Political Expression, PE）之间的结构性动态关系。研究采用中介治理框架，探讨治理质量如何通过公民赋权的中介作用直接和间接地影响政治表达。基于2021年亚洲晴雨表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数据（样本量n = 1,394），研究人员运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LS-SEM）对提出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治理质量与公民赋权和政治表达呈正相关，且公民赋权在强化政治表达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公民赋权充当了治理质量增强公民政治声音的中介机制。测量模型表现出可接受的信度与效度，支持了所提出框架的稳健性。上述发现强调了公民赋权在促进公民参与中的重要性，并凸显了回应性与问责性治理结构的意义。本研究为参与式治理文献作出了理论贡献，并为印度尼西亚等新兴民主国家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实践见解。
**论文解读：治理质量如何通过公民赋权影响政治表达——基于印度尼西亚的实证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当代民主话语体系中，治理质量、公民赋权与政治表达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参与式政治系统可持续运行的基石。然而，这一三元互动关系在理论上尚未得到充分阐释，在经验研究中也呈现碎片化特征，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民主国家。印度尼西亚不仅是一个“新兴民主国家”，还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社会多样性最为显著的民主政体之一，其民主制度与各地区及各行政层级之间持续存在的治理差距并存。自“新秩序”政权倒台以来，印度尼西亚经历了显著的政治转型——以权力下放、选举改革和制度民主化为标志——但这些结构性改革转化为实质性公民参与的过程仍不一致。印度尼西亚为理论化正式民主改革如何在实践中运作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案例：该国提供了广泛的程序性参与机会，但公民的政治声音仍然不均衡，且取决于地方制度绩效和公民感知的主体性。
尽管正式参与机会存在，但公民表达政治观点的能力和动机往往受到结构性、文化性和制度性障碍的约束。治理质量——涵盖透明度、回应性和问责性——通常被视为增强公民信任和政治参与的催化剂。然而，实证研究表明，在印度尼西亚，仅靠治理改善可能无法直接转化为政治表达的增加。相反，这些改善往往与公民对赋权的主观感知相互作用——即他们对自己影响政治结果的能力、主体性和信念的感知。缺乏这一中间的心理和制度条件，治理改革可能仍停留在技术官僚层面，无法激发公民的声音。因此，公民赋权作为一个关键的中间构念应运而生。它不仅仅是提供参与资源或渠道，而是在有效运行的政治系统中对主体性的主观实现。
尽管已有研究分别探讨了治理、赋权与参与之间的个别联系，但通过整合统计方法评估其相互动态关系的研究仍然明显不足。特别是，公民赋权在治理质量与政治表达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充分检验——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亚背景下。这一理论空白限制了学术界对自上而下的治理改革如何影响基层民主参与的理解。为弥合这一空白，本研究同时考察了治理质量对政治表达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以公民赋权作为核心中介变量。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利用2021年亚洲晴雨表调查（ABS）在印度尼西亚实施的全国代表性数据，该调查由印尼调查机构与台湾大学亚洲晴雨表研究中心合作开展。抽样采用分层多阶段方法，确保各省份、城乡和性别分布的比例代表性。数据通过面对面访谈收集，对象为具有投票年龄的个体。最终有效样本为1,394份（完成率为90.5%）。
研究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作为主要分析技术，使用SmartPLS软件进行评估。分析遵循Hair等人（2022）推荐的两阶段程序：首先评估测量模型的信度和效度，包括Cronbach's alpha、组合信度（CR）、平均方差提取（AVE）、Fornell-Larcker准则和异质-单质比率（HTMT）；随后分析结构模型，检验假设路径的显著性，并通过5,000次自助抽样（bootstrapping）计算路径系数、t值和p值。模型拟合通过标准化均方根残差（SRMR）和规范拟合指数（NFI）进行评估。
**三、研究结果**
**1. 测量模型评估**
测量模型评估结果显示，所有构念均表现出良好的心理测量学属性。公民赋权（CE）的Cronbach's alpha为0.910，组合信度（rho_c）为0.910，AVE为0.670；政治表达（PE）的Cronbach's alpha为0.868，组合信度（rho_c）为0.867，AVE为0.619；治理质量（QG）的Cronbach's alpha为0.936，组合信度（rho_c）为0.936，AVE为0.646。所有指标载荷均超过0.70的推荐阈值，方差膨胀因子（VIF）均低于5.00，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交叉载荷分析显示，各指标在其所属构念上的载荷显著高于其他构念，支持判别效度。HTMT值（CE-PE = 0.445，CE-QG = 0.660，PE-QG = 0.385）均低于0.85的保守阈值，Fornell-Larcker准则也得到满足，进一步确认了构念间的判别效度。
**2. 结构模型评估**
模型拟合指数显示，SRMR值为0.053，低于0.08的良好拟合阈值；NFI值为0.847，超过0.80的最低可接受水平。内生构念的决定系数（R2）方面，公民赋权的R2为0.439，表明治理质量解释了公民赋权43.9%的方差，属于中等解释力；政治表达的R2为0.213，表明治理质量和公民赋权共同解释了政治表达21.3%的方差，处于弱至中等水平。效应量（f2）分析显示，治理质量对公民赋权的效应量（f2 = 0.784）达到较大水平，而治理质量对政治表达的直接效应量（f2 = 0.019）极小，公民赋权对政治表达的效应量（f2 = 0.081）处于小效应范围。
**3. 假设检验**
结构模型路径系数检验支持了全部四项假设。H1：治理质量对公民赋权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663，t = 21.377，p < 0.001）；H2：治理质量对政治表达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164，t = 3.111，p = 0.002）；H3：公民赋权对政治表达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337，t = 6.994，p < 0.001）；H4：公民赋权在治理质量与政治表达之间起中介作用（β = 0.223，t = 6.494，p < 0.001）。通过方差解释比例（VAF）计算的值为0.576（57.6%），表明公民赋权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四、讨论与结论**
**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发现证实了治理质量对政治表达存在直接和间接效应，公民赋权在其中充当显著的中介机制。透明的、可问责的和回应性的治理能够增强公民对效能和主体性的感知，从而提高政治表达的可能性。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在印度尼西亚，治理质量的改善若非辅之以增强公民赋权的机制，可能不足以激发政治表达。由于赋权构成了治理与政治表达之间主要的连接路径，治理改革应辅之以明确的制度干预，以增强公民感知的参与和影响公共事务的能力。
**2. 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本研究通过将政治效能理论、赋权理论和合法性理论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为参与式治理文献作出了理论贡献。研究验证了赋权在治理与参与链条中作为非平凡的、构成性的纽带作用，提供了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具体情境证据。在实践层面，研究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加强地方层面的投诉回应系统，建立透明的回应程序和公共问责机制；在地区和市政治理中制度化协商参与渠道；扩大公民能力建设项目，提升代表性不足群体的政治知识和参与信心；设计包容性的混合参与形式以缓解区域差异、行政能力差距和数字排斥造成的不平等；防范精英俘获，确保参与过程反映广泛代表性而非狭隘利益。
**3. 研究局限**
本研究存在若干方法论局限。首先，研究依赖横截面二手数据，仅捕捉了单一时间点的受访者感知，无法确立治理质量、公民赋权和政治表达之间确定的因果关系和时间顺序。其次，所有构念均基于自我报告的调查回答，可能受到社会期望偏差、回忆偏差和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未来研究应采用纵向或面板数据以加强因果推断，并结合行为性参与指标、行政记录或其他客观治理测量以减少自我报告数据的局限。跨国的比较研究和考虑省域及地方制度变异的多层次分析将有助于进一步深化相关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