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Bioengineering and Biotechnology》：A national framework for managing dual-use research of concern: integrating biosecurity, public health, and research governance
摘要：关注两用研究（dual-use research of concern, DURC）——即可能被误用从而造成重大伤害的合法生命科学研究——已成为日益紧迫的政策挑战。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和人工智能的进展既加快了高风险生物工作的速度，也扩大了其扩散范围，而治理体系在各国之间仍然支离破碎。基于一项更新至2026年7月28日的结构化叙述性政策综述，本文提出一个综合性的国家DURC风险管理计划，该计划将生物安全（biosecurity）、公共卫生、研究治理和应急管理相衔接。借鉴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2022年《负责任地使用生命科学的全球指导框架》（Global Guidance Framework for the Responsible Use of the Life Sciences）、ISO 35001:2019生物风险管理标准以及国家政策先例——包括2024年美国《关注两用研究和具有增强大流行潜力的病原体监管政策》（DURC-PEPP Policy），该政策的计划实施被第14292号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14,292）取代，而截至最终检索日期，修订或替代性联邦政策仍在制定中——本文描绘了与DURC治理相关的五条重叠威胁路径，分析了其多层次后果，并识别了可加以调整利用的现有工具和利益相关方接口。该框架的核心包含十一项整合性建议，覆盖预防和应对两个领域：建立国家DURC治理结构、加强机构监管和伦理审查、实施实验室生物风险管理系统、应对网络生物安全（cyberbiosecurity）、缓解内部人威胁（insider threat）、促进负责任的沟通保障、加强早期检测和监测、制定DURC专项应急响应计划、保护第一响应人员和医护人员、制度化风险沟通与公众参与，以及嵌入持续学习和国际合作。该计划强调对一线工作人员的保护、将职业健康纳入生物安全规划，以及制度化跨部门协调机制。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卫生、安全、研究、数字和社区部门的持续合作，但其益处超出DURC本身，能够增强国家对所有生物威胁的防范能力。
**1 引言**
**1.1 问题界定**
关注两用研究（DURC）指可合理预期产生可能被误用而对人类、动物、植物或环境造成重大伤害的知识、产品或技术的合法生命科学研究。DURC治理面临的核心张力并非新问题，但其紧迫性已显著增强。近期分析表明，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和人工智能（AI）赋能设计工具正在以快于监管体系适应的速度降低技术门槛。因此，DURC可能增加由实验室事故、内部人误用、网络赋能实验室系统破坏或生物制剂故意误用所引发的高后果生物事件的风险及潜在后果。同时，治理缺口已被记录，包括国家规则碎片化、机构监管不均衡，以及安全视角在研究伦理和资助方审查流程中整合有限。这些缺口不仅是学术关切：COVID-19大流行展示了生物事件如何迅速压垮卫生系统，并暴露了生物安全（biosafety）、生物安保（biosecurity）和应急扩容能力方面的弱点。大流行还加剧了关于高后果病原体起源的争论，将DURC治理从一个边缘政策议题推入主流公共话语。这些汇聚的压力推动了制定统一的国家DURC风险管理计划的需求，将生物安保、公共卫生、研究治理和应急管理整合为一个综合框架——这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其2022年《全球指导框架》中明确呼吁的方法。本综述识别的示例性案例包括美国、丹麦和乌干达的治理方法或实施举措，这些方法在范围、法律权威和实施能力方面差异显著。治理缺口因此并非完全没有国家行动，而是行动的碎片化和全球覆盖不均衡，尤其是在中低收入环境中。
