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Government support policies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mong resettled migrant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inner 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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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消除绝对贫困之后，搬迁移民的收入恢复与生计可持续性（IRLS）已成为后续扶持的核心目标。本研究利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和巴彦淖尔市506户搬迁家庭调查数据，采用多种统计方法，考察在后绝对贫困阶段（PEAPS）政策因素如何塑造搬迁移民的IRLS。研究
在中国消除绝对贫困之后，搬迁移民的收入恢复与生计可持续性（IRLS）已成为后续扶持的核心目标。本研究利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和巴彦淖尔市506户搬迁家庭调查数据，采用多种统计方法，考察在后绝对贫困阶段（PEAPS）政策因素如何塑造搬迁移民的IRLS。研究结果表明，政策因素在PEAPS背景下仍是搬迁移民IRLS的重要保障。然而，不同政策类型的效果存在显著差异：技能培训和社会保障具有显著正向效应；生活补贴倾向于诱发福利依赖；信贷支持的效果尚不明显。政策因素还面临产业结构以及公共服务获取不均等带来的约束。据此，本研究建议完善技能培训和社会保障政策，提高政策资金的定向配置，针对搬迁移民个体需求提供精准帮扶，并动态调整政策措施。通过内外协同激活搬迁移民的内生发展潜力，这些措施有助于实现搬迁移民“稳得住、能致富、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目标。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致力于消除绝对贫困，其中一项重要政策是将不适宜人类居住和发展地区的农民搬迁至交通更便利、就业机会更多的区域，即搬迁移民。为确保搬迁移民“稳得住、能致富、可持续发展”，政府自2020年代以来出台了一系列后续扶持政策，涵盖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就业支持、社区管理、权益保障、资金投入及监督指导等方面。尽管政策支持已取得显著成效，但搬迁移民的生计重建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经济重构、社会重组、文化延续和心理适应等问题。已有文献尚未系统解释政府支持政策如何影响搬迁家庭的收入恢复与生计可持续性（IRLS），尤其缺乏对不同政策类型差异化效应、内生发展动机的中介作用以及政策支持与内生动力之间替代或互补关系的检验。基于此，研究人员利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和巴彦淖尔市的506户搬迁家庭调查数据，结合多种统计方法，系统考察了政府支持政策对搬迁移民IRLS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该研究发表于《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其结论对优化后续扶持政策、激活搬迁家庭内生发展潜力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研究人员于2023年7—8月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和巴彦淖尔市12个搬迁安置区开展问卷调查，共发放55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506份，有效率为92%，样本覆盖多个旗县、不同搬迁时间和安置类型。同时，研究人员对32名安置区负责人、村干部及搬迁家庭代表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主要技术方法包括：采用线性回归和有序logit模型估计政策效应；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000次）检验内生发展动机的中介作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处理样本选择偏差并检验稳健性。
4.1 基准回归结果
通过线性回归和有序logit模型分析发现，与未参与政府支持政策项目的搬迁户相比，参与单个或多个政策项目的搬迁户在收入资产、心理福祉和公共服务方面均有显著改善，但在社会治理和生活环境方面效应不显著。进一步将政策细分为五类后发现，技能培训对收入资产、心理福祉、社会治理和生活环境具有显著正向效应；社会保障对收入资产和公共服务有显著正向作用；生活补贴对收入资产显著为负，易诱发福利依赖；生产补贴和信贷支持效应不显著。
4.2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基准结果的可靠性，研究人员将连续因变量转换为有序离散变量并使用有序probit模型重新估计，结果仍显示多重政策参与对收入资产、心理福祉和公共服务有显著正向效应。随后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进行反事实推断，核匹配结果显示，多重政策参与使收入资产提升146.02%，心理福祉降低10.20%的序数值（即归属感增强），公共服务水平提升11.83%，进一步支持了基准结论。
4.3 异质性检验
不同政策类型的效果存在明显异质性。技能培训作为人力资本提升手段最为有效，而单纯的生活补贴可能弱化搬迁户的自我发展动机；生产补贴因金额相对较低，难以显著影响家庭资产；信贷支持则因搬迁户风险承受能力弱、创业能力有限，未能转化为可持续生计。这表明政府支持政策需要从“一刀切”向差异化、精准化转型。
4.4 机制检验
通过逐步回归和Bootstrap中介效应分析，内生发展动机在多重政策参与与IRLS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其中，内生动机在多重政策参与影响收入资产中的相对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3.04%，影响心理福祉中占29.41%，影响公共服务中占17.48%。这说明政策支持不仅直接改善生计结果，还通过激活搬迁户自我发展意愿产生间接效应，验证了“政策赋能—动力激活—生计改善”的传导路径。
讨论部分指出，政府支持政策是搬迁移民实现IRLS的重要途径，但仅依赖单向外部扶持成本较高且回报有限，培育搬迁移民的内生发展动力至关重要。研究结果支持政策支持与内生动力之间具有协同补充关系，而非简单替代，这一发现与“财务援助必然导致依赖”的传统观点不同，原因在于现行政策包含技能培训等能力建设型工具，且已从普惠式向差异化转变。政策启示包括：加大财政支持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政策工具应根据搬迁户个体需求动态调整；政府应明确自身角色，以培育搬迁户发展能力为核心，引导多元主体参与，推动扶持政策从“救济型”向“赋能型”转变。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如下：
第一，关于政府支持政策促进IRLS的路径，本研究发现，与未参与政策项目相比，参与政府支持政策项目对搬迁移民安置后的IRLS实现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具体而言，参与多重政府支持政策项目显著改善了搬迁移民的收入资产、心理福祉和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分析显示，不同类型政策对搬迁移民IRLS的实现具有异质性影响。这一发现揭示了不同扶持政策的差异化效应，细化了政策效应分析的颗粒度。
第二，与未参与政府支持政策项目的搬迁移民相比，参与多重项目的搬迁移民表现出更强的自我发展内生动力。对政府支持政策、搬迁移民自我发展与IRLS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分析表明，搬迁移民的自我发展在多重政府支持政策与IRLS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这一发现丰富了政策影响机制的实证证据，从理论上回应了外部支持与内生动力是替代还是互补的争论，证实了二者之间的协同互补关系，明晰了“政策赋能—动力激活—生计改善”的传导路径，完善了搬迁人口可持续生计的分析框架。在实践中，这为支持政策从救济型帮扶向能力建设型赋能转型提供了实证支撑，凸显了培育内生动力对长期生计保障的核心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