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over Animals》：Veterinary border quarantine as an underrecognized one health infrastructure for preventing animal and zoonotic disease introduction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兽医边境检疫可在病原体进入国内牲畜种群之前将其拦截，然而在大多数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MICs），它仍被视为一种行政合规手续，而非战略性投资重点。本综述综合了监管、运行、流行病学和制度层面的证据，旨在批判性地审视兽医边境检疫在LMIC环境中如何运行、为何持续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制约了其效能，以及哪些现代化路径在现实层面具有可行性。证据通过有目的的、迭代的叙述性综合（narrative synthesis）方式，从同行评审文献和机构文献中识别，并辅以世界动物卫生组织（WOAH）、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官方文件。在审查的证据中，LMIC检疫效能低下的驱动因素主要并非缺乏国际技术标准，而是薄弱的治理独立性、诊断和兽医人力资源能力不足、碎片化的数据系统，以及正规检查点无法覆盖的非正规跨境贸易的结构性主导地位。新兴工具，包括便携式诊断设备（portable diagnostics）、数字认证（digital certification）和基于风险的靶向策略（risk-based targeting），在资源更丰富的环境中显示出可衡量的效益，但在LMIC实地条件下仍未得到充分验证，这是本综述识别而非解决的一个具体证据缺口。将兽医边境检疫重新定义为战略性同一健康（One Health）基础设施，而非行政性负担，为优先投资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尽管这种重新定义仍属概念性，尚未经过各国间比较性融资结果的检验。基础文献的地理覆盖范围仍然不均衡，证据集中于少数有充分记录的国家和环境中，这是本综述直接承认的基础证据库的一个局限性。
一、背景（Background）
全球活体动物、动物产品、种质资源、动物饲料和生物材料的流动，为具有高流行潜力的病原体跨越缺乏足够生物安全能力的司法管辖区提供了不断扩大的传播途径。跨境动物疫病（TADs）以其快速跨越国界并产生严重社会经济和公共卫生后果的能力为特征，涵盖当前高强度流行的病原体，包括高致病性禽流感（HPAI）、非洲猪瘟病毒（ASFV）、口蹄疫病毒（FMDV）、结节性皮肤病病毒（LSDV）和小反刍兽疫病毒（PPRV）。跨境人兽共患病在人与动物界面造成了额外的后果，与监管不力的动物贸易相关的事件同时影响了依赖牲畜的生计和社区健康。
兽医边境检疫在此被理解为当局授权的检查、检测、扣留，以及在必要时对进入或过境国家领土的动物、动物源性产品及相关生物材料进行排除或销毁，构成了通过商业和非正规贸易渠道阻止病原体传入的第一个有组织的制度屏障。与在国内种群中病原体进入并传播后才进行检测的疾病监测不同，边境检疫直接针对传入事件本身，有可能在境内放大发生之前予以阻止。这种预防导向使检疫处于国家动物卫生系统更广泛架构中一个独特且关键的节点。
LMIC在全球TAD和人兽共患病传入风险格局中占据着不成比例的重要地位。它们拥有世界上大部分的牲畜种群，维持着广泛的非正规跨境动物贸易网络，包含关键的野生动物界面，并且往往缺乏按照国际标准所规定的绩效水平运行检疫系统所需的制度、技术和财政资源。高病原体压力、边界漏洞和有限机构能力的交集，使得LMIC边境检疫系统成为全球生物安全中既最关键又最受限的节点。