**1.2 制定国家DURC计划的动因**
多项发展强化了制定专门国家计划的理由。第一，基因编辑、低成本DNA合成和实验室自动化方面的技术加速扩大了高风险生物工作的规模、速度和扩散范围，同时放大了潜在收益和风险。台式DNA合成仪价格下降，正变得可供较小实验室甚至非机构行为者使用，从根本上重塑了威胁格局。第二，实验室事故和病原体逃逸的证据日益增多。《柳叶刀-微生物》（The Lancet Microbe）发表的一项范围综述记录了2000年至2021年间全球数十起实验室获得性感染和病原体逃逸事件，涉及SARS-CoV、埃博拉病毒和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等。这些并非理论风险，而是有记录的系统性失效。第三，COVID-19大流行暴露了公共卫生系统在生物安全、生物安保、实验室操作和应急扩容能力方面的重大挑战，涉及增强型或故意释放的生物制剂时，类似弱点可能造成尤为严重的后果。第四，全球治理努力正在提高对国家体系的期望。WHO 2022年《全球指导框架》呼吁各国采取综合的、全生命周期的方法来减轻生物风险和治理DURC。同时，《生物武器公约》（BWC）第九次审议大会设立了一个工作组以加强公约，包括审议国家实施措施。2025年核威胁倡议（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的政策研究所报告进一步记录了BWC以病原体为中心的框架如何受到新兴技术（包括AI赋能合成生物学）的挑战。最后，经济维度不容忽视。世界银行将COVID-19大流行描述为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全球经济危机，对新兴经济体和弱势人群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大流行相关经济破坏的规模凸显了对生物威胁预防（包括相称的DURC治理）进行持续投资的潜在价值。
**1.3 创新贡献与计划目标**
本综述并非提出全新的监管工具，而是将现有DURC和生物风险管理治理工具整合到一个国家预防-应对架构中。其贡献在于三个方面：第一，整合——WHO全球指导框架（2022）、ISO 35001和美国的DURC-PEPP政策各自处理了DURC治理的重要维度，但本综述识别的单一文书均未在同一个国家预防-应对架构中可操作化所有这些领域，涵盖DURC监管、生物安全、生物安保、网络生物安全、公共卫生准备、职业健康和应急管理，并指定这些领域之间的接口。第二，实施排序——表1中提出的基于依赖关系的三级分阶段方案为各国根据机构成熟度和资源可用性确定能力优先级提供了实用路径。第三，该框架明确将职业健康、一线工作人员保护以及对意外后果（包括对科学自由的影响、中低收入国家（LMICs）的公平性，以及歧视性内部人威胁筛查的可能性）的保障，从边缘或隐含关切提升为核心框架组成部分。
表1给出了国家DURC计划的实施优先级矩阵。第1级（立即）为0-12个月，包括国家治理框架、带DURC筛查的机构监管、早期检测和监测，理由是没有法律权威、机构授权和态势感知，任何计划都无法运作。第2级（中期）为12-36个月，包括实验室生物风险管理（ISO 35001）、内部人威胁缓解、应急响应计划、工作人员保护和风险沟通，这需要第1级治理指定责任实体并分配资源。第3级（高级）为36个月以上，包括网络生物安全评估、负责任的沟通保障、持续学习和国际合作，这依赖于成熟的第1-2级系统和持续的政治承诺，在资源较低的环境中可能超出近期能力。时间线为示意性，表示建议的排序和预期成熟时间，而非固定完成期限。应急响应、工作人员保护、风险沟通和持续学习的基础规划应在第1级开始，即使全面实施被分配到较晚级别。实施速度应适应国家法律程序和机构能力。
拟议国家计划旨在：降低在本国开展或影响本国的DURC导致高后果生物事件或疫情的可能性；通过快速检测和协调响应限制任何DURC相关生物事件或疫情的健康影响；通过强健的职业健康与安全、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系统保护第一响应人员、一线医护人员、实验室工作人员和公共卫生人员；将伦理、法律和治理保障嵌入生命科学研究周期，从资助决策到发表；以及加强跨部门和国际合作，使卫生、安全、研究和数字安全行为者围绕共同的生物风险目标保持一致。
