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地与自杀率：美国、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比较与对比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Greenspace and suicide rate: comparing and contrasting the U.S., England & Wales

　　**摘要**
每年有超过72万人死于自杀。降低自杀率需要有针对性的政策干预，这突显了识别潜在保护因素的必要性。尽管绿地已被认为是一种保护因素，但实证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因此，需要进行一项考虑空间尺度、绿地多样性和情境差异的比较分析，以探究绿地与自杀率之间的关系是否因国家而异，并更好地理解社会和环境不平等如何影响自杀风险。具体来说，我们研究了四个城市绿地的指标：区域公园数量、区域公园面积比例、当地公园的便利性以及平均公园规模。利用2019年至2023年的自杀数据，我们对美国所有城市县和英格兰及威尔士的所有城市地方当局进行了横断面生态学研究，以探讨绿地与自杀率之间的关联。通过比较两个具有相似行政级别的国家，我们研究了这些关联是否因社会背景而异，以及在调整社会经济劣势因素前后的变化情况。在美国，公园的可及性被证明是一个强有力的保护因素，拥有至少一个开放公园的县自杀率估计降低了19%（发病率比 = 0.81）。在英格兰及威尔士，发现自杀与公园数量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联，这表明不同地方当局之间存在潜在的异质性。这些发现强调了在城市绿地规划和公共卫生干预中采取特定于情境的方法的必要性。

**1. 引言**
全球每年有超过72万人自杀，平均每40秒就有一人丧生（WHO，2025年）。实际影响更为严重：实际尝试自杀的人数要多得多，保守估计每年有超过2000万人表现出自杀行为（Levi-Belz等人，2019年）。自杀不仅对个人造成巨大伤害，还会暴露家庭、朋友和社区中的更广泛的社会和情感脆弱性。常被引用的“石头投入湖中”这一比喻恰当地捕捉到了其涟漪效应，调查数据显示，每一起自杀事件会影响周围社交网络中的多达60人（Berman，2011年；Andriessen和Krysinska，2011年；Pitman等人，2014年；Dyregrov和Dyregrov，2005年）。
自杀长期以来一直是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焦点。作为一种高度复杂且多方面的现象，它源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科学和环境科学等多个因素的相互作用，有效应对这一持续的公共卫生挑战需要全面了解其风险和保护因素，以制定有针对性的、基于证据的政策干预措施（De Berardis等人，2018年；Karim和Hussain，2024年；H.-Y. Lee等人，2024年；Orsolini等人，2020年）。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强调了环境背景对自杀风险的影响，例如空气污染、气候变化、城市化和绿地接触等因素与自杀率有关（Lin等人，2016年；Yarza等人，2020年；Chung等人，2008年；Bolanis等人，2024年）。其中，绿地接触被认为是一种保护因素，因为它对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健康和环境健康具有多方面的益处（Burrowes等人，2022年）。
许多近期研究探讨了绿地在降低自杀风险方面的潜在保护作用，但实证证据在不同国家和环境中仍存在不一致性。最近的一项系统评价发现，64%的研究发现绿地接触与自杀风险之间存在保护关系，包括日本、韩国和荷兰等多个国家（Bolanis等人，2024年；Helbich等人，2018年；Jiang等人，2021年；Kim和Sung，2022年）。然而，这种关联的强度和显著性似乎因地区而异。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和英格兰的情况似乎有所不同。在美国，路易斯维尔和辛辛那提进行的两项区域研究发现，更高的树木覆盖率与较低的自杀率显著相关（El-Mallakh等人，2022年；S. Lee等人，2023年）；而一项大规模队列研究和一项针对英格兰50个最大城市的生态分析则没有发现绿地面积比例与自杀死亡率之间的显著关系（Bixby等人，2015年；R. Mitchell和Popham，2008年）。几种假设可以解释这些不一致性。首先，这些研究在研究设计上存在显著差异，包括区域、城市尺度的生态分析以及队列分析。其次，研究人员对绿地的概念化不同，包括树木覆盖率和公园面积比例，各自捕捉了不同的环境特征和暴露途径。第三，各国之间城市形态、社会经济结构和环境背景的差异可能导致绿地接触与自杀之间的关系有所不同。尽管如此，目前尚不清楚绿地与自杀之间的关系是否在不同国家和社会背景下都是一致的，这突显了需要进行考虑空间尺度、绿地多样性和情境差异的比较研究。在城市环境中，绿地的益处通常通过公园实现，公园作为集中的绿地，使居民能够接触自然并体验其恢复效果（Li等人，2023年；Olszewska-Guizzo等人，2020年）。在区域尺度上，公园通过改善空气质量、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减少噪音污染以及培养富含氧气的区域来提高城市宜居性，从而维持更健康的城市生态系统（Li等人，2023年；Nieuwenhuijsen，2021年；Rey-Gozalo等人，2023年）。在社区尺度上，便利且吸引人的公园提供了休闲活动、日常社交互动和与自然的视觉接触的机会，从而促进身体健康、放松、压力缓解和社会凝聚力（Burrowes等人，2022年；Hepcan，2013年；Yigitcanlar等人，2020年）。通过这些相互关联的生态和休闲功能，城市公园有助于个人和集体的福祉，为城市化环境中的自杀风险降低提供潜在机制。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据我们所知，本研究首次在美国和英格兰及威尔士之间进行了跨国比较，探讨了不同公园指标与自杀风险之间的关系。我们进行了横断面生态分析，涵盖了美国所有城市县和英格兰及威尔士的所有城市地方当局，从而在可比的行政级别上进行了一致的跨国比较。为了捕捉城市公园在区域（县或地方当局）层面和地方层面的多重功能，我们使用了四个绿地指标：（1）区域公园数量，（2）区域公园面积比例，（3）当地公园的便利性，以及（4）平均公园规模。除了人口构成外，另一个复杂因素是社会脆弱性，因为社会弱势群体与更高的自杀风险和较少的绿地接触机会有关，这表明绿地与自杀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混淆效应（Astell-Burt等人，2014年；Liu等人，2023年；R. J. Mitchell等人，2015年）。因此，本研究旨在回答三个关键问题：（1）区域和地方公园指标如何影响自杀率？（2）在调整社会经济劣势因素前后，这些关系如何变化？（3）绿地与自杀之间的关联在不同社会背景下是否不同，特别是在美国和英格兰及威尔士之间？了解社会和环境不平等如何共同影响自杀风险，以及在不同国家是否存在情境差异，可以为有效的城市景观规划和旨在降低自杀风险和提高人口心理健康的公共卫生干预提供依据。

