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交通运输中的可持续性不确定性：碳暴露、政策框架与ESG调整

《Transport Policy》：Sustainability Uncertainty in Global Transportation: Carbon Exposure, Policy Architecture and ESG Adjustment

　　摘要：运输公司在技术、碳成本和监管路径仍不确定的情况下，进行长期的脱碳投资。本研究探讨了对可持续性不确定性的敏感度如何随着结构性碳暴露、碳政策架构和制度责任的不同而变化。利用2013年至2023年间来自36个国家的185家运输公司的1,534个公司年度观测数据，分析结合了Refinitiv ESG绩效、基于ESG的可持续性不确定性指数（ESGUI）、碳暴露度量以及“话语权与责任”（Voice and Accountability）指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公司间异质性和共同年度冲击的情况下，识别出对同一全球不确定性冲击的异质性反应。最一致的不利关联出现在环境绩效上：具有较高结构性碳暴露、较高基线碳强度以及受排放交易系统或更广泛碳定价机制影响的公司，对可持续性不确定性的负面敏感度更高。受碳政策影响的公司表现出更强的ESG绩效，表明政策制度化与政策确定性是不同的。“话语权与责任”并未对不确定性产生统一缓冲作用，而是对环境和治理反应有所影响。政策机制分析显示，在2018年国际海事组织（IMO）初次温室气体战略之前观察到的高碳公司的不利差异敏感性，在之后已不再具有统计显著性，尽管这些证据并非因果关系。研究结果强调了对于长期运输投资而言，可信的过渡顺序、透明的调整机制和可预测的转型路径的重要性。

引言：运输业的脱碳要求公司在技术和监管条件完全明确之前就投入资本。航空公司必须决定何时更新机队并采用可持续航空燃料；航运公司面临不同的推进技术和替代燃料选择；货运运营商则要应对电气化和基础设施限制；而基础设施提供商投资的资产可能持续运行数十年。同时，碳定价规则、技术标准、披露要求和转型路径仍在不断演变。因此，交通政策的挑战不仅在于加强脱碳激励，还要创造条件，使公司能够做出长期转型投资。这一挑战尤为突出，因为运输业结合了大量的碳依赖性和耐用且部分不可逆转的资产。对飞机、船舶、车辆车队、码头及相关基础设施的投资涉及巨大的沉没成本，且快速重组的机会有限（Oliveira等人，2021；Zheng & Jiang，2023；Di Maddaloni等人，2022）。在航空领域，环境法规可能在技术调整变得明显之前就影响激励措施，因为机队更新和技术扩散是渐进的（Guzhva等人，2026）。碳政策冲击可以改变票价、航班频率和乘客需求（Albert等人，2025），而可持续航空燃料的采用会对不同航空公司商业模式产生不同的经济影响。在航运业，脱碳需要在不断变化的监管和市场条件下选择长期使用的船舶、替代燃料和效率技术（Xu等人，2025a）。此外，未来排放轨迹的不确定性使得评估航运业脱碳路径变得复杂，突显了稳健预测方法的重要性（Xu等人，2025b）。碳价格不确定性也会显著影响多模式货运网络和运输方式的选择（Zhang等人，2026）。这些特性使得转型条件的可预测性对资本密集型运输行业尤为重要。

引言继续指出：运输业的脱碳要求公司在技术和监管条件尚未完全明确之前就投入资金。航空公司必须决定何时更新机队并采用可持续航空燃料；航运公司需要面对不同的推进技术和替代燃料；货运运营商面临电气化和基础设施限制；基础设施提供商则需要投资可能长期运行的资产。与此同时，碳定价规则、技术标准、披露要求和转型路径仍在不断发展。因此，交通政策的挑战不仅在于加强脱碳激励，还在于创造条件，使公司能够进行长期转型投资。这一挑战尤为棘手，因为运输业既高度依赖碳，又涉及耐用且部分不可逆转的资产。对飞机、船舶、车辆车队、码头及相关基础设施的投资涉及巨大的沉没成本，并且重新配置的机会有限（Oliveira等人，2021；Zheng & Jiang，2023；Di Maddaloni等人，2022）。在航空领域，环境法规可能在国际技术调整显现之前就影响激励措施，因为机队更新和技术扩散是逐步进行的（Guzhva等人，2026）。碳政策冲击会改变票价、航班频率和乘客需求（Albert等人，2025），而可持续航空燃料的采用会对不同航空公司带来不同的经济影响。在航运业，脱碳需要在不断变化的监管和市场条件下选择长期使用的船舶、替代燃料和效率技术（Xu等人，2025a）。此外，未来排放轨迹的不确定性使得评估航运业脱碳路径变得复杂，突显了稳健预测方法的重要性（Xu等人，2025b）。碳价格不确定性还会显著影响多模式货运网络和运输方式的选择（Zhang等人，2026）。这些特性使得转型条件的可预测性对资本密集型运输行业尤为重要。