**1.4 综述范围**
本政策与实践综述界定了DURC相关的主要威胁及其潜在后果，绘制了可支持国家计划的现有工具和框架，识别了利益相关方和跨部门考虑因素，提出了十一项预防和应对组成部分，并讨论了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框架的全面实施假设国家背景具备运行中的生命科学研究部门、公共资助的研究机构，以及至少生物安全三级（BSL-3）遏制或同等的高后果诊断和参考实验室能力。在缺乏这些前提条件的情况下，设想分级推广：各国可首先建立基础治理架构和监测能力，然后分阶段引入实验室生物风险管理系统，将资源密集型要素（如网络生物安全审计和正式内部人威胁筛查）保留到机构能力成熟后的较后阶段。国内私营部门实验室被纳入框架利益相关方；然而，跨越多个监管辖区的跨国私营部门研究的治理不在本次范围之内。该框架因此旨在成为可转移的国家架构，而非针对特定国家的监管模式；其组成部分和排序应适应国内法律权威、机构成熟度、融资和研究能力。
**1.5 方法**
本研究采用结构化叙述性政策综述方法。相关文献最初在原始硕士课程作业开发期间通过新南威尔士大学图书馆可用的电子资源识别，初始阶段的具体数据库、检索日期和记录数量未保留。文献随后更新至2026年7月28日，使用PubMed、补充的Google Scholar学术检索、机构官方网站的定向检索以及合格来源的引文追踪。更新检索使用了“关注两用研究”“生物安全”“生物安保”“网络生物安全”“内部人威胁”“生物风险管理”和“健康安全治理”等术语的组合。纳入标准为涉及DURC治理、PEPP监管、实验室生物风险管理、网络生物安全、内部人威胁缓解、公共卫生准备或相关国家和国际政策文书的来源。仅关注技术性实验室程序而无治理维度的来源被排除。最终综合包含37个引用来源。证据基础包括四组来源：国际法律和规范文书；国家和区域政策与监管文件；同行评审期刊文章和学术专著章节；以及灰色文献。政策文件根据其法律地位、范围、监管机制和可执行性进行评估。表2和表3中的证据类别由作者综合确定。“基于共识”表示多个权威框架或专业指导文件之间的趋同；“混合”表示既有实证或观察性研究的支持，也有权威指导的支持；“作者综合”表示主要从邻近证据、案例研究或新兴政策分析中推断的建议。同行评审的实证和观察性研究根据研究设计、与建议的直接性、方法透明度和与其他来源的一致性进行定性评估。灰色文献根据机构来源、方法透明度和与政策实施的相关性进行评估。由于综述结合了异质性政策文书、法律文本、机构报告、案例研究和学术文献，未应用正式偏倚风险评估工具。鉴于叙述性设计、英语限制、初始课程搜索记录不完整以及证据基础相对较小，不能排除选择偏倚。筛选和来源评估由作者进行，缺乏完整初始搜索日志限制了综述的可复现性。
表2列出了各项建议的证据基础。国家DURC治理框架为第1级，基于共识；带DURC筛查的机构监管为第1级，基于共识；早期检测和监测整合为第1级，基于共识；实验室生物风险管理（ISO 35001）为第2级，混合证据；内部人威胁缓解为第2级，作者综合；DURC专项应急响应计划为第2级，混合证据；第一响应人员和工作人员保护为第2级，混合证据；风险沟通和公众参与为第2级，基于共识；网络生物安全评估为第3级，作者综合；负责任的沟通保障为第3级，作者综合；持续学习和国际合作为第3级，基于共识。
表3对主要DURC和生物风险管理治理文书进行了比较分析。WHO全球指导框架为非约束性，涵盖生命科学广泛领域，提供指导性DURC筛查，自愿执行，适用于LMIC，但无执行机制。ISO 35001为自愿标准，涵盖实验室生物风险，筛查隐式（基于风险），通过外部审计（自愿）执行，适用性中等（存在成本障碍），实施和认证可能需要专家知识和额外成本。美国DURC-PEPP政策为联邦政策，原计划实施被EO 14292取代，涵盖联邦资助研究，有明确DURC类别筛查，与EO 14292相关的资助限制执行，但仅适用美国，对私人资助工作存在缺口。欧盟第2021/821号条例为具有约束力的欧盟法律，涵盖出口管制物品，筛查部分（以出口为重点），由国家当局执行，仅适用欧盟，对内部研发监督有限。《生物武器公约》为条约，涵盖生物武器，无DURC筛查（以武器为重点），由国家实施执行，形式上普遍但实施能力不一，无核查机制。《国际卫生条例（2005）》为条约，涵盖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无专门DURC筛查（JEE评估能力），具有约束力的通报和报告义务，JEE参与自愿，正式适用广泛但实施能力不一，生物安保特异性有限。
