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Allergy》：Allergen extract-based sensitization patterns in mono-sensitized versus multi-sensitized patients with allergic rhinitis in Ningxia,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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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与单一致敏患者相比，多重致敏的过敏性鼻炎（AR）患者症状更为严重，且并发哮喘的风险更高。过敏原的分布与地理区域密切相关，然而中国宁夏地区多重致敏AR患者的详细过敏原谱仍未得到充分探索。
**目的**：调查宁夏地区多重致敏AR
**摘要**
**背景**：与单一致敏患者相比，多重致敏的过敏性鼻炎（AR）患者症状更为严重，且并发哮喘的风险更高。过敏原的分布与地理区域密切相关，然而中国宁夏地区多重致敏AR患者的详细过敏原谱仍未得到充分探索。
**目的**：调查宁夏地区多重致敏AR患者吸入性过敏原的分布及其相关因素，为个体化治疗提供数据基础。
**方法**：一项回顾性分析纳入了2018年1月至2022年8月在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确诊的1,180例AR患者，所有患者均接受了血清过敏原特异性IgE（sIgE）检测。在排除70例对全部10种吸入性过敏原检测均为阴性的患者后，共对1,110例至少有一种吸入性过敏原阳性的患者进行了分析。其中，826例有≥2种吸入性过敏原阳性（多重致敏组）与284例单一吸入性过敏原阳性（单一致敏组）进行了比较。
**结果**：（1）74.4%（826/1,110）的致敏AR患者存在多重致敏。（2）主要吸入性过敏原为蒿属花粉（74.1%）、豚草（54.7%）和树木混合（49.2%）。（3）平均sIgE强度最高的过敏原为蒿属花粉（3.65）、猫毛皮屑（3.06）和屋尘（3.00）。（4）多重致敏与年龄（χ2＝116.032，P＜0.001）、食物过敏合并症（χ2＝107.622，P＜0.001）、就诊季节（χ2＝58.475，P＜0.001）、COVID-19大流行时期（χ2＝85.513，P＜0.001）及民族（χ2＝64.627，P＜0.001）显著相关。COVID-19后，多重致敏比例从80.0%下降至55.2%。
**结论**：花粉过敏原，尤其是蒿属花粉，是宁夏地区多重致敏AR患者最常见的触发因素，显示出显著的区域和人口统计学特征。全面的过敏原检测、当地花粉监测和减少暴露对于管理这一高危亚群至关重要。
**论文解读：宁夏地区多重致敏过敏性鼻炎患者的过敏原致敏模式及相关因素分析**
**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过敏性鼻炎（allergic rhinitis，AR）是一种由免疫球蛋白E（immunoglobulin E，IgE）介导的鼻黏膜慢性炎症性疾病，以喷嚏、流涕、鼻痒和鼻塞为典型特征。全球及我国AR的患病率逐年上升，已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负担。在宁夏地区，一项研究报告显示5–70岁居民中AR的患病率为13.06%。吸入性过敏原，如花粉、尘螨和动物皮屑，是诱发AR的主要触发因素，其分布随地理区域和气候条件的不同而有显著差异。
既往研究已表明，与单一致敏患者相比，多重致敏（对两种或以上过敏原过敏）的AR患者面临更严重的临床症状和更高的哮喘并发风险。致敏过敏原的数量本身已被认定为影响疾病发生、进展和预后的危险因素。因此，准确识别过敏原并了解多重致敏的特征对于AR的精准防控至关重要。尽管宁夏地区总的过敏原谱已有报道，但针对与更严重疾病状态相关的多重致敏特征进行专门深入分析的研究仍然缺乏。基于此，本研究旨在专门分析中国宁夏地区多重吸入性过敏原致敏AR患者，描绘其致敏分布模式、主要过敏原组合及相关的因素（如年龄、性别、食物过敏共致敏、季节等），为该区域多重致敏AR患者制定更精准的个体化管理策略提供数据支持。
**二、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为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数据来源于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院门诊2018年1月至2022年8月期间连续确诊的AR患者。研究人员采用ImmunoCAP?系统（瑞典Phadia AB公司）对所有纳入患者的血清样本进行过敏原特异性IgE（specific immunoglobulin E，sIgE）定量荧光酶免疫检测。检测panel包含10种常见吸入性过敏原，即树木混合（杨树/柳树/榆树，tx5）、豚草（w1）、蒿属花粉（w6）、屋尘螨混合（粉尘螨/户尘螨，dx1）、屋尘（h1）、猫毛皮屑（e1）、狗毛皮屑（e2）、德国蟑螂（i6）、霉菌混合（产黄青霉/腊叶芽枝霉/烟曲霉/链格孢霉，mx1）以及葎草（w22）；同时纳入11种食物过敏原的检测。抗体浓度≥0.35 U/mL（级别≥1）判定为阳性。