引言进一步指出：不确定性本身已成为一个交通政策问题。实物期权理论表明，当投资成本高昂且部分不可逆转时，对未来回报、监管或技术的不确定性会增加保持灵活性的价值，并可能促使公司延迟、分阶段或调整投资决策（Bernanke，1983；Myers，1977；Dixit & Pindyck，1994；Bloom，2009；Trigeorgis & Reuer，2017）。然而，同样的可持续性不确定性不应对所有运输公司产生同等影响。运营依赖化石燃料机队的航空公司、投资远洋船舶的航运公司以及提供低碳运输服务的公司面临的转型风险各不相同。同样，受排放交易系统（ETS）或其他碳定价机制影响的公司在排放直接转化为经济成本的环境中运作，而制度责任会影响可持续性相关政策信号的可见性和重要性。因此，相关问题不仅仅是可持续性不确定性是否重要，而是哪些公司受影响最大，以及这种影响通过哪些政策和制度渠道产生实质性后果。随着交通政策从宽泛的脱碳目标转向实施，这个问题变得日益重要。现有研究已经探讨了碳定价、可持续燃料、基础设施投资、排放轨迹和技术转型。例如，最近的研究表明，碳政策冲击会影响航空公司运营（Albert等人，2025），公路货运脱碳依赖于有效的转型治理（Churchman等人，2025），航运业的排放轨迹因船舶类型和地区而异（Xu等人，2025a），港口脱碳需要协调投资低碳基础设施和燃料，并得到有效治理和跨行业合作的支持（Celik，2026）。然而，关于可持续性转型不确定性如何传递到公司层面绩效，为何某些运输公司对共同不确定性冲击更敏感，以及碳政策和制度环境如何影响这种敏感性，目前了解甚少。本研究通过将全球可持续性不确定性视为共同冲击，并通过其对不同公司的异质性影响来识别其后果，从而填补了这一空白。本研究使用了最近开发的基于ESG的可持续性不确定性指数（ESGUI），该指数涵盖了超出传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的环境、社会和治理条件的不确定性（Ongan等人，2025）。新兴证据表明，可持续性不确定性具有经济影响，且其效果因制度环境而异（Do?an & Zeren，2025）。本研究将这一文献扩展到运输领域，探讨了对滞后全球ESGUI的敏感度如何随公司的结构性碳暴露、基线碳强度、ETS暴露和更广泛的碳定价机制以及制度责任的不同而变化。这一区分很重要，因为全球可持续性不确定性的增加可能是所有公司共有的，但其后果取决于公司的碳依赖性以及这种依赖性通过哪些政策和制度机制产生实质性影响。

因此，本研究提出了三个相关问题：首先，结构性碳暴露是否影响运输公司对全球可持续性不确定性的敏感度？其次，ETS和更广泛的碳定价机制是否改变了这种敏感度？第三，制度责任是否影响公司将可持续性不确定性转化为环境、社会和治理调整的方式？这些问题将重点从估计全球不确定性序列的平均效应转向识别哪些公司受影响最大，通过哪些传递机制受到影响，以及对公司可持续性绩效产生何种后果。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分析了2013年至2023年间来自36个国家的185家上市公司共1,534个公司年度观测数据。实证设计利用了对这种冲击的异质性暴露，而不是试图识别共同全球不确定性序列的独立时间序列效应。公司固定效应吸收了持久的公司特征，而年度固定效应吸收了共同年度冲击，包括全球ESGUI的独立变化。因此，识别结果来自捕捉不同结构性、碳政策和制度暴露的公司对滞后ESGUI变化的差异反应的交互项。本研究分别分析了总体ESG绩效及其环境、社会和治理支柱，因为不确定性可能在这些维度引发不同的调整形式。结果显示出显著的异质性。最一致的发现是环境绩效：结构上高碳的公司对可持续性不确定性的负面环境反应更强，这一模式得到了基线碳强度、ETS暴露和更广泛碳定价暴露的支持。总体ESG、社会和治理绩效的结果在不同暴露指标上不太一致。特别是，基于行业的的高碳设定尽管环境反应负面，但总体ESG、社会和治理绩效仍表现出积极的差异反应。碳政策暴露则产生了不同的模式：ESGUI与ETS和更广泛碳定价机制的交互对总体ESG和环境绩效产生了负面影响，而治理反应要么积极，要么在统计上不显著。较强的“话语权与责任”也没有统一缓冲不确定性；它与总体ESG和环境绩效的更大负面影响相关，同时增强了治理反应。最后，围绕2018年IMO初次温室气体战略的政策机制分析显示，在该战略之前观察到的高碳公司的不利差异敏感性在之后已不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些证据并非因果关系，但表明可持续性不确定性与结构性碳暴露之间的关系在IMO政策实施前后有所不同。