**2 态势分析：威胁、现有文书和利益相关方考虑**
**2.1 与DURC相关的威胁类型**
近期文献识别出与DURC治理相关的五类重叠威胁。
**2.1.1 涉及高后果生物制剂的实验室事故**
涉及高后果病原体（包括具有增强大流行潜力病原体（PEPP）研究）的工作可能在生物安全系统失效时导致意外暴露或释放。1979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炭疽泄漏事件造成至少68人死亡，仍是严重的记录在案案例；而2003-2004年新加坡和台湾的实验室获得性SARS-CoV感染表明，即使资源充足的实验室仍然脆弱。尽管这些事件不一定涉及修饰病原体或DURC，但DURC或PEPP相关研究可能通过涉及具有特别严重公共卫生影响的生物制剂而放大类似失效的后果。
**2.1.2 内部人误用**
拥有生物材料、设备或敏感信息合法访问权限的工作人员可能出于恶意或胁迫行事。内部人威胁仍是在高遏制生物研究中最具挑战性的风险之一，缓解需要综合的技术、程序和文化措施——仅靠监控是不够的。近期前瞻分析进一步强调，合成生物学和基因组编辑的进展正在提高炭疽芽孢杆菌等病原体武器化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2.1.3 网络生物安全威胁**
随着高遏制实验室日益依赖网络化仪器、自动化系统和数字序列数据，网络赋能生物危害的攻击面不断扩大。网络攻击可操纵实验条件、破坏安全系统或窃取敏感DURC数据。网络安全与生物安全的融合（称为“网络生物安全”）是一个相对较新且快速演变的治理问题，尚未被一致地整合到DURC监管框架中。
**2.1.4 不受监管或监管薄弱的研究空间**
小型私营实验室、合同研究组织和DIY生物学社区可能在机构监管结构之外运作。虽然DIY生物学运动产生了有价值的创新和公众参与，但其去中心化性质对确保一致的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标准提出了挑战。
**2.1.5 信息和发表风险**
公开文献中详细的方法学描述、基因组数据或脆弱性分析可降低敌对行为者的门槛。一篇综述发现，在讨论新兴生物安全威胁的文章中，约十分之一出现对“信息获取”的关切。科学开放与安全之间的张力（有时称为“知识的双重用途困境”）在合成病毒学和AI赋能蛋白质设计等领域尤为突出。
这五类威胁在因果路径和治理含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实验室事故主要反映生物安全失效，最好通过生物风险管理体系和物理遏制来解决。内部人误用和生物恐怖主义涉及故意人类行为，需要人员可靠性计划、行为监测和鼓励保密举报的安全文化。网络生物安全威胁利用数字脆弱性，需要与物理安全措施不同的技术控制。不受监管的研究空间和信息危害对监管覆盖和发表伦理提出不同挑战。尽管所有五类威胁都与DURC治理相交——因为DURC研究放大了每类威胁的潜在后果——但它们的预防和缓解策略应先进行分析区分，再整合到统一框架中。并非每次实验室事故、网络事件、内部人事件或故意生物攻击都构成DURC事件。这些路径仅在所涉研究、知识、技术或生物材料符合DURC定义或涉及具有增强大流行潜力病原体研究时才属于本框架范围。
**2.2 DURC相关生物事件的后果**
DURC相关生物事件或疫情可能产生远超临床领域的多层次影响。
**2.2.1 临床后果**
增强型病原体可能传播更有效、逃避免疫或抵抗现有治疗，相对于自然疫情增加发病率和死亡率。即使“普通”实验室获得性感染在脆弱人群中也可能严重并产生下游传播；Blacksell等人记录了多个实验室工作人员感染家庭成员或社区接触者的案例。
**2.2.2 卫生系统压力**
COVID-19展示了重症激增如何迅速压垮医院、耗尽供应并延迟常规护理。DURC相关事件可能更具挑战性：早期病例定义和诊断方法可能缺乏，病原体可能被故意或意外赋予使临床管理复杂化的特征。
**2.2.3 职业风险**
第一响应人员、急诊临床医生、公共卫生人员和实验室工作人员往往最先暴露，但他们的保护常被视为次于患者护理。WHO框架强调，工作人员保护是负责任生命科学治理的核心，而非附属关切。
**2.2.4 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
可疑或确诊的DURC相关疫情可能引发污名化、抗议、地缘政治紧张以及公众对科学和政府信任的深刻丧失。过去围绕高风险研究（尤其是大流行潜力功能获得研究）的政策争论已在一些社区侵蚀信任。DURC相关疫情还可能带来重大经济成本，COVID-19、SARS和大流行性流感的更广泛经济后果已表明这一点。