研究人员依据患者吸入性过敏原阳性数量将纳入患者划分为多重致敏组（≥2种阳性）与单一致敏组（1种阳性），并进一步按年龄、性别、就诊季节、COVID-19大流行时期及民族进行亚组分层分析。数据采用SPSS 26.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最终分析纳入1,110例至少一种吸入性过敏原阳性的AR患者，其中多重致敏组826例，单一致敏组284例。
**三、研究结果**
**3.1 一般情况**
在1,110例吸入性过敏原检测阳性的AR患者中，单一致敏者284例（25.6%），多重致敏者826例（74.4%）。两组间性别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87），但在年龄分布（P＜0.01）、就诊季节（P＜0.001）、食物过敏共致敏（P＜0.001）及民族（P＜0.001）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多重致敏组中年轻成年人及合并食物过敏者的比例更高。
**3.2 致敏数量与种类分布**
多重致敏患者中最常见的吸入性过敏原为蒿属花粉（74.1%）、豚草（54.7%）和树木混合（49.2%）。每位患者阳性吸入性过敏原数量范围为2–10种（均值±标准差：3.81±1.7）。在仅对两种过敏原致敏的患者中，最常见的组合为蒿属花粉+豚草（66例，占双重致敏患者的28.9%）；在三种过敏原致敏的患者中，树木混合+蒿属花粉+豚草组合最为常见（88例，占三重致敏患者的44.0%）。研究观察到患者人数随致敏过敏原种类增加而呈递减趋势。
**3.3 致敏数量与强度分布**
多重致敏患者中平均个体强度得分最高的过敏原为蒿属花粉（3.65）、猫毛皮屑（3.06）和屋尘（3.00）。总过敏原强度得分随致敏数量增加而升高，从双重致敏的4.32上升至十重致敏的23.00；然而，个体平均强度得分在各致敏数量组间保持相对稳定，总体均值为2.38±0.81。
**3.4 不同年龄和性别组中致敏数量的分布**
不同年龄组间致敏数量差异显著（P＜0.001）。在19–35岁年龄组（P＝0.004）和总体队列（P＝0.002）中，致敏数量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女性通常表现出更高的致敏数量。年轻儿童主要为单一或少重致敏，而成人则表现出对更广泛过敏原来源的致敏。
**3.5 不同食物致敏组中过敏原数量的分布**
多重致敏患者中有236例（28.6%）至少合并一种食物过敏原共致敏。食物共致敏的存在与更高数量的吸入性致敏显著相关（P＜0.001）。最常见的食物过敏原为花生（49.2%）、海鲜混合（31.4%）和虾（22.0%）。
**3.6 不同就诊时间组中致敏数量的分布**
就诊季节和COVID-19大流行时期与致敏数量分布均显著相关（P＜0.001）。夏季（6–8月）在所有致敏数量组中占绝大多数病例；具有高度多重致敏（≥7种阳性过敏原）的患者全部在夏季确诊。疫情后，多重致敏病例总数显著下降，且未记录到≥7种致敏的病例。COVID-19前多重致敏比例为80.0%，疫情后降至55.2%。
**3.7 不同民族中过敏原数量的分布**
在具有民族信息的688例多重致敏患者中（汉族503例，回族177例，满族8例），不同民族间致敏数量分布差异显著（P＜0.001）。汉族在所有致敏数量类别中均占最大比例，这主要反映了当地人口构成。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明确了宁夏地区多重致敏AR患者以致病花粉过敏原为优势触发因素，尤其是蒿属花粉、豚草和树木混合花粉，这一模式与当地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适宜这些植物生长和花粉空气播散的特征一致。花粉过敏原中蒿属花粉的共有蛋白结构可跨越不同花粉及某些植物源性食物，导致花粉–花粉及花粉–食物交叉反应，这构成了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Pollen Food Allergy Syndrome，PFAS）的基础，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多重致敏患者中较高的食物共致敏率。
研究还发现，总过敏原强度得分随致敏数量增加而升高，提示多重致敏患者可能具有更高的总体sIgE负荷，这或许部分解释了多重致敏AR患者哮喘风险增加的原因，但该指标未经临床验证，解读需谨慎。夏季是多重致敏AR诊断的峰值季节，与本地蒿属花粉季节（通常为6月至10月，7、8月为高峰）一致。COVID-19大流行后多重致敏比例显著下降，推测可能与公共卫生措施导致的户外活动减少（限制花粉暴露）、口罩使用增加（提供物理屏障）等相关。
**研究结论**：宁夏地区多重致敏AR患者主要由花粉过敏原驱动，特别是蒿属花粉，并表现出以更高sIgE负荷、特定人口统计学特征和频繁食物共致敏为特征的独特模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可通过PFAS解释。本研究结果强调全面过敏原检测对于识别这一高危亚群的重要性。临床管理应参考当地花粉监测信息，并对合并哮喘和食物过敏保持警惕。COVID-19防控措施所观察到的效应进一步凸显了靶向减少过敏原暴露策略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