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Health misinformation, digital health literacy, and attitudes toward science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an exploratory cross-sectional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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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通过数字平台传播的健康错误信息（health misinformation）对公共卫生构成了日益严重的挑战。大学生是最易接触这些信息的群体之一，因为他们在获取健康相关信息时高度依赖网络环境。目的：本研究调查了意大利卡坦扎罗大学（University Ma
背景：通过数字平台传播的健康错误信息（health misinformation）对公共卫生构成了日益严重的挑战。大学生是最易接触这些信息的群体之一，因为他们在获取健康相关信息时高度依赖网络环境。目的：本研究调查了意大利卡坦扎罗大学（University Magna Graecia of Catanzaro, UMG）学生的健康信息来源、数字健康素养（digital health literacy）技能、评估信息质量的标准、顺势疗法和替代疗法的使用情况，以及对科学的态度。方法：研究人员对407名UMG学生（女性277人，占68.06%；平均年龄23.23±6.15岁）进行了一项探索性横断面调查，学生就读于护理（65.36%）、内外科医学（23.34%）、工程（2.46%）和其他专业（8.85%）。通过Google Forms分发的结构化自填问卷收集数据。研究人员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卡方检验和逐步逻辑回归分析。结果：社交媒体是最常用的健康信息来源（75.43%），但只有12.78%的学生认为其可靠。医生被94.10%的参与者认为是最值得信赖的来源。基本数字健康行为较为常见，但高级的自我报告批判性评估能力明显有限：只有15.72%的学生自我报告能够批判性地选择在线健康内容。对科学的态度总体上积极。卡方分析显示若干项目的反应分布存在性别差异，逻辑回归显示女性与对科学工作伦理维度的敏感性呈正相关（OR=1.61）。结论：积极的科学态度与自我报告的批判性评估能力不足并存。这些发现支持将数字健康素养培训纳入大学课程，以更好地帮助学生应对当代信息疫情（infodemic）环境。
随着数字平台成为健康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健康错误信息的扩散已成为公共卫生领域一项严峻挑战。世界卫生组织在COVID-19疫情期间提出的“信息疫情”概念，凸显了信息过载和虚假信息对预防行为、疫苗接种意愿和机构信任的破坏性影响。大学生群体高度依赖社交媒体获取健康信息，却普遍缺乏系统性的批判性评估工具，这使其成为易受错误信息影响的重点人群。然而，现有研究往往将健康错误信息、数字健康素养和对科学的态度作为独立议题分别探讨，且意大利的相关证据多来自北部和中部高校，样本集中于健康学科学生，缺少对多学科学生群体及性别、年级差异的综合分析。为此，研究人员在意大利南部卡坦扎罗大学开展了一项探索性横断面调查，旨在整合描述学生的健康信息来源、数字健康素养技能、信息质量评估标准、顺势疗法与替代疗法使用情况、对科学的态度，并初步探索性别和年级维度上的差异。该研究发表于《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研究方法方面，研究人员于2025年9月至2026年1月期间招募了407名UMG学生，其中女性277人（68.06%），平均年龄23.23±6.15岁；专业分布为护理占65.36%，内外科医学占23.34%，工程占2.46%，其他专业占8.85%；一年级学生占71.50%。数据通过Google Forms平台发放的自填结构化问卷收集，问卷包含社会人口学特征、健康信息获取与质量、对科学与信息来源的感知、对科学态度的14项Likert量表四个部分。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卡方检验和逐步逻辑回归。该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未进行先验效能计算，属于探索性设计。