**2.3 可用于应对威胁的工具**
各国并非从零开始；若干现有工具和框架为国家计划提供了基础。WHO全球指导框架（2022）阐述了价值观、原则和一套全面的工具供各国调整，明确覆盖从资助决策到实验室操作再到发表的完整研究生命周期，并强调整合生物安全、生物安保和生物伦理考量。ISO 35001:2019标准为实验室和相关组织提供了结构化的生物风险管理框架。COVID-19大流行的证据表明，具有结构化风险评估和事件学习系统的实验室更能适应新威胁。在监管层面，2024年美国DURC-PEPP政策代表了整合两用和增强病原体研究监管的详细尝试，设定了高后果研究类别、额外机构审查要求和记录在案的风险缓解计划。其实施被2025年5月第14292号行政命令取代。截至2026年7月28日最终文献更新时，官方NIH指南继续将2024年政策描述为有待修订或替换，并表明将发布进一步指南。尽管该政策未按计划实施，但其设计特征对制定国家DURC治理机制的国家仍具有指导性政策先例。除了正式标准和法规，关于治理、伦理和“设计安全”的学术研究主张在项目设计、资助决策和技术平台的上游整合安全与安保考量。欧盟第2021/821号两用条例提供了另一个治理模式，重点关注两用物品的出口管制和研究监管，其机构间协调和研究人员参与机制具有可转移的经验。
**2.4 利益相关方**
根据WHO指导，DURC计划必须让多个利益相关方群体参与：公共卫生当局；医疗保健提供者和第一响应人员；研究机构和资助方；安全和执法机构；监管和伦理机构；数字和网络安全行为者；国际合作伙伴；民间社会和社区代表。纳入民间社会值得注意，因为DURC治理历来由技术和安全行为者主导。建立对监管决策的公众合法性（特别是限制研究的决策）需要与最终承担生命科学进展风险和收益的社区进行有意义的互动。
**2.5 跨部门考虑**
DURC治理分析一致强调，没有任何单一部门能单独管理这些风险。关键接口包括：健康-安全（共享可疑事件情报，同时尊重公共卫生保密要求）；健康-科学（将监测数据与研究监管联系起来，以便调查异常疾病信号是否可能与DURC关联）；健康-数字（将网络生物安全协议与感染控制和实验室信息系统对齐）；健康-劳动（将职业健康政策嵌入生物安保规划，使工作人员保护内在于生物风险管理而非独立于其外）。然而，现有协调往往是偶发性的、依赖个人关系，而非制度化。有效跨部门合作需要定期联合演练、共享事件报告平台、指定联络官和明确的谅解备忘录，以便在人员变动后依然存续。
**3 国家DURC风险管理计划建议**
以下十一项建议按两个领域组织：预防（解决DURC相关事件的可能性）和应对（解决事件发生后的后果）。建议的证据强度各异。
**3.1 预防组成部分**
**3.1.1 建立国家DURC治理框架**
任何有效计划的基础是符合WHO全球指导框架的国家DURC和生物风险战略。该战略应：为国家目的定义DURC和具有增强大流行潜力的病原体（PEPP）；明确各部委、监管机构、资助方和研究机构的角色与责任；要求所有公共资助的生命科学研究在资助和机构层面进行DURC潜力筛查；要求高后果项目进行额外的独立审查并制定记录在案的风险缓解计划，借鉴2024年美国DURC-PEPP政策的设计特征；并承诺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定期审查。治理框架应通过立法或行政命令建立，以确保超越任何单一政府的持久性。关键设计选择是采用基于清单的方法（定义受监管的特定病原体或实验类型）还是更广泛的风险导向方法（考虑研究可预见的后果，无论病原体类型如何）。清单不足是因为无法捕捉新型或合成制剂，计划应结合高后果制剂清单与风险导向的评估框架。
**3.1.2 加强机构监管和伦理审查**
机构生物安全委员会和研究伦理委员会应被正式赋予在审查任务中考虑DURC问题的职责。这些委员会需要特定专业知识和指导来处理生物安保后果，不仅是传统研究伦理关切。实际措施包括：在伦理和生物安全申请表中嵌入标准化的DURC筛查问题；为复杂或有争议的案件提供国家DURC咨询小组通道；为委员会成员、首席研究员和研究学生提供关于两用困境的强制培训模块，包括2011年H5N1传播争议和2017年马痘病毒合成等案例。机构监管应与风险相称，采用分级系统：低风险项目接受简化审查，高后果工作接受扩展评估，以减少监管疲劳和资源瓶颈。
