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编辑：
我们非常感兴趣地阅读了朱和周最近发表的文章，该文章探讨了互联网和智能设备使用、社交隔离与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心理健康之间的关联。引用1他们的研究关注了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并提供了来自大规模全国样本的宝贵证据。我们特别赞赏作者们努力区分不同形式的数字技术使用方式，并研究社交隔离在解释这些现象与心理健康关联中的中介作用。然而，我们认为对某些结论的解读需要进一步讨论。具体来说，这些结论似乎基于一个隐含的假设，即概念上不同的数字技术可以通过一个共同的解释路径来联系起来——即数字技术使用、社交隔离和心理健康之间存在直接的关系。我们恭敬地提出，这种解读可能超出了所报告研究结果的支持范围。
尽管作者区分了四种数字技术使用指标——互联网接入、互联网医疗保健、智能手环和智能睡眠监测器——但他们随后将这些指标纳入一个共同的解释框架中，认为数字技术使用通过减少社交隔离来促进心理健康。引用1我们认为这种概念整合值得更仔细的研究。虽然这些技术都有数字接口，但它们的主要功能有很大差异。互联网接入可能表明数字资源的可用性，并有助于获取信息或交流机会；互联网医疗保健主要反映与医疗相关的服务使用；而智能手环和智能睡眠监测器更接近于可穿戴或监测技术。这种区别很重要，因为最近的概念性和实证研究表明，数字技术的使用效果在类型和用途上存在差异引用2，并且不同类型的数字技术对老年人的影响也不同引用3引用4。关于可穿戴和监测技术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它们的主要机制通常与自我监测、行为反馈和健康管理有关，而非社交互动引用5引用6。因此，不应假设这些指标通过相同的心理或行为路径影响社交隔离。
当考虑到作者本身的研究发现时，这个问题变得更加重要。虽然几种数字指标与较低的社交隔离和较好的心理健康呈正相关，但智能睡眠监测器的使用却显示出不同的模式。具体来说，尽管其使用与较低的社交疏离感相关，但它也与较高的社交排斥感相关，这种间接关联的模式与其他数字指标不同引用1。这表明模型中包含的技术可能并非通过单一的心理社会机制发挥作用。报告结果的差异性可能表明，特定数字技术对心理福祉的影响存在功能上的差异。在这方面，研究结果似乎支持对数字技术使用的更为细致的解读，而不仅仅是通过单一中介路径来解释。
我们的观点并不是说所报告的中介分析在统计上不恰当。相反，我们的担忧是中介模型的概念解释对于所包含的数字指标来说可能过于宽泛。当数字技术用于交流、社交互动或参与社交网络时，社交隔离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路径。然而，对于那些主要设计用于健康监测、自我管理或行为反馈的技术来说，同样的路径可能不太适用。例如，对于可穿戴或监测设备而言，其预期机制可能涉及自我监测、活动调节或疾病管理行为，而不是减少社交隔离引用5引用6。因此，通过单一的社交隔离路径来解释互联网接入、互联网医疗保健、智能手环和智能睡眠监测器的作用，可能会掩盖那些对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也重要的技术特定机制。
我们认为，朱和周的研究结果可能支持比原始讨论中强调的更为细致的解读。他们的结果不仅表明互联网和智能设备的使用与心理健康通过社交隔离有关；还表明不同的数字技术可能与社交疏离感、社交排斥感和心理健康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关系引用1。明确这些差异将增强研究的理论贡献，并避免将数字技术使用视为一个功能上同质的整体。因此，我们认为这篇文章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数字技术使用不仅可能与减少社交隔离有关，而且具体的数字技术使用方式应根据其社会、临床和行为功能来进行解读。我们希望这些评论能够为朱和周引发的讨论做出建设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