尽管意义重大，但尚无将LMIC兽医边境检疫作为一个连贯、可分析且可改进的系统进行审视的综合研究。科学文献将该主题分散于各种特定疾病的暴发报告、法律合规性评估和技术标准文件中，未能将这些线索整合到以机构为中心的分析中。本综述通过汇集关于LMIC环境中兽医边境检疫的概念基础、监管架构、运行功能、商品和病原体优先事项、结构性制约因素以及现代化前景的证据，来填补这一空白。分析应用同一健康（One Health）框架作为组织原则，将检疫视为连接动物卫生、公共卫生、贸易治理和环境保护的基础设施。本综述旨在提供一个概念上具有原创性的综合研究，对政策、投资和运行改革具有直接影响。
二、综述方法（Review approach）
本综述以叙述性综合而非系统性综述的方式进行，这符合区分叙述性和批判性综述（优先考虑综合概念分析）与系统性综述（量化治疗效果或汇总跨研究的标准化结果）的既有指导原则。文献通过迭代、有目的的检索PubMed、Google Scholar、Web of Science和Scopus来确定，使用与兽医检疫、边境生物安全、跨境动物疫病、人兽共患病原体和同一健康治理相关的术语，并结合从早期确定的关键论文进行的引文追溯。国际规范性文件直接取自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官方资料库。国家机构文件，包括尼日利亚农业检疫局的材料，从公开可获取的政府平台获得，并为本次修订引入的额外国家案例（包括乌干达、喀麦隆、南非、巴西、中国和土耳其）查阅了相应的官方来源。未应用固定的数据库检索日期范围、受控布尔检索字符串或双审稿人筛选协议。来源由通讯作者根据与边境检疫的运行、监管、流行病学和制度维度的相关性进行选择和综合，主题类别从检索材料中迭代产生，而非事先指定。优先选择同行评审的来源。除非当时不存在同行评审的替代方案，否则避免使用预印本，任何随后被同行评审出版物取代的预印本均在本次修订中替换为已发表版本。这种方法带有特定的局限性，将在下方局限性小节中进一步阐述：它并非穷尽性的，依赖于单一审稿人的判断而非有文件记录、可复现的检索和筛选协议，因此容易受到选择性偏差的影响，而系统性或范围界定综述方法能更直接地控制这种偏差。检索的数据库、代表性检索词以及应用的纳入和排除标准总结于补充表S1。
2.1 兽医边境检疫的概念基础（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veterinary border quarantine）
兽医边境检疫与动物卫生治理体系的其他组成部分虽有区别，但互为补充。进口风险分析为特定商品和贸易伙伴生成病原体进入概率及其相关后果的概率性估计，为接受货物的条件提供依据。内部动物移动控制规范传入事件后国家领土内动物和产品的重新分配。疾病监测在种群或地域尺度上识别病原体的存在。相比之下，检疫是将监管权力转化为边境物理行动的程序性干预：进行检查的官员、进行检测的实验室、实施扣留的设施，以及授权销毁或再出口的任务。
检疫作为预防策略的流行病学依据基于以下原则：在境内扩增发生前阻断病原体传入，比在建立后控制传播更具资源效率。这一原则在更广泛的生物安全文献中得到充分认可，并直接适用于具有高传播率和短世代间隔的动物病原体，此时单个未被检测到的受感染货物就可能引发需要大量国家资源来控制的疫情。因此，检疫投资的经济和公共卫生理由基于其相对于应对的比较优势，而非其运行上的完善性。
管理兽医边境检疫的国际法律框架主要围绕三项核心文书组织。《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SPS协定）允许进口国实施具有科学依据、与评估风险相称且在各贸易伙伴间一致适用而不构成变相贸易限制的检疫措施。WOAH标准，特别是《陆生动物卫生法典》中的标准，提供了评估国家检疫措施的基于风险的技术参考点。《国际卫生条例》管理具有人兽共患和公共卫生意义的病原体的跨境通报和应对，在人类卫生界面为入境点确立了补充义务。《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专门为野生动物货物增加了监管层，要求所列物种在入境点持有许可证和申报单。