**3.1.3 在实验室实施生物风险管理系统**
所有高风险实验室（BSL-3、BSL-4、主要诊断和参考实验室）应实施符合ISO 35001:2019的正式生物风险管理系统。关键行动包括：为ISO 35001实施提供国家指导和专项资助，特别是缺乏合规资源的公共实验室；由认可评估人进行定期外部审计，审查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维度，包括物理安全、人员可靠性和废物管理；将职业健康措施（疫苗接种、个人防护装备、心理健康支持和暴露响应协议）整合到生物风险管理计划中。职业健康整合尤为重要，调查证据显示生物安全专业人员在疫情期间报告了倦怠、焦虑和道德困扰。
**3.1.4 应对网络生物安全**
国家计划应强制要求处理高后果材料或DURC数据的设施进行网络生物安全风险评估。建议绘制网络-物理资产图、分析受损的潜在影响，并将网络安全控制直接嵌入现有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协议。国家网络安全机构应与卫生和研究部门合作：发布针对不同实验室类型和风险级别的基线网络生物安全标准；共享针对生物研究设施或卫生基础设施的网络活动威胁情报；在网络与生物风险交叉时支持协调事件响应。应解决的具体脆弱性包括：控制实验室气压和遏制设施的网络化楼宇管理系统；可能被操纵绕过筛查的DNA合成订购平台；包含敏感实验数据的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LIMS）；以及可能存储高后果病原体序列数据的云基基因组分析管道。
**3.1.5 缓解内部人威胁**
有效的内部人威胁计划可结合背景筛查、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行为意识培训、保密举报机制和积极的安全文化，而不依赖任何单一措施。国家计划应：要求对生物材料、设备和敏感数据实施明确的、记录在案的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并定期审计访问日志；建立保密机制（包括匿名举报渠道和指定的申诉专员），使工作人员能够无惧报复地举报令人关切的行为；培训管理人员使用标准化标准识别和适当升级记录在案的安全相关行为或政策违规，并具备正当程序保障和防止歧视性画像的保护措施；提供支持性领导和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以减少关键访问权限工作人员的抱怨、倦怠和财务压力。对文化的强调是深思熟虑的。过度监控的方法可能侵蚀信任、增加压力并阻碍关切或错误的报告。来自医疗保健和其他高可靠性部门的证据表明，公正文化（鼓励报告关切和错误而不进行不成比例惩罚）可能有助于更早识别安全问题和更开放的事件报告。
**3.1.6 促进负责任的沟通和开放科学保障**
国家指导应通过实用、相称的措施而非全面限制来解决开放科学与安全之间的张力。具体建议包括：鼓励机构和期刊对描述高后果方法或数据的稿件进行提交前DURC审查；与出版商、资助方和安全机构协商制定标准，当可预见的伤害超过立即公开的益处时，对特定方法学细节进行删减或延迟发布；推广具有分级访问控制的安全数据共享平台，使真正的研究人员能够访问信息，同时维护审计追踪。2005年1918年流感病毒全基因组序列的发表以及随后病毒的重建，仍是开放获取基因组数据如何产生两用关切的标志性案例。
**3.2 应对组成部分**
**3.2.1 加强早期检测和监测**
区分自然发生的疫情、意外实验室释放和故意生物事件十分困难，尤其是在调查早期。国家计划应将DURC敏感指标整合到常规流行病学监测中。这些指标包括：异常的地理或时间聚集性疾病，特别是在高遏制实验室附近；实验室或研究人员的无法解释疾病；异常基因组特征（需结合流行病学、实验室和情报证据进行整体解读）；以及敌对行为者对生物材料或研究设施感兴趣的情报指标。基因组数据本身不应被视为意外实验室释放或故意生物事件的证据。计划还应确保卫生、研究和安全机构之间快速、安全地共享基因组、流行病学和实验室数据，并由明确协议规定可共享内容、共享对象和条件。在合理怀疑意外实验室释放或故意生物事件时，建立联合流行病学-法医调查协议至关重要，应指定牵头机构、定义同时满足公共卫生和执法标准的证据处理程序，并明确《国际卫生条例（2005）》以及适用的联合国秘书长调查涉嫌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机制的通报义务。
