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出资,谁点曲:慈善机构中的资金来源与盈余管理

《Nordic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Who Pays the Piper Calls the Tune: Funding Source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in Charitie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31日 来源:Nordic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CS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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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探讨了资金结构如何塑造慈善机构中的盈余管理行为,并以此对非营利组织问责文献作出贡献。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研究人员主张资金来源创造了不同的问责环境,这些环境影响着管理者报告财务业绩的动机与机会。研究人员利用2007年至2023年间英国慈善机构的大型面板数据,

  
本研究探讨了资金结构如何塑造慈善机构中的盈余管理行为,并以此对非营利组织问责文献作出贡献。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研究人员主张资金来源创造了不同的问责环境,这些环境影响着管理者报告财务业绩的动机与机会。研究人员利用2007年至2023年间英国慈善机构的大型面板数据,围绕零盈余基准考察了应计制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研究结果表明,慈善机构运用酌量性应计项目以及对筹资费用和支持费用的调整来影响报告结果。然而,这些行为在不同资金结构之间存在系统性差异。由成熟出资者资助的慈善机构以及更依赖捐赠的慈善机构表现出较低水平的应计制盈余管理,而服务导向型慈善机构则表现出较高水平。研究结果表明,捐赠者监督、资金限制和问责压力在约束财务报告自由裁量权和增强慈善组织内部财务诚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JEL代码:L3;L31;M4;M41
**论文解读:资金来源、问责环境与慈善机构盈余管理行为**

**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在非营利部门中,财务报告的透明度对于维持公众信任和确保慈善机构持续实现其使命至关重要。全球范围内,慈善捐赠行为与组织声誉和公众信任直接相关,而财务报告的透明度是影响公众信任的关键因素之一。尽管慈善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但代理问题依然存在:管理者相较于外部利益相关者掌握着更多关于组织财务状况和使命相关机会的信息,这为盈余管理行为创造了动机和空间。

当前非营利组织盈余管理研究中存在以下不足:其一,既往研究多聚焦于应计制盈余管理,而较少考察慈善机构通过真实活动调整(如酌量性支出)进行盈余管理的具体形式。其二,关于不同类型资金来源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尤其是出资者成熟度(funder sophistication)和捐赠者—受益者距离(donor-beneficiary proximity)如何调节管理者的报告行为,现有文献尚未给出系统性证据。其三,以往研究多单独考察应计制或真实盈余管理,缺少将两者纳入统一框架进行综合分析的研究。本研究基于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利用英国慈善机构2007—2023年的大型面板数据,探讨资金来源结构如何塑造慈善机构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通过三项分类来刻画资金来源特征:成熟出资者(sophisticated funders)资助的慈善机构(具有高于中位数的限制性基金和捐赠基金比率)、慈善型慈善机构(charitable charities,捐赠收入占总收入比例高于中位数)和服务导向型慈善机构(service-oriented charities,项目收入占总收入比例高于中位数)。

该研究发表于《Nordic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旨在填补非营利组织问责文献中的关键空白,为监管机构、捐赠者、受托人和受益人理解慈善机构财务报告行为提供经验证据。

**2. 研究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多种定量研究方法。第一,使用Burgstahler和Dichev(1997)的频率分布方法检验慈善机构是否倾向于报告小额盈余而非小额亏损。第二,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Jones, 1991;Dechow等, 1995;Kothari等, 2005的修正版)测算酌量性应计利润(discretionary accruals, DACC),以营业收入变动和固定资产净值以及资产收益率等作为解释变量,分行业分年度进行截面回归并取残差作为DACC的代理变量。第三,对于真实盈余管理(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REM),采用筹资费用变动额(ΔFR)和支持费用变动额(ΔSC)作为操作化指标,考察慈善机构在预期净收入低于或高于零基准时对这些酌量性支出的调整行为。第四,通过构造Decrease、Increase和NoPred三个虚拟变量,区分慈善机构处于基准区间下方、上方和远低于基准的三种情形。数据来源于英格兰和威尔士慈善委员会(Charity Commission for England and Wales)2007—2023年总收入超过50万英镑的慈善机构年度数据,按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ICNPO)标准将慈善机构划分为11个行业组。样本中排除了报告了经营性交易收入的企业年份,以减少存货数据缺失带来的酌量性应计利润测度误差。