这种行政性框架在目前管理检疫实践的源文书中显而易见。SPS协定明确将检疫措施作为贸易合规机制来对待，规定了允许其实施的条件，而非其所需的资源。WOAH标准同样被构建为证明监管一致性的技术参考点，而非投资规划工具。Bonbon等人分析了国家官方保证体系，主要从法律依据、组织结构和问责机制的角度出发，这种框架以机构合规性为中心，而非资本投资或战略能力规划。基础文献中的这种监管合规导向，是理解本文所提出的基础设施重新定义所针对的具体模式，而非声称以往文献未承认设施或劳动力能力的实际重要性。
一个关键的概念区分在于将检疫视为行政程序与将检疫视为基础设施。当检疫被视为官僚合规职能时，其运行组成部分，包括兽医人员配置、实验室能力、扣留设施和信息系统，在投资优先级上吸引力低，并且在预算收缩期间容易流失。当它被定义为基础设施时，其战略重要性可与疾病监测网络、国家实验室系统或应急响应能力相媲美，从而对规划者、资助者和政策制定者而言，它成为一项需要持续投资并产生可量化公共卫生和经济效益的资本密集型干预措施。这种重新定义是本次综述旨在推进的概念贡献，本文将其作为基于上述证据的解释性论点提出，而非经验证实的因果论断。
这一概念区分仅得到部分证据支持。上述引用的国际政策来源使用了基础设施导向的语言，但表明这种重新定义在国家级层面实际改变融资分配的 comparative数据在已发表文献中尚不可用，这代表了未来政策研究中一个具体且可检验的空白。
2.2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监管和制度架构（Regulatory and institutional architecture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管理兽医边境检疫的规范性架构在国际、区域和国家层面组织，WOAH占据核心技术标准制定角色。《陆生动物卫生法典》规定了动物和动物产品安全国际贸易的条件，定义了适用于特定商品和疫病状态的卫生要求，并为进口许可证、兽医认证和无疫状态认可提供了参考框架。《陆生动物诊断试验和疫苗手册》提供了支持检疫检查期间实验室确认的诊断方案参考。这些文书共同构成了国家检疫机构运作的国际监管体系的技术核心。
FAO的陆生动物生物安全渐进式管理路径（PMP-TAB）提供了一个分层的能力建设框架，允许国家兽医服务部门对照国际认可的基准评估并逐步改进其生物安全系统，包括边境检疫组成部分。由FAO、UNEP、WHO和WOAH联合制定的同一健康联合行动计划，将加强动物卫生和边境生物安全系统定位为跨部门大流行病预防和准备工作的组成部分，明确认可将LMIC兽医能力投资作为全球卫生安全优先事项。这种跨部门认可意义重大，因为它将兽医边境检疫与超越传统动物卫生部门的融资和政治支持渠道联系起来。
SPS协定构成了这些技术标准运作的贸易治理背景。当存在额外科学依据时，各国可实施偏离WOAH标准的检疫措施，但默认预期是与国际规范协调一致。CITES为野生动物货物提供了并行框架，要求所列物种持有许可证和健康申报，并创建了在机场和海港与兽医检疫程序重叠且有时冲突的文件要求。协调这些重叠的监管系统需要机构间沟通能力，而这种能力在LMIC边境管理结构中经常缺失。
在国家层面，执行兽医边境检疫的权力通常授予指定的政府机构，该机构与海关、公共卫生、移民和环境管理服务部门协调。在尼日利亚，尼日利亚农业检疫局作为负责动植物检疫的专门机构运作，在机场、海港和陆路边境口岸开展工作，对进入该国的动物和动物产品货物进行检查、扣留、检测和放行。该机构体现了常见的LMIC制度模式：一个具有广泛监管权力的法定授权组织，在边境点资源长期受限的情况下运作，而流动量和复杂性超过了可用的检查能力。
Bonbon等人证明，国家官方保证体系的正式设计，包括兽医机构的法律依据、组织结构和问责机制，决定了国际标准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运行绩效。兽医机构缺乏法律独立性、充足资金或对强大贸易利益方采取行动权力的国家，无论其名义上是否与WOAH标准保持一致，检疫绩效始终较弱。