研究结果如下：
**社会人口学特征**：样本以女性、一年级、护理专业学生为主，反映了该校健康类学科占主导的构成特点。
**健康信息来源**：社交媒体是最经常使用的健康信息来源（75.43%），但仅12.78%的学生认为其可靠；医生被94.10%的参与者视为最值得信赖的来源，二者形成鲜明对照。
**数字健康素养技能**：基本网络导航行为较常见，如58.23%的学生会浏览互联网进一步查找健康信息，53.07%会浏览公共卫生机构或医院门户网站；但高级自我报告批判性评估能力明显不足，仅15.72%的学生表示能够从海量在线健康内容中批判性地选择所需信息。
**评估信息质量的标准**：最常采用的标准是“内容更新”（49.14%）和“由健康专业人士提供”（45.21%），其次是来源核实（41.28%）和准确性（33.91%）；而更深层的方法学标准，如与多个网站交叉核对（26.29%）、咨询健康专业人员（16.46%）和意图透明度（14.50%）采用率较低。
**顺势疗法和替代疗法的使用**：21.13%的学生报告使用过顺势疗法产品，女性使用率（23.10%）高于男性（16.92%）；仅9.09%的学生表示愿意推荐替代疗法。
**对信息来源的信任和科学家的作用**：医生是压倒性的最可靠来源（94.10%）。关于科学环境受外部第三方影响的可能性，46.68%的学生认为“可能”，33.66%认为“有可能”，12.29%认为“必然”。
**对科学的态度**：14项Likert量表显示总体积极取向。正向条目中“我们应该信任科学家的工作”（D.9，均值=2.95）、“科学家的工作改善人们的生活”（D.7，均值=2.89）和“科学理论是可靠的”（D.12，均值=2.78）得分最高；负向条目如“科学理论是薄弱的解释”（D.3，均值=0.91）和“当科学家提出假设时他们只是猜测”（D.13，均值=1.05）得分最低。
**性别差异**：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14个条目均无显著的性别均值差异，但卡方检验发现D.5（科学发现的共享）、D.9（信任科学家工作）、D.11（科学工作的伦理）、D.12（科学理论的可靠性）和D.14（理解科学有助于健康决策）的反应分布存在显著性别差异。
**逐步逻辑回归**：以性别为因变量的探索性模型显示，女性与“科学工作的伦理敏感性”（D.11，OR=1.61，95%CI:1.13-2.31）和“认为科学理论是薄弱解释”（D.3，OR=1.38，95%CI:1.00-1.89）呈正相关，而与“相信个人作为可靠来源”（C.2，OR=0.689，95%CI:0.56-0.85）和“科学受外部影响的感知”（C.3，OR=0.745，95%CI:0.57-0.97）呈负相关。模型整体显著，但作者强调这属于探索性分组判别，不提示因果关系。
**年级分析**：描述性分层显示，高年级学生表现出更积极的科学态度，例如第六年学生对D.9“信任科学家工作”的同意率（100.00%）高于第一年（71.13%）；同时，推荐替代疗法的倾向随年级升高而下降，从第一年的10.65%降至第六年的3.57%。因一年级学生占比过大，该结果仅作描述性解释，未经正式统计检验。
讨论部分指出，大学生对科学和医生持有高度信任，但其自我报告的批判性评估能力尚未与之匹配，这一“结构性紧张”是本研究核心发现。社交媒体作为主要信息渠道与医生作为最可信来源并存，可能反映了一种分层的信息管理策略。研究人员援引文献强调，自我报告的能力可能高估真实水平，感知与客观测量的健康素养相关性很弱，因此实际批判能力可能更低。年级间的横断面差异提示大学教育可能对科学态度产生积极社会化作用，但需纵向研究确认。研究局限性包括方便抽样、横断面设计、自我报告数据、问卷未进行正式心理测量学验证、多重比较未校正、逐步回归模型不稳定等。尽管如此，研究结果表明，将媒体素养、横向阅读和数字来源评估融入健康课程，是帮助学生应对信息疫情时代的战略优先事项。
研究结论为：本研究记录了UMG健康专业学生与健康信息关系中一种结构性紧张——对科学和医生的坚实认知信任与仍处于发展中的自我报告数字健康素养（尤其是批判性评估和有意识的内容分享）并存。观察到的态度基础与科学文化取向一致，但这些取向转化为操作能力并非自动发生，可能需要有针对性的教育支持。这些发现尽管仅适用于研究对象人群，但支持将媒体素养、横向阅读和数字来源评估纳入健康学位课程，作为帮助学生以方法论意识应对信息疫情时代的战略优先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