**2. 方法**
**2.1. 公园指标**
四个公园指标——区域公园数量、区域公园面积比例、当地公园的便利性和平均公园规模——在生态层面上捕捉了绿地的不同维度。具体而言，区域公园数量反映了县或地方当局提供的公园设施的行政级别。公园面积比例捕捉了绿地的景观层面构成，代表了更广泛的生态结构和环境质量。当地公园的便利性则提供了居民接触附近绿地的生态估算。尽管公园便利性没有捕捉个体层面的可及性或实际使用情况，但它作为当地建筑环境中潜在可及性的有用指标，特别是对于行动不便的人群，如老年人、妇女和儿童（Li等人，2023年）。平均公园规模是通过将区域公园面积除以区域公园数量计算得出的，尽管它可能对极端值敏感。
对于美国，从NaNDA（Melendez等人，2023年）获取了包括公共拥有的地方公园、州立公园和国家公园；某些学校公园；以及公众可进入的私人公园在内的开放公园的数量和面积的普查分区级数据。这些分区级数据使用2020年FIPS代码汇总到县级别，以得出总公园数量、总公园面积和总面积。然后计算区域公园指标，包括区域公园数量、区域公园面积比例和平均公园规模。公园便利性使用County Health Rankings & Roadmap（County Health Rankings 2025 Data，2025年）提供的指数进行评估，反映了居住在距离公园半英里以内的人口百分比。对于没有检测到公园的县，在原始数据集中记录为缺失，并将其归为零。
对于英格兰及威尔士，Ordnance Survey（OS Open Greenspace，2025年）提供了每个地方当局内的公园总数和公共花园总面积，以及总面积。这些数据用于得出地方当局级别的公园指标，包括区域公园数量、区域公园面积比例和平均公园规模。公园便利性使用国家统计局（ONS）提供的指数进行评估，反映了居住在距公园1公里半径范围内的公园或公共花园的平均数量（Access to Gardens and Public Green Space in Great Britain，2020年）。