**3.2.2 制定DURC专项应急响应计划**
通用大流行计划可能不足以应对DURC相关事件，此类事件可能涉及增强型病原体、刑事或国家安全维度以及强烈的公众审视。响应计划应包括：基于流行病学、态势情报和实验室发现的明确触发条件，用于启动DURC专项事件响应；预先指定的快速多学科风险评估安排，纳入生物安全、生物安保、法律和伦理专家意见；在调查进行期间暂时限制或调整涉事设施研究活动的机制，而不永久损害科学能力；以及国际通报与合作程序，认识到DURC相关事件可能迅速跨境，并可能涉及《生物武器公约》下的义务。定期进行桌面推演和功能模拟演练对识别书面计划中不明显的协调缺口至关重要。
**3.2.3 保护第一响应人员和医护人员**
计划必须确保在DURC相关事件中，第一响应人员和医护人员不会在没有充分机构保护的情况下承担不成比例的风险。职业健康计划应保障：及时获得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PPE）、预防性治疗和可用疫苗；提供培训使响应人员熟悉异常或高后果生物事件的临床和流行病学体征，区别于常见传染病；包括心理社会支持服务和公平的补偿机制，以在长期或反复响应中维持劳动力韧性。互惠原则至关重要：代表社会接受升高风险的工作人员有权从部署他们的机构获得相应的注意义务，这一原则在WHO框架中得到阐述。
**3.2.4 风险沟通和公众参与**
不信任和错误信息可放大DURC相关事件的伤害，COVID-19已证明这一点。国家计划应：预先指定受信任的卫生和科学发言人，而非在危机期间仓促确定；准备预先商定的沟通模板，涵盖实验室事故、可疑故意释放和误报等情景；在事件发生前主动与社区和民间社会组织互动，讨论DURC、研究监管涉及的伦理权衡以及决策机制。主动参与建立危机沟通所依赖的信任储备。理解为何某些研究受监管以及监管决策如何制定的社区，不太可能将限制解释为武断或阴谋性的。
**3.2.5 持续学习和国际合作**
生物风险快速演变，国家计划应建立机制以：系统性审查DURC相关事件、未遂事件和演练，传播经验教训并相应更新政策；积极参与DURC治理、生物安全、生物安保和网络生物安全的国际网络，包括WHO《全球指导框架》试点倡议；为完善全球框架做出贡献，认识到生物威胁不分国界，强大的国家体系共同加强国际安全。同行评审机制——各国自愿将其DURC治理安排提交国际对应方外部审查，建立在WHO联合外部评价（JEE）框架等现有工具基础上——已被提议作为建立互信和识别改进机会的工具。
**3.3 实施优先级**
并非所有十一项建议都具有同等紧迫性。表1将其组织为三级实施序列，反映基础治理和监测必须先于资源密集型干预的逻辑。表2提供了每项建议的详细证据强度评估。
**4 讨论**
**4.1 主要发现总结**
本综述认为DURC处于科学创新与潜在高后果生物风险的交汇点。高风险生物能力的扩展——由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和AI进展驱动——加上实验室连接性的增强和卫生系统已证明的脆弱性，使DURC相关生物事件成为日益重要的政策关切。拟议的十一组成部分计划覆盖整个风险管理周期。预防组成部分——治理、监管、实验室管理、网络生物安全、内部人威胁缓解和负责任的沟通——旨在降低DURC相关事件的可能性。应对组成部分——监测、应急规划、工作人员保护、风险沟通和持续学习——旨在限制预防失败时的后果。框架特别强调一线工作人员保护、职业健康和制度化跨部门协调，本综述识别这些在审查的文书中相对欠发达或整合不一致。
**4.2 实施挑战**
实施综合国家DURC计划面临若干重大挑战。第一，资源约束相当大。所需的技术、人力和财务投入（从ISO 35001实施到网络生物安全评估）对资源较低的环境可能难以承受。分阶段实施可提高可持续性。第二，政治意愿不均衡。DURC治理与更紧迫的卫生优先事项争夺注意力，并可能被视为限制科学竞争力。第三，技术变革的快速步伐意味着任何治理框架都存在过时风险。建议强调定期审查和适应，但维持前沿性的制度机制需要专门资源。为支持实际应用，三级实施序列可根据国家能力进一步调整。高能力环境可追求完整的三级框架；中等能力环境可优先第1级治理和监测组件以及第2级实验室生物风险管理和工作人员保护措施；低能力环境可从包含国家治理框架、基本监测整合和参与WHO联合外部评价等国际评估机制的第1级最低方案开始。