本研究在三个方面为交通政策研究做出了贡献：首先，它将结构性碳暴露确定为将可持续性不确定性与公司调整联系起来的边界条件。研究结果表明，其后果取决于公司技术和运营模式中的碳依赖性。重要的是，最一致的不利反应出现在环境绩效上，因为调整与长期且部分不可逆转的资产最为紧密相关。这将实物期权理论从是否影响投资扩展到其后果最可能在公司可持续性活动中显现的领域。其次，研究区分了结构性暴露与政策传递。结构性碳依赖性决定了公司在转型中的利害关系，而ETS和更广泛的碳定价机制决定了这种暴露如何转化为经济成本和监管义务。碳政策暴露公司中较强的平均ESG绩效与更高的不确定性敏感性共存，表明政策制度化和政策确定性是不同的。这扩展了关于碳定价影响的研究，表明政策架构不仅创造了转型激励，还影响了公司对这些激励的响应方式。第三，研究区分了制度责任与政策透明度。较强的“话语权与责任”并不一定能使公司免受可持续性不确定性的影响。更严格的审查可以增加未解决可持续性信号的可见性，同时加强治理反应。结合IMO战略周围的政策机制证据，这一发现突出了区分使公司和政策行动更加可见的机构与使未来转型路径更加可预测的政策安排的重要性。总体而言，这些贡献发展了运输业可持续性不确定性的条件暴露视角。结构性碳暴露决定了利害关系；碳政策架构决定了这种暴露如何具有经济约束力；制度责任则影响了可持续性不确定信号的显著性。由此得出的政策含义是，雄心勃勃的脱碳目标是有必要的，但不够充分。公司还需要足够可信且可预测的转型路径来做出长期投资决策。碳定价可以在不消除未来义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加强转型激励，而责任可以在不提供政策明确性的情况下增强审查。有效的交通转型政策需要可信的过渡顺序、透明的调整机制以及碳定价、技术、燃料、基础设施和融资政策之间的协调（Meckling等人，2017；Pahle等人，2018）。目标不是消除技术转型中的不确定性，而是减少可能延迟运输业脱碳所需的长期环境投资的可避免的政策不确定性。

本文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2节发展理论框架和假设；第3节描述数据和实证策略；第4节呈现实证结果；第5节讨论发现及其理论、管理和政策含义；第6节进行总结。

理论框架和假设：理论框架关注为什么暴露于相同全球可持续性不确定性的运输公司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区分了三种条件机制：结构性碳暴露决定了公司现有资产和商业模式对低碳转型的暴露程度；碳政策暴露决定了可持续性压力如何直接转化为经济义务；制度责任影响了可持续性相关政策信号的可见性和重要性。

样本和数据：分析使用了从Refinitiv Eikon获得的国际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公司根据全球行业分类标准（GICS）进行识别，涵盖五个运输组：航空货运和物流、客运航空公司、海洋运输、地面运输和运输基础设施。在子行业层面，样本包括客运航空公司、铁路运输、海洋运输、航空货运和物流。

描述性统计和初步分析：图1和图2展示了样本期间总体ESG绩效和全球可持续性不确定性的演变情况。两个系列在2013年至2023年间总体上有所增加，尽管年际变化有所不同。表1提供了估计样本的描述性统计信息。分析包括1,534个公司年度观测数据。总体ESG绩效的平均值为48.628，标准差为20.372。在各个支柱中，环境（E）、社会（S）和治理方面的平均水平有所不同。

讨论、贡献和含义：总体而言，研究结果揭示了对可持续性不确定性的条件性而非统一敏感性模式。不利差异关系在结构性碳暴露、基线排放强度和碳政策暴露方面最为一致，而总体ESG、社会和治理反应在不同设定中变化较大。碳政策风险暴露与企业更高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绩效相关，但同时也意味着企业对政策变化的敏感性更强。结论表明，在交通领域实现脱碳需要企业投资于寿命较长且部分不可逆转的资产，而在此过程中，相关技术、碳成本以及监管路径仍处于不明确状态。本研究揭示，可持续性不确定性与企业可持续性绩效之间的关系并非在所有交通企业中都是一致的，而是会受到企业自身的碳风险敞口及其所处的政策与制度环境的共同影响。研究使用了来自185家企业的1,534个企业年度观测数据来进行分析。

作者：Suntichai Kotcharin
所在单位：泰国曼谷thingmasat大学商学院国际商务、物流与运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