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C Public Health》：Barriers and facilitators of seasonal influenza vaccinations in German and Chinese health care workers - a comparative cross-section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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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不同医疗体系中医护人员(HCWs)的流感疫苗接种覆盖率仍不充分。为制定并实施有效干预措施，对来自两种不同医疗体系的医护人员接种意愿的心理及情境决定因素进行结构化比较极具价值。本研究旨在阐明德国与中国医疗体系中医护人员接种意愿的障碍与促进因素。方法：202
背景：不同医疗体系中医护人员(HCWs)的流感疫苗接种覆盖率仍不充分。为制定并实施有效干预措施，对来自两种不同医疗体系的医护人员接种意愿的心理及情境决定因素进行结构化比较极具价值。本研究旨在阐明德国与中国医疗体系中医护人员接种意愿的障碍与促进因素。方法：2024年在德国、2025年在中国分别开展两项独立的医护人员流感疫苗接种在线调查。按年龄、职业检验接种行为差异，并询问拒绝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的主要原因。为识别两种医疗体系的主要驱动因素，依据实施研究整合框架(CFIR)对发现进行比较。结果：共调查8351名德国医护人员（72家德国医院）与689名中国医护人员（9家中国医院）。接种行为方面，80.9%受调查德国医师与28.8%受调查中国医师报告已接种；受调查护士中48.7%德国护士与32.2%中国护士接种了流感疫苗。德中医护人员接种意愿的主要心理决定因素为“信心(confidence)”（德国均值3.9，中国均值4.4）与“集体责任(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德国均值3.8，中国均值4.5）。心理前因“算计(calculation)”在两群体权重不同（德国均值3.5，中国均值4.4）。拒绝接种的主要原因分布于不同实施域：多数德国医护人员强调个体层面因素（如负面风险获益评估），中国医护人员则强调医疗机构内部设置(inner setting)障碍（如时间限制）。讨论：医护人员作为提供者与接受者双重身份影响流感疫苗摄取。其决策受信心与集体责任及不同实施因素影响。德国与中国护士与医师呈现受培训差异与医疗体系结构影响的差异化摄取模式。有效干预包括免费接种政策、教育与组织措施。试验注册：不适用。
研究背景方面，全球每年估计发生10亿例流感感染，含300万至500万重症，致约29万至65万呼吸道死亡。医疗机构内高危人群集中且暴发潜力大，限制传染病传播尤为关键。疫苗接种被公认为降低传染病负担最成功且具成本效益的干预，医护人员(HCWs)作为高危群体被推荐每年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以保护自身、减少院内病毒传播并降低脆弱患者转运风险。然而既往调查显示医护人员接种率连年存在显著缺口，近年医院员工平均接种率未超60%。成人季节性流感接种存在心理、情境、社会人口与务实四类障碍，包括对疫苗安全有效性缺乏信任、组织障碍、主动信息搜寻评估及对所防疾病感知风险不一；同时知识不全、患病易感误解、社会责任感减弱亦降低个人接种与推荐动机。德国与中国在社会文化、政治与公共卫生语境、医疗基础设施、疫苗政策及社会价值上差异显著，比较两国可考察文化与环境因素对接种决策的影响。许多临床试验有效干预难以平移至日常实践，实施科学需在个体行为与情境层面识别障碍与促进因素，故本研究以实施研究整合框架(CFIR)为比较概念模型，旨在阐明德中医疗体系下医护人员接种意愿的障碍与促进因素。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方面，研究人员于2024年4月22日至6月2日通过罗伯特科赫研究所VOXCO平台在德国72家医院以自愿转发链收集8351份在线问卷，于2025年7月4日至10月26日在浙江省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方便抽样收集689份中国医护人员在线问卷；两国问卷均采集年龄、性别、职业、科室、当季自评接种状态及工作场所是否提供免费疫苗，德国版采用5点Likert的5C量表（confidence、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calculation、complacency、constraint）测量心理前因，中国版采用7点Likert的5C量表并线性变换对齐至1–5标度；拒绝原因德方设11项多选、中方设9项选排前三；情境层依据CFIR五域（干预特征、内部设置、外部设置、个体特征、实施过程）归类；统计用IBM SPSS 25.0与Stata 19.0做描述统计与回归，完整病例分析，二分类结果为当季是否接种，自报变量含人口学、职业、疫苗可及性，p<0.05为显著。
研究结果部分，研究人员首先呈现研究人群特征：总样本德方8351人（72院）、中方689人（9中心），总平均年龄41岁，男23.9%，护士占30.9%为最大职业组，47.9%处一线照护，90.5%报告场所提供疫苗，但总接种率德58%、中31%。潜在拒绝原因小节指出，德国医护人员拒种主因归CFIR“个体特征”域，表现为低风险感知（负面风险获益、不顾及患者风险、以为不会得流感）与接种优先级缺失（遗忘、没空），兼低信心（怕疫苗致流感、怕不良反应误工）；中方拒种主因归“内部设置”域，表现为高负荷工时与时间受限，次为低风险感知与不良反应担忧。心理决定因素小节显示，双方信心（德3.9/中4.4）与集体责任（德3.8/中4.5）均高，中方算计(4.4)显著高于德方(3.5)，反映中方更倾向广泛信息搜寻与权衡。
讨论部分，研究人员归纳个体特征域：接种率随年龄增而升，已种者更易向患者推荐；信心与集体责任为核心驱动，算计高者因接触矛盾信息且重估风险反而降低接种就绪度，医学训练使决策更多依指南与机构信任而非显性算计。内部设置域：中方工时紧、场所接种服务与公众时段重叠、优先通道少致可及性差。外部设置域：德国法定医保全覆疫苗费用，中国流感苗自付且未入国家免疫规划(NIP)，地方财政依赖致执行不一。实施过程域：德护士接种低于医师，中反之；德护理为双元职教重实操，中护理有大学级感染与公卫课程及继续教育；德接种由全科主导，中社区护士与公卫人员为接种提供主力，部分全科不视接种为本职。干预特征域：免费政策、教育宣传（讲座/材料/提醒/关键人示范可相对提升65.9%）、组织措施（延长时段、在岗设点、流程精简、定向激励）三类并举优于单一；德方可补风险获益信息与提醒系统，中方宜推机构推荐+工时内简易可及+免费政策。
结论部分翻译：尽管医护人员是传染病高危群体且接种意愿水平较高，总体接种率仍低。德国与中国医护人员的接种意愿由信心、集体责任及情境特异性实施因素共同塑造。有效干预可能包括免费接种政策、强化教育培训与降低组织障碍。
该文发表于《BMC Public Health》，其意义在于首次以CFIR跨域对照德中两国医护人员流感接种心理前因与组织情境，揭示德方个体风险认知主导、中方内部设置时间障碍主导的异质机制，为分国别定制免费化、教育化、工时内可及化组合干预提供实证锚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