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Creating Value》：It Is About Young People: How Poverty, Demographic Structure, Cultural Participation, Creative Labour and Digital Engagement Shaped the Recovery of London’s Performing Arts Institutions Follow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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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将自治市（borough）层面的社会经济与人口统计数据与组织财务记录相匹配，分析了平均年龄在当地贫困与COVID-19大流行后表演艺术机构绩效之间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贫困率与资产回报率（return on assets, ROA）呈
中文摘要
本研究将自治市（borough）层面的社会经济与人口统计数据与组织财务记录相匹配，分析了平均年龄在当地贫困与COVID-19大流行后表演艺术机构绩效之间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贫困率与资产回报率（return on assets, ROA）呈负相关；然而，位于人口结构更为年轻化的自治市中的表演艺术机构表现出了更强的韧性（resilience）。定性分析进一步揭示，疫情后的复苏不仅受到财政投资和政策干预的驱动，还受到较年轻本地居民通过文化参与（cultural participation）、创意劳动（creative labour）、数字参与（digital engagement）和社区协作进行价值共创（value co-creation）能力的推动。这些机制共同促进了伦敦表演艺术生态系统的复苏和长期韧性。
论文解读文章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表演艺术机构（performing arts institutions）是致力于创作、呈现、教学或保存现场表演艺术的组织，其价值不仅体现在提供演出空间，更在于促进面对面的社会聚集，对身份认同形成、社会凝聚力和场所营造（placemaking）具有重要贡献。此类机构通常以非商业或半商业实体形式运营，除财务回报外，还创造社会和文化价值。然而，贫困会影响艺术的可及性。在伦敦这样一个划分为多个自治市（borough）的超大城市中，较高的自治市贫困率与表演艺术机构较弱的财务绩效和较低的资产回报率相关联。贫困地区的表演艺术机构通常面临较低的地方可支配收入、门票销售减少、慈善捐助缩减以及公共资源竞争加剧等多重压力。
COVID-19大流行加剧了这些困境。2020年英国经历了全球最高的超额死亡率之一，3月23日启动的全国性封锁关闭了非必要商业场所，禁止公众聚集并实施社交距离措施。强制关闭导致现场演出暂停，门票、商业和慈善收入急剧下降，而固定成本基本保持不变，严重削弱了资产回报率。尽管文化复苏基金（Culture Recovery Fund）降低了破产风险，但许多机构报告经营赤字和资产负债表恶化。此外，大流行还中断了学校合作、学徒制和入门级创意就业，限制了年轻人进入文化部门的机会。
然而，疫情后关于大城市表演艺术机构财务绩效的研究一直较为匮乏。为弥补这一研究缺口，本文提出两个研究问题：(a) 在COVID-19大流行后，自治市贫困率是否影响了表演艺术机构的资产回报率，尤其是在人口较为年轻的伦敦自治市中？(b) 伦敦自治市的平均年龄如何影响其文化生态系统在疫情后的复苏？该研究发表于《Journal of Creating Value》。
**二、研究方法概述**
研究人员合并了来自英国公司注册局（Companies House）的基础公司数据（Basic Company Data, BCD）和重要控制人（People with Significant Control, PSC）数据，以及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全国统计局邮编查询（National Statistics Postcode Lookup, NSPL）数据，以识别伦敦地区具有标准行业分类（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SIC）代码90010“表演艺术”的注册企业。样本中的企业在2020年大流行开始时至少已成立4年，并持续向公司注册局提交完整报告至2024年，且2016年至2024年间未被解散。针对研究问题(a)，研究采用面板线性回归模型，以资产回报率的对数为因变量，自治市贫困率为主要自变量，自治市平均年龄为调节变量。针对研究问题(b)，研究人员于2024年10月至2025年2月期间，对24个表演艺术组织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并采用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方法对访谈数据进行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回归分析结果：贫困率的负面效应与年龄结构的调节作用**
表4（模型1）显示，疫情前贫困率对资产回报率的影响为负且显著（?16.647**），表明较高的贫困率降低了资产回报率。更重要的是，贫困率与各年轻年龄类别（≤31；32–33；34–35；36–37；38–39）的交互项均为正且具有统计显著性（分别为18.937**、16.648**、16.054**、16.177**和15.628**）。这些结果表明，在年轻居民比例较高的自治市中，贫困对资产回报率的负面影响得到更强的衰减。表4（模型2）显示，疫情后贫困率与最年轻类别（≤31）的交互项为正且显著（13.356**），表明在最年轻的自治市中贫困的负面效应被削弱。这些发现支持了备择假设H1a和H2a，即伦敦自治市的平均年龄调节了贫困率与资产回报率之间的关系，且贫困率对资产回报率的负面影响在人口较年轻的自治市中更弱。
**（二）访谈分析结果：年龄影响表演艺术生态系统复苏的机制**
定性分析揭示了四个核心主题。第一，恢复观众需求是疫情后伦敦文化部门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而人口较年轻的自治市因产生了更强的本地文化参与和消费需求而恢复得更快。第二，创意产业雇佣了相对年轻的劳动力，其中许多人是自由职业者或自雇人士。尽管COVID-19对这些从业者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冲击，但较年轻的创意专业人士通过采用数字平台、混合办公模式和新的商业模式表现出更强的适应性，使得人口较年轻的自治市因保留了更大的创意人才储备而更有能力重建其创意生态系统。第三，疫情加速了文化参与的数字转型，年轻居民比年长居民更容易接受在线演出、虚拟展览、数字内容创作和社交媒体参与，因此人口较年轻的自治市在封锁期间更能维持文化参与并在限制解除后过渡到混合形式的文化供给。第四，文化参与在不同年龄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人口较年轻的自治市在疫情后产生了更强的文化活动需求，支持了场馆的重新开放并促进了文化部门的财务复苏。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的理论模型通过将价值创造理论（value creation theory）扩展到危机后文化生态系统的复苏情境，为文化参与和创意生态系统文献做出了贡献。研究证明，人口结构特征——特别是自治市人口的平均年龄——通过多种相互关联的机制塑造价值创造。该视角与服务主导逻辑（service-dominant logic）相一致，后者认为价值是通过组织、消费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共同创造的；同时它也支持基于生态系统的视角，即将文化组织视为嵌入在艺术家、观众、政策制定者、社区和支持性机构网络中的实体。
研究结论指出，表演艺术机构的财务绩效深深植根于本地社会经济和人口统计背景中。伦敦自治市的贫困率显著制约了资产回报率，尤其是在疫情后时期，但这种关系并非均匀一致。疫情后贫困对资产回报率产生了强烈的负面影响，但年龄构成塑造了结果，使得人口较年轻的自治市表现更好。这些发现强调，文化部门的财务韧性不能仅通过组织特征来理解，必须在更广泛的场所动态（place-based dynamics）中加以分析。总体而言，研究结果表明人口结构和城市贫困不平等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文化机构在经济冲击下的可持续性。疫情作为一个结构性断裂点，加剧了现有的脆弱性，同时也揭示了某些地方特征的保护潜力，特别是部分弱势自治市中较年轻的人口。然而，如果没有补充性的公共和场所导向支持，人口优势本身是不够的。确保表演艺术机构的长期生存能力需要协调的政策，以解决贫困问题、支持可负担的空间、加强观众发展并增强自治市之间的连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