利比亚-突尼斯边境的跨境同一健康能力评估说明，即使两国都有对同一健康原则的正式承诺，监测、实验室诊断和机构间沟通方面的结构性缺陷如何限制国家兽医当局实施联合商定的疾病控制措施的能力。这些发现表明，与国际标准的规范一致性本身并不能在LMIC边境环境中产生运行有效性，检疫实践所处的制度环境决定了其技术潜力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
2.3 各入境点的运行功能（Operational functions across points of entry）
兽医边境检疫的运行周期在货物到达边境之前就开始。进口许可证由进口国国家兽医机构在审查出口国疫病状态和适用WOAH标准后签发，规定了货物将被接受的条件、所需健康检测以及到达后必须遵循的检查程序。出口国主管当局签发的官方兽医证书证明这些条件已得到满足。边境检查核实随附文件记录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动物或产品的身份和状况，以及无可观察到的疾病或病原体污染迹象。
当货物无法在入境点放行时，检疫扣留将动物或材料保存在受控设施中，在此进行进一步检测、观察和文件记录。扣留期限因物种、疫病状态和商品类型而异。在检疫站扣留的活体动物需要充足的营养、水、通风和兽医监督，以维持福利并防止扣留期间的继发性健康问题。LMIC检疫站维持这些条件的能力经常不足。检疫检查期间的诊断检测依赖于与WOAH验证检测方法一致的实验室平台，包括血清学、聚合酶链反应和病毒分离方法。
诊断速度直接影响检疫效率，因为检测结果周转延迟会延长扣留时间，增加持有成本，并产生在结果可用之前放行货物的压力。发现感染或污染应通报病原体的货物须接受扣押和受控处置，包括销毁、变性或在特定条件下再出口。下令销毁具有商业价值的动物或产品的监管权力在政治上敏感且经常受到争议，特别是在赔偿机制缺失或不足的情况下。在许多LMIC环境中，赔偿的法律规定要么缺失，要么没有资金支持，这削弱了贸易商和进口商遵守检疫要求的动力，也削弱了边境官员一致执法的动力。
活体马匹的进口提供了一个有据可查的例子，说明国际马匹流动如何反复将疾病传入以前无疫的国家。Dominguez等人系统回顾了由国际流动导致的马病事件，记录了通过控制不力的贸易反复传入马疱疹病毒、马传染性贫血和马鼻疽的情况，结论是现有WOAH标准与国家执法实践之间的实施差距是持续事件的主要驱动因素。这一发现远不止适用于马匹：标准与实践之间的差距，而非标准的缺失，是核心运行挑战。
饲料和饲料成分跨境流动构成了一个经常被低估的检疫挑战。Dee等人证明，包括ASFV和PPRV在内的多种病毒病原体可在跨境运输条件下的饲料成分中存活，存活潜力取决于基质组成、温度和运输时间。Becton等人回顾了国际饲料安全协作机制，指出饲料检测和认证方面的协调仍然分散，LMIC获得的技术和财政支持最少。这些发现表明，饲料和农业投入品需要与活体动物同等的专门检疫规程，然而这一商品流在LMIC检疫框架中很少被涉及。
边境拦截数据提供了通过贸易渠道实际病原体流动规模的证据。Turner等人分析了多个国家非本地物种的全球边境拦截情况，发现拦截率更多反映了潜在的贸易量、检查强度和靶向效率，而非绝对传入压力，这表明资源分配和基于风险的靶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检测到什么。Noordhuizen等人回顾了欧盟边境的生物安全措施，指出旅客携带的动物产品存在持续缺口，这是一种LMIC系统更无力应对的非正规商品流。Morrison-Lanjouw等人系统回顾了未受监管的非洲肉类进口通过欧洲边境检查站的洲际流动，发现在资源充足的监管环境中，产品贴错标签、伪造文件和检查不一致也创造了持续的传入途径，这证明了治理挑战的规模。
Kachigunda等人在澳大利亚生物安全拦截的详细系统分析中证明，将路径级风险信息、检查规程和边境后监测整合到统一的数据架构中，显著提高了非本地物种传入的检测能力，为基于风险的资源分配提供了一个经过验证的模型，该模型适用于兽医检疫背景。