**2.2. 自杀数据**
我们使用了2019年至2023年的汇总自杀数据进行横断面生态分析。对于美国，2019年至2023年的县级自杀数据来自CDC WONDER（Wide-ranging Online Data for Epidemiologic Research）压缩死亡数据集，该数据集基于美国居民死亡证书报告年度自杀死亡人数（Underlying Cause of Death，2018-2024年，Single Race，2026年）。为了保护隐私，CDC对死亡人数少于9人的县的自杀数据进行了屏蔽。对于英格兰及威尔士，2019年至2023年每个地方当局的自杀人数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Suicides in England and Wales by Local Authority，2025年）。

**2.3. 社会经济劣势**
对于美国，使用邮政编码统计区（ZCTA）级别的社会脆弱性指标（SVM）来捕捉社会劣势。SVM基于多维项目反应理论得出，整合了人口统计、教育、经济环境、基础设施和医疗保健等多个领域（Saulsberry等人，2023年）。通过使用人口加权平均值汇总ZCTA级别的SVM估计值来生成县级别的SVM。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使用了SVM的百分位数，即SVM的逆正态变换，其中较高的百分位数（范围从0到1）表示更大的社会劣势。
对于英格兰及威尔士，使用复合英国多重剥夺指数（IMD）来表示地方当局级别的社会经济劣势（Composite 2020 UK Index of Multiple Deprivation，2025年）。IMD结合了收入、就业、教育、健康、住房和服务障碍以及生活环境等多个领域，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地区剥夺指标。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使用了每个地方当局IMD得分的百分位数排名（范围从0到1），其中较高的百分位数表示更大的剥夺程度。

**2.4. 人口和城市特征**
先前的研究报道，老年男性（Karen Feldscher，2025年；Sadek等人，2024年）和白人人口的自杀率较高，而儿童和青少年的自杀率较低（美国自杀预防基金会，2025年）。为了在我们的生态研究中考虑这些潜在的人口统计混淆因素，我们调整了女性居民、少数族裔人口、24岁以下居民以及65岁及以上居民的比例，这些通常分别用于代表年轻人口和老年人口。在美国，县级的人口总数、种族和少数民族人口、女性人口以及65岁及以上和24岁及以下人口的估计数据来自人口普查（2020年4月1日至2025年7月1日的年度县级居民人口估计，按年龄、性别、种族和西班牙裔来源分类）。如果一个县的城乡代码小于或等于4，则该县被归类为城市县（NCHS城乡分类方案，2024年）。对于英格兰和威尔士，每个地方政府的人口总数、65岁及以上和24岁及以下人口、女性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的数据来自ONS（202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普查——按年龄和性别划分的种族群体，2023年），并根据ONS的城乡分类（2021年地方政府区域的城乡分类，2025年）确定这些地方为城市。然后为每个县或地方政府计算65岁及以上和24岁及以下的人口比例、女性居民比例和少数民族居民比例。

2.5 统计分析
我们的分析集中在城市县和地方政府上。为了建模公园指标与自杀率之间的关联，采用了负二项回归来解释过度离散现象。特别是对于美国，使用了一个截断的负二项模型来适应CDC对自杀人数小于或等于9的抑制（Hilbe，2005年）。由于区域公园面积比例存在显著的右偏态（表1），我们应用了对数转换来减少偏态，并更好地近似自杀率与公园面积之间的线性关系。在美国数据中，向零值添加了一个小常数（1e-10）以确保非负性。美国有一些县的公园数量非常多，最大值超过了3000个，而大多数县的公园数量不到100个。平均公园规模也观察到了类似的模式，大多数县的值低于1，而最大值超过了200。因此，我们将公园数量截断在200个，平均公园规模截断在2个，以减少极端观测值对模型拟合的影响。对于美国数据，还创建了一个公园可用性的二元指标（一个县内是否至少有一个公园），并在分析中考虑了这个指标。