**3. 研究结果**

**3.1 慈善机构中应计制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

分布检验显示,净收入分布相比EBDA(扣减酌量性应计利润前的盈余)分布明显收窄,在零基准区间(0至0.005)内净收入的观测数量显著高于预期(z值为2.35,p < .05),而EBDA分布在该区间无显著异常,表明管理者使用酌量性应计利润将盈余调整至小额盈余区间。回归分析显示,DACC与EBDA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β1 = ?0.434,p < .01),支持H1b。对于真实盈余管理,当预期净利润落入基准区间下方时,慈善机构显著减少筹资费用(系数为?0.021,p < .01)和支持费用(系数为?0.095,p < .01);当预期净利润高于基准区间时,慈善机构显著增加筹资费用(系数为0.025,p < .01)和支持费用(系数为0.052,p < .01),支持H1c。

**3.2 出资者类型与应计制盈余管理**

在基准回归中加入资金来源类型(Sophisticated、Charitable、Service)与EBDA的交互项后:EBDA*Sophisticated系数显著为正(0.017,p < .01),表明成熟出资者监督下的慈善机构进行应计制盈余管理的程度较低,支持H2a;EBDA*Charitable系数显著为正(0.155,p < .01),表明慈善型慈善机构进行应计制盈余管理的程度较低,支持H3a;EBDA*Service系数显著为负(?0.130,p < .01),表明服务导向型慈善机构进行应计制盈余管理的程度较高,支持H4a。

**3.3 出资者类型与真实盈余管理**

在筹资费用方面,成熟出资者慈善机构在面对盈余时增加筹资费用的意愿显著更低(Increase*Sophisticated = ?0.007,p = .044),但在面对亏损时减少筹资费用的行为与其他慈善机构无显著差异。慈善型慈善机构在减少或增加筹资费用方面均无显著差异,不支持H3b。服务导向型慈善机构在面对盈余时增加筹资费用的意愿显著更低(Increase*Service = ?0.015,p < .01)。在支持费用方面,成熟出资者慈善机构在面对亏损时减少支持费用的程度显著更低(Decrease*Sophisticated = 0.022,p < .01),面对盈余时增加支持费用的意愿也显著更低(Increase*Sophisticated = ?0.015,p = .013)。慈善型慈善机构面对盈余时增加支持费用的意愿较低(Increase*Charitable = ?0.012,p = .061)。服务导向型慈善机构在调整支持费用方面无显著差异,与H4b一致。

**3.4 应计制与真实盈余管理的关系**

对AEM与REM关系的检验显示,在全样本中DACC与ΔFR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0.124,p < .01),表明两者存在互补效应,但DACC与ΔSC之间无显著关系。在成熟出资者和服务导向型慈善机构中,ΔFR*Sophisticated和ΔFR*Service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分别为0.189和0.246,均p < .01),表明互补关系在这两类慈善机构中被削弱。在慈善型慈善机构中,ΔFR*Charitable系数显著为负(?0.081,p = .052),表明互补关系更强;而ΔSC*Charitable系数显著为正(0.041,p = .018),提示替代效应的存在。

**4. 讨论与结论**

**4.1 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慈善机构的盈余管理行为并非部门范围内的一致现象,而是由其运作所处的问责环境所塑造。成熟出资者和捐赠者的监督均可有效抑制应计制盈余管理行为,说明监测强度、捐赠者审视和声誉顾虑制约了管理者的自由裁量权。然而,真实盈余管理的结果在不同资金来源类型中呈现出不一致的模式,这可能是因为报告成本指标同时包含了实际支出和会计驱动的分摊效应,且支出决策受到规划约束和组织刚性限制。应计制机制提供了更灵活的工具,而真实活动调整需要跨部门协调和提前规划,因此难以作为应对短期财务波动的有效工具。

**4.2 结论**

本研究提供了英国慈善机构同时运用应计制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以避免报告亏损并达到零盈余基准的实证证据。报告行为在不同慈善机构类型之间存在系统性差异:处于更强问责环境中的慈善机构,尤其是依赖成熟出资者或限制性资金支持的机构,表现出较低水平的应计制盈余管理,且不太可能通过调整筹资费用或支持费用来实现报告目标。接受更多公众捐赠的慈善机构也表现出较低水平的应计制盈余管理。相比之下,服务导向型慈善机构更加依赖应计制盈余管理,尽管在面对盈余时它们调整筹资费用的可能性似乎较低。

本研究同时发现慈善机构运用多种盈余管理机制,且应计制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随组织情境而变化。这些发现表明,问责机制不仅影响慈善机构是否进行盈余管理,还影响盈余管理行为所采取的具体形式。对于利益相关者而言,报告盈余尤其是聚集在零附近的盈余应审慎解读;不同资金来源结构的慈善机构之间直接比较财务指标可能产生误导。从监管角度看,服务导向型慈善机构由于更依赖应计制盈余管理,可能值得更密切的关注。总体而言,本研究的证据表明慈善机构中的盈余管理与问责制度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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