实施还取决于劳动力、激励和合规安排：政府需要培训DURC审查员、实验室生物风险审计员、网络生物安全专家、职业健康人员和多学科事件调查员。合规激励可关联研究资助、实验室认可和高后果工作授权，监测可结合机构自我评估与相称的外部审计。此外，DURC治理并非无条件的好事：加强监管自身也有风险。最突出的关切是对合法研究的寒蝉效应。一项考察丹麦2008年《生物安全法》的硕士论文估计其实施后生物技术专利产出减少了46%，表明校准不良的监管可抑制整个部门的创新，尽管这一发现尚未得到独立证实。如果合规负担被认为过度，研究人员可能放弃有价值的研究方向、迁移到监管较少的辖区或转向监管更薄的私营部门——这些结果反而会降低而非提高集体生物安保。发表审查机制虽对特别敏感的研究结果必要，但必须足够精确，避免造成与科学开放规范冲突的事先限制制度。公平性考虑同样被低估。本框架假设一定程度的机构基础设施、监管能力和财政空间，而这在许多中低收入国家可能缺失。内部人威胁计划值得特别审查：背景调查、行为监测和保密举报系统若缺乏强健的程序保障，可能制造怀疑氛围、侵蚀实验室士气，并使工作人员——特别是来自边缘化或外国背景的人员——面临歧视性审查。建议采用“公正文化”方法，其有效性取决于真正致力于公平的制度领导力。从开始就应将内部人威胁计划结果的定期独立审查（包括人口影响评估）嵌入治理框架。
**4.3 治理争论和未决问题**
若干与本框架相关的治理争论仍未解决。第一，DURC与功能获得（GOF）研究的关系持续产生分歧。DURC广义上指可能被误用的合法研究，而GOF研究特指增强病原体传播性或毒力等特性的实验。并非所有GOF研究都符合现有定义下的DURC，但两者在实践中重叠较多，政策话语中的混同有时模糊了监管设计。本框架采用包容性范围，但不解决GOF研究是否需要专项治理待遇的争论。第二，术语本身在变化中。美国在2024年DURC-PEPP政策中正式化了DURC和PEPP合并术语，而第14292号行政命令随后强调“危险的功能获得研究”并指示修订或替换2024年政策。这些术语在不同辖区使用不一致：WHO全球指导框架、《生物武器公约》和许多国家系统继续使用更广泛的DURC或生物风险概念。第三，各国治理方法差异显著。美国历来严重依赖联邦资助研究的附加条件，而欧盟强调出口管制和两用物品监管。在许多资源较低的环境中，生物安全、实验室能力建设和更广泛的卫生安全准备可能仍是比正式DURC专项监管更紧迫的优先事项。这些不同路径反映了法律传统、研究资助模式和机构能力的真正差异。
**4.4 本综述的局限性**
本综述存在若干局限。第一，主要依赖英语文献和高收入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的框架。中低收入国家的DURC治理挑战需要专门分析。第二，尽管国内私营部门实验室被纳入框架利益相关方，但未详细考察跨国制药和生物技术研究的治理。第三，特定DURC治理措施有效性的实证证据有限。多数建议基于专家共识、案例研究和相关领域的类比。第四，若干论证依赖灰色文献，包括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和政策机构报告，这些来源支持的结果应视为初步。第五，框架尚未通过利益相关方咨询、德尔菲共识方法或政策制定者及生物安全专业人员的正式审查进行验证。第六，原始课程搜索记录不完整限制了可复现性并可能引入选择偏倚。
**4.5 对政策和实践的含义**
尽管存在局限，国际指导、国家政策发展和学术分析的汇聚为政策制定、调整和试点评估提供了实用但初步的基础。建议并非细节规定性，应适应国家法律体系、研究生态系统、机构能力和风险概况。它们共同构成拟议的综合国家DURC风险管理架构，在大规模实施前需要情境化调整和评估。
**4.6 未来研究方向**
本综述识别出若干研究优先事项。第一，国家DURC治理实施的比较案例研究将加强政策设计的证据基础。第二，特定监管机制有效性的实证研究（如机构DURC审查委员会、ISO 35001实施、网络生物安全评估）需要超越专家共识。第三，AI赋能生物设计工具的治理含义值得专门关注。第四，公众对DURC治理认知以及有意义的公众参与监管决策方法的研究将支持监管系统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第五，DURC预防成本效益的经济建模可加强资源受限环境的投资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