表1. 各国家公园指标和自杀率的总结。
变量 美国 英格兰和威尔士
N = 1,127a 英格兰和威尔士 N = 224a
公园数量（1个公园） 35.00 (0.00, 3,337.00) [268.51] 51.00 (14.00, 238.00) [35.73]
公园可用性 1,056 (94%) 224 (100%)
公园面积比例 0.01 (0.00, 0.73) [0.09] 0.03 (0.00, 0.35) [0.04]
对数转换后的公园面积比例 -5.24 (-23.03, -0.31) [4.97] -3.59 (-7.29, -1.06) [1.07]
平均公园规模（平方英里） 0.06 (0.00, 245.32) [10.08] 0.02 (0.00, 0.12) [0.02]
居住在0.5英里范围内的公园人口百分比（1%） 25.59 (0.00, 100.00) [25.81]
1公里半径内的平均公园数量（1个公园） -2.04 (1.04, 11.96) [1.57]
每10万人中的自杀率 15.98 (4.92, 53.90) [5.79] 9.51 (4.04, 16.92) [2.54]
由于截断被抑制 45 (4%)
老年人中的每10万人中的自杀率 17.92 (3.86, 62.38) [7.53]
由于截断被抑制 393 (35%)
a 中位数（最小值，最大值）[标准差]；n（百分比）。
b 美国的平均公园规模是对至少有一个开放公园的县进行的总结。
在模型中使用了人口作为偏移量，并包括了四个关键的社会人口统计数据：少数民族居民百分比、女性居民百分比、65岁及以上的成年人百分比和24岁及以下的成年人百分比作为协变量进行调整。首先检查了单变量关联，然后是控制了社会经济劣势的调整模型。具体来说，为每个公园指标拟合了三个模型：模型1仅包括公园指标；模型2还包含了社会人口统计数据；模型3进一步调整了社会劣势指数。所有模型的估计值都以自杀发病率比率（IRR）及其对应的95%置信区间（CI）和概率值（p值）报告，统计显著性定义为排除了1的值或p值小于0.05的区间。

在调整了社会劣势的模型（模型3）中，根据分位数将公园指标进一步分为十组，以评估它们与自杀率之间的线性关系。使用降阶薄板样条（R软件中s项的默认平滑选项）对分组的中点与相应的IRR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平滑处理。当观察到非线性趋势时，包括了公园指标的更高阶项，并使用似然比测试比较了层次模型。对于统计上显著的线性关联，计算了连续公园指标增加1个标准差或二元指标为1时的E值，以评估未测量混杂因素的潜在影响（Bi等人，2025年）。此外，还进行了针对65岁及以上居民的分层分析，使用65岁及以上的人口作为偏移量。模型2调整了这一年龄组内少数民族和女性居民的比例，模型3进一步调整了SVM。

最后，检查了社会劣势与人口统计变量之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并讨论了表现出高相关性的变量。

3. 结果
在我们的分析中，英格兰和威尔士有225个城市地方政府，美国有1,127个城市县，其中1,082个在完整样本中未被截断，734个在仅限于老年居民的分析中未被截断。由于伦敦市在空间规模、人口密度、社会和环境构成以及自杀率方面与其他地方政府有显著差异，并且发现它对拟合模型有不成比例的影响（补充材料I），我们在主要分析中排除了这个有影响力的点。表1总结了排除伦敦市后美国和英格兰及威尔士的公园相关指标和自杀率的分布。在美国，未截断的公园数量范围从0到3,337（标准差=268.51），而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为14到238（标准差=35.73）。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所有考虑的地方政府都至少有14个公园或花园，但美国有71个县（6.3%）没有公共公园。公园面积的比例在美国也表现出更大的变异性（范围：0.00–0.73；标准差=0.09），而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这一差异在對数转换后仍然存在。