综合这些功能，证据表明检查、扣留和报告在国际标准中程序上已有明确规定，而诊断检测以及扣押和处置决定的执行是在实际LMIC运行条件下最常被削弱的两个功能，使其成为能力投资的最可行的近期目标。
2.4 生物安全关注度最高的病原体和商品（Pathogens and commodities of highest biosecurity concern）
兽医边境检疫系统必须应对的病原体范围由每个国家或地区的流行病学风险格局决定，并受其边境发生的贸易和非正规流动类型的影响。Clemmons等人回顾了17种具有全球传播和严重后果潜力的TAD，包括HPAI、ASFV、FMDV、LSDV、PPRV、经典猪瘟、新城疫和牛瘟，证明了边境检疫当局面临的挑战广度。Torres-Velez等人通过证明TAD同时威胁粮食安全、生计和人类健康，且其遏制需要兽医、公共卫生和贸易治理系统的协调行动，将该挑战置于同一健康框架中。
HPAI已展示出通过商业家禽贸易和野生鸟类迁徙走廊持续跨境传播的能力，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东南亚的LMIC反复经历与不受控制的家禽活体流动相关的入侵。ASFV通过东南亚和非洲的猪贸易传播，由于密集的非正规猪贸易网络和病毒在猪肉产品和饲料原料中的持久性，被证明特别难以控制。LSDV从中东向西进入欧洲的推进，由Saegerman等人建模，说明合法的商业流动可通过与牲畜卡车相关的非显性媒介昆虫携带病原体，从而逃避标准的临床检查。
FMDV和PPRV仍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中亚陆地边境检疫的持续挑战，这些地区跨越松散边界的广泛非正规牲畜贸易是主要传入途径。Wongnak等人对泰国-缅甸边境牛贸易引入FMD的检疫干预策略进行建模，发现即使部分检疫合规也能大幅降低引入风险，而在走私率高的条件下，完全消除非正规贸易渠道比正式检查程序更有效。Xin等人对从老挝到中国的FMD传播应用了结构化风险评估，确定牛贸易是主要进入途径，并确定加强边境检疫是可用的最具影响力的预防措施。
非洲之角和北非的跨境骆驼流动代表了多种TAD的一个重要且未充分研究的载体，因为骆驼贸易环线广泛、大部分为非正规，且官方检疫统计难以捕捉。同样，Dai等人记录了中国云南边境地区大批量非正规牛流动，不同疫病状态的邻国多样，创造了一个复杂的风险格局，挑战了仅基于双边疫病状态声明的传统检疫靶向。
对从苏丹进口到埃及的牛进行的血清流行率筛查证实，通过正规商业渠道进入的动物已经接触过布鲁氏菌病、牛病毒性腹泻病毒、传染性牛鼻气管炎病毒和LSDV，证明正规入境点的检疫检查所拦截的动物来自多种应通报病原体正在活跃传播的流行病学环境。该研究中记录到的暴露率支持将强制性移动前检测和检疫扣留作为来自高风险地区牛进口标准条件的流行病学依据。
2022年印度尼西亚的FMD疫情显著改变了澳大利亚绵羊生产者中的生物安全风险认知，Graham等人记录到，与主要贸易伙伴的疫情邻近提高了人们对边境控制不足后果的认识，并促使农场生物安全实践的行为改变。这一发现说明LMIC环境中的区域疫病事件如何在整个贸易体系中产生生物安全意识溢出效应，以及一个国家的边境检疫失败如何为所有贸易伙伴创造风险外部性。
除传统牲畜外，种质资源贸易，包括精液、胚胎和卵母细胞，构成高后果但技术上有挑战性的检疫商品类别。多种病毒和细菌病原体能够通过种质资源货物传播，传入后果包括受感染遗传材料长期传播到国家育种种群中。通过CITES许可证系统处理的野生动物货物呈现出与商业牲畜不同的额外病原体风险特征，特别是对于蛙病毒、沙门氏菌和可在入境点野生动物与家养物种之间传播的其他病原体。边境地区野生动物-牲畜界面的管理仍然是一个分析复杂的挑战，正如Rosen等人在卡万戈-赞比西跨境保护区的兽医围栏范式定性风险评估中所证明的，野生动物跨越国际边界的移动创造了常规边境检疫无法应对的病原体交换途径。