表2和图1展示了美国绿地指标与自杀率之间关系的估计IRR及其95%置信区间。在同时调整了社会人口构成和社会脆弱性的模型（模型3）中，至少有一个开放公园的县的自杀率比没有开放公园的县低19%（IRR = 0.8057，95% CI：0.7359–0.8820，E值=1.79，CI的E值=1.52）。对于被截断的公园数量（截断在200个），每个额外的公园与自杀率降低0.04%相关（IRR = 0.9996；95% CI：0.9994–0.9999，1个标准差增加的E值=1.20，CI的E值=1.10）。对于公园面积比例，公园面积比例的对数值增加1单位与自杀率降低0.67%相关（IRR = 0.9933；95% CI：0.9890–0.9976，1个标准差增加的E值=1.22，CI的E值=1.12）。当公园面积比例的对数值从-7增加到-0.5时，大约相当于原始尺度上的9e-4到0.61，每10万人的估计自杀率从16.7848降低到16.0658（图2）。关于公园邻近性，居住在0.5英里范围内的居民百分比增加1%时，自杀率降低了0.07%（IRR = 0.9993；95% CI：0.9986–1.0001，1个标准差增加的E值=1.15，CI的E值=1.00）。尽管在调整了SVM后估计的IRR略有减弱且更接近1，但在所有三个模型中，自杀率与公园可用性、公园数量和对数转换后的公园面积比例之间的关联仍然具有统计显著性，而在调整了SVM后，与公园邻近性的关联仅略微显著。与上述显示对自杀具有保护作用的公园指标相反，平均公园规模与自杀率呈正相关（IRR = 1.1037；95% CI：1.0744–1.1338，1个标准差增加的E值=1.31，CI的E值=1.26）。尽管对数转换后的公园面积比例观察到了轻微的非线性趋势，但这主要是由于最高类别的不稳定性造成的，并不表明存在系统的非线性关联（补充材料II）。当分析仅限于65岁及以上的居民时（表3），公园可用性、公园数量和对数转换后的公园面积比例的倒关联更为明显，而在模型2和3中，平均公园规模在调整后变得不显著。特别是，至少有一个开放公园的县的老年人自杀率比没有开放公园的县低81%（IRR = 0.1932；95% CI：0.1477–0.2526；E值=9.83；CI的E值=7.38）。然而，这一估计应谨慎解释，因为在71个没有开放公园的县中，有68个（95.8%）的老年人自杀人数被抑制了。

表2. 美国的自杀发病率比率（IRR）及其95%置信区间（CI）。
公园指标 特征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IRR 95% CI p值 IRR 95% CI p值 IRR 95% CI p值
公园可用性 0.6195 0.5599 0.6855 <0.001 0.7255 0.6597 0.7979 <0.001 0.8057 0.7359 0.8820 <0.001
少数民族 0.6572 0.5933 0.7279 <0.001 0.5672 0.5164 0.6232 <0.001
女性 0.0128 0.0035 0.0475 <0.001 0.0118 0.0035 0.0396 <0.001
年龄 65 19.1292 9.5976 38.1268 <0.001 3.5159 1.8475 6.6910 <0.001
年龄 25 2.5334 1.3091 4.9030 0.01 0.8966 0.4902 1.6401 0.72
SVM 1.9754 1.8089 2.1572 <0.001
公园数量（截断在200个）（1个公园） 0.9981 0.9978 0.9983 <0.001 0.9987 0.9990 <0.001 0.9996 0.9994 0.9999 0.01
少数民族 0.7593 0.6848 0.8418 <0.001 0.5966 0.5379 0.6618 <0.001
女性 0.0155 0.0043 0.0553 <0.001 0.0097 0.0029 0.0326 <0.001
年龄 65 10.3075 5.2752 20.1403 <0.001 3.3569 1.7657 6.3820 <0.001
年龄 25 1.1876 0.6259 2.2534 0.600.7303 0.4002 1.3324 0.31
SVM 1.8802 1.6964 2.0839 <0.001
对数转换后的公园面积比例 0.9744 0.9699 0.9788 <0.001 0.9829 0.9787 0.9871 <0.001 0.9933 0.9890 0.9976 0.002
少数民族 0.6812 0.6152 0.7543 <0.001 0.5765 0.5238 0.6344 <0.001
女性 0.0162 0.0044 0.0598 <0.001 0.0107 0.0029 0.0032 0.0362 <0.001
年龄 65 16.6698 8.4390 32.9284 <0.001 3.5609 1.8675 6.7900 <0.001
年龄 25 2.0452 1.0676 3.9179 0.030.8206 0.4493 1.3885 0.38
SVM 1.9345 1.7628 2.1572 <0.001
居住在0.5英里范围内的公园人口百分比（1%） 0.9952 0.9945 0.9959 <0.001 0.9971 0.9964 0.9993 0.9986 1.0001 0.08
少数民族 0.7330 0.6609 0.8129 <0.001 0.5805 0.5244 0.6425 <0.001
女性 0.0080 0.0022 0.0085 <0.001 0.0079 0.0024 0.0061 <0.001
年龄 65 12.0120 6.0963 23.6681 <0.001 3.3257 1.7491 6.3234 <0.001
年龄 25 1.4761 0.7776 2.8021 0.230.7623 0.4185 1.3885 0.38
SVM 1.9507 1.7681 2.1522 <0.001

表2和图1展示了美国绿地指标与自杀率之间关系的估计IRR及其95%置信区间。在同时调整了社会人口构成和社会脆弱性的模型（模型3）中，至少有一个开放公园的县的自杀率比没有开放公园的县低19%。对于被截断的公园数量（截断在200个），每个额外的公园与自杀率降低0.04%相关（IRR = 0.9996；95% CI：0.9994–0.9999，1个标准差增加的E值=1.20，CI的E值=1.10）。对于公园面积比例，公园面积比例的对数值增加1单位与自杀率降低0.67%相关（IRR = 0.9933；95% CI：0.9890–0.9976，1个标准差增加的E值=1.22，CI的E值=1.12）。当公园面积比例的对数值从-7增加到-0.5时，大约相当于原始尺度上的9e-4到0.61，每10万人的估计自杀率从16.7848降低到16.0658（图2）。关于公园邻近性，居住在0.5英里范围内的**讨论**
通过比较美国和英格兰及威尔士在相似行政层面的生态学分析，本研究发现了自杀率与几个公园指标（包括公园数量、公园面积占比、公园邻近度和平均公园规模）之间明显的跨国差异。这些发现强调了人口统计、社会经济和情境因素在塑造绿地对自杀潜在保护作用中的重要性。在所检查的公园指标中，平均公园规模与自杀率之间的关联与其他公园指标观察到的保护模式不同。在调整了社会劣势指数后的模型中，美国的平均公园规模与自杀率呈正相关，其拟合的仪表板比率（IRR）大于1，而在英格兰及威尔士则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几个因素可能解释了这种模式：平均公园规模可能不是衡量绿地暴露程度的最佳指标，因为它可能无法稳定地反映公园的可及性或质量；此外，一个地区内少数非常大的公园可能会对其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而且，较大的公园通常位于人口较少的农村地区（Zhang等人，2024年），这表明平均公园规模可能部分反映了农村特性而非实际的绿地可及性。因此，平均公园规模可能包含了干扰信息，削弱了其作为绿地暴露程度指标的解释能力。更具信息量的公园规模衡量标准（如超过某一阈值的公园比例，而非平均规模）可能更准确地反映公园特征。

公园数量在美国和英格兰及威尔士都与自杀率有显著关联，使其成为所考虑指标中最具信息量的生态指标。然而，这种关联在两国之间存在差异：在美国，除了公园数量从0增加到1时出现不一致的下降外，自杀率与公园数量之间的关系大致呈线性，表明随着公园数量的增加，保护作用相对一致；公园的可及性也被证明是一个特别强的保护因素——至少有一个开放公园的县估计自杀率比没有公园的县低19%，且这种关联对未测量的混杂因素具有较高的稳健性（E值=1.79，置信区间E值=1.52）。相比之下，在英格兰及威尔士没有检测到显著的线性关联，而是发现了显著的非线性关系，这表明不同地方当局之间存在异质性，尤其是那些拥有大量公园的地方。在某些情况下，较高的公园数量可能反映了人口密集和社会处境不佳的城市地区（如曼彻斯特和利物浦）。在其他情况下，较高的公园数量可能是由于行政边界覆盖了较大的地理区域（如利兹）。了解这种异质性有助于阐明公园数量如何与自杀风险相关，并为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干预提供依据。

对于其他公园指标，两国的模式也有所不同：在美国，由于绿地分布在不同县之间差异较大，公园面积占比和当地公园邻近度与较低的自杀率显著或边缘显著相关，这与先前的研究结果一致（Brown等人，2018年；Chandra Mouli等人，2026年）。而在英格兰及威尔士，自杀率与公园面积占比或公园邻近度之间没有显著关联（Bixby等人，2015年；R. Mitchell & Popham，2008年）。除了样本大小的差异外，几个因素可能解释了这些对比模式：首先，美国的绿地空间异质性远大于英格兰及威尔士；美国各县公园面积占比和公园邻近度的标准差显著更大，反映了公园空间分布的更大变异性。在这种背景下，绿地生态指标更有可能捕捉到居民实际可及性和绿地暴露程度的真实差异，从而揭示其潜在益处。相比之下，英格兰及威尔士的公园几乎普遍存在，因此几乎没有变异性来解释自杀率的差异。此外，英格兰及威尔士中缺乏显著关联可能是因为社会人口统计特征与绿地分布的高度重叠，以及本研究考虑的生态学指标的局限性。在英格兰及威尔士，少数族裔居民的比例与公园面积占比（Spearman系数=0.5784）和当地公园邻近度（Spearman系数=0.4733）呈正相关，而65岁及以上的成年人比例与公园面积占比（Spearman系数=-0.6392）和公园邻近度（Spearman系数=-0.5176）呈强负相关，表明绿地分布与社会人口统计特征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重叠，这可能掩盖了这些绿地指标的潜在保护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当地公园邻近度与少数族裔比例之间的正相关似乎与某些先前的研究结果相反（Palmer等人，2025年；The Health Foundation，2024年），但这些研究可能忽略了区域性的公园邻近度无法完全反映个人层面的可及性或实际公园使用情况。相反，这可能反映了少数族裔居民集中在人口密集且公园数量多、质量较低的都市区域，或者公园的安全性问题限制了他们的使用。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邻近度之外的因素（如公园质量、维护和社区安全）可能在决定实际可及性和绿地是否带来心理健康益处方面起决定性作用（Lapham等人，2016年；Williams等人，2020年）。因此，本研究使用的聚合生态指标可能无法完全反映人们对绿地环境的真实暴露程度或参与度，这可能是没有显著关联的原因。

**社会劣势的作用**
在社会劣势与绿地和自杀之间的关系方面，两国也存在差异：在美国，社会经济劣势与所有公园指标呈负相关，表明在社会经济劣势严重的县，公园较为有限。在调整了社会脆弱性后的模型中，社会脆弱性仅略微削弱了公园可及性、公园数量和公园面积占比的保护作用，表明社会脆弱性并未完全解释观察到的保护效果。而在英格兰及威尔士，剥夺指数与公园数量、公园面积占比和当地邻近度呈正相关，与平均公园规模呈负相关。这种模式可能反映出公园在人口密集、城市化和贫困地区的普遍性，因此调整社会剥夺因素加强了自杀率与公园数量、公园面积占比和公园邻近度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然而，这些公园的质量可能较低或不太适合恢复性使用，从而减少了其带来的心理健康益处。

总体而言，这些发现表明，增强绿地对自杀保护效果的策略必须针对具体情况制定。在美国，应优先改善开放公园的可及性和公平分配，特别是在目前缺乏公园的县，这可能会显著降低自杀率，尤其是老年居民的自杀率。在英格兰及威尔士，尽管绿地已经广泛存在，但其与自杀的关联在生态学层面上较弱，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探讨不同地方当局之间的异质性，采用更细的空间尺度，并包括更广泛的公园特征指标（如质量和安全性），以更准确地评估绿地对自杀风险的影响。

**研究的优势与局限性**
本研究有几个优势：首先，它采用了严格的统计框架，使用负二项分布和截尾负二项分布模型来处理美国CDC自杀数据集中的过度离散和数据抑制问题；其次，分析特别关注公园——这是城市环境中政策干预最相关的绿地形式；第三，跨国的比较生态分析在相似的行政层面进行，并纳入了多个公园指标，有助于了解不同绿地指标与自杀之间的关系如何因情境而异；第四，研究明确探讨了社会劣势在多大程度上干扰了绿地指标与自杀率之间的关系。同时，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仅调整了有限的社会人口统计协变量（包括少数族裔比例、女性比例、年龄构成和社会劣势），而可能存在其他潜在的混杂因素；其次，由于公园面积占比的偏斜以及公园数量和平均公园规模的极端值，采用了对数转换和截尾策略，这可能无法完全捕捉原始分布，影响估计的准确性；第三，所考虑的绿地仅限于公园，可能忽略了其他形式的绿地，这些绿地可能有不同的使用模式；此外，研究仅关注公园数量、面积占比、邻近度和平均公园规模，没有考虑其他重要特征（如公园类型、质量和安全性）；最后，两国都是发达国家，拥有现成的公共数据，但仍不清楚发展中国家是否也会观察到类似的模式。

**结论**
这项比较美国和英格兰及威尔士的生态学研究揭示了城市环境中绿地与自杀之间独特的跨国模式。在美国，观察到自杀率与多个县级公园指标（包括公园可及性、公园数量和公园面积占比）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当分析限制在65岁及以上的人群时，公园可及性、公园数量和公园面积占比的负相关关系更为明显。而在英格兰及威尔士，尽管绿地普遍存在，但在生态学层面上未检测到公园指标与自杀率之间的稳健线性关联；然而，公园数量与自杀率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表明不同地方当局之间绿地与自杀风险的关系可能存在异质性。这些发现强调了针对具体情境进行绿地规划和政策干预的重要性：在美国，应重点解决公园可及性的差异，确保公平分布，特别是在没有公园的县；在英格兰及威尔士，由于绿地供应较为普遍，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不同地方当局之间的异质性，采用更细的空间尺度，并包括更广泛的公园特征指标（如质量和安全性），以更好地评估绿地对自杀风险的影响。

**数据共享声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均公开可获得。美国的自杀数据来自（Underlying Cause of Death, 2018-2024, Single Race, 2026）；人口统计数据来自Annual County Resident Population Estimates by Age, Sex, Race, and Hispanic Origin: April 1, 2020 to July 1, 2024（2025）；地区绿地数据来自Melendez等人（2023）；公园可及性数据来自County Health Rankings 2025 Data（2025）。英格兰及威尔士的自杀数据可从Suicides in England and Wales by Local Authority（2025）下载，公园数量和面积信息来自OS Open Greenspace（2025），公园可及性数据来自Access to Gardens and Public Green Space in Great Britain（2020）；人口统计数据来自England and Wales Census 2021 - Ethnic Group by Age and Sex（2023）；城市化信息来自EW, 2025的Rural Urban Classification (2021) of Local Authority Districts（2024）；多重剥夺指数来自Composite 2020 UK Index of Multiple Deprivation（2025）。

**资金声明**
本研究未获得任何公共、商业或非营利部门的资助。

Shuhan Liu | Robert D. Gibbons
西北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系，2006 Sheridan Road，Evanston，IL 60201，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