在人与动物界面传播的人兽共患病原体为边境检疫挑战增添了另一个维度。此处仅保留与兽医检疫设计直接相关的同一健康机制的人向边境筛查实例，因为所涉病原体源自动物储存宿主，且所展示的筛查逻辑，即检测灵敏度、相对潜伏期的时机和执行一致性，可直接转移到牲畜检疫规程设计中。Jin等人模拟了九种边境控制策略在减少东南亚Clade Ib猴痘（一种具有动物储存宿主来源的人兽共患病原体）输入风险方面的有效性，发现加强健康筛查结合对有症状旅行者的针对性检疫显著降低了输入概率，而单独被动筛查则不足。主动筛查和入境点快速诊断能力成为有效应对的决定因素，这一发现可直接转移到具有可比潜伏期动态的牲畜病原体的检疫规程。Mohammed等人记录了伊拉克SARS-CoV-2和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一种具有牲畜储存宿主的蜱传人兽共患病）的共同传播动态，说明并发的人类呼吸道大流行如何在同一边境检查点掩盖动物源性人兽共患病的检测，这是协调兽医和公共卫生筛查而非将其作为独立系统运行的一个直接运行论据。
狂犬病边境控制为检疫设计提供了长期建模证据基础。Weng等人通过定量风险评估证明，检疫时长和检测灵敏度，而非全面禁止入境，决定了允许患病动物进入的概率，这对狗和其他易感物种的进口条件优化设计具有启示意义。Rysava和Tildesley随后模拟了以社区为基础的狂犬病消除检疫措施，发现运动限制与主动检测能力的结合比单独任一干预措施产生明显更好的结果，这一发现对跨多种疾病优先事项的检疫规程设计具有广泛相关性。
综合本节审查的病原体和商品证据，非正规牲畜和骆驼贸易环线，而非正规商业货物，构成了LMIC环境中已记录传入事件的大多数。这表明主要根据正规贸易量校准的检疫系统仅处理了实际风险路径的一小部分，这一结构性错配将在下一节进一步审视。
2.5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结构性制约因素和绩效差距（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performance gaps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LMIC兽医边境检疫在分析上最显著的特征是正式授权职能与实际运行绩效之间持续存在的差距。这一差距由一系列在治理、物理基础设施、实验室能力、劳动力、融资、跨境贸易动态和数据管理领域相互作用的结构性制约因素造成。
边界漏洞和非正规牲畜贸易是基础性挑战。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多数跨境牲畜流动发生在正规贸易渠道之外，绕过官方入境点，使检疫检查在结构上无法适用于大部分传入风险。Nkamwesiga等人绘制了乌干达小反刍动物移动网络图，记录了通过非正规路线且几乎无兽医监督的广泛贸易流动，结论是仅依赖官方边境检疫的控制策略将无法解决大多数TAD传入途径。
Braam强调了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口环境中牲畜移动所造成的特定脆弱性，这些地区既定的动物卫生治理机制受到干扰，非正规贸易加剧，从而加重了本已脆弱社区的风险敞口。
诊断制约与检疫绩效密切相关。在LMIC中，能够处理检疫样本的中央兽医实验室通常远离边境口岸，导致运输时间可能超过某些不稳定病原体的稳定性期限，并产生后勤复杂性，延长扣留时间或促进未经检测的非正规放行。即使实验室基础设施存在，试剂可用性、冷链维护、训练有素的人员和足以进行认证检测的质量管理体系也往往不足。这些叠加的缺陷意味着许多LMIC边境检疫系统可以进行目视检查，但无法进行诊断检测，使得检测中最关键的层面未能实施。
劳动力制约加剧了诊断限制。边境口岸的兽医人员配置往往不足，无法检查所有到达货物，而基于风险的靶向、对不熟悉物种的临床检查以及诊断结果解读所需的技术能力在全国网络中的分布不均匀。Young等人描述了湄公河地区小农生物安全改进项目，并指出生物安全培训的有效性关键取决于训练有素人员的持续可用性以及长期维持行为改变的机构结构。
融资是已记录的LMIC检疫系统中公认的制约因素。Gilbert等人对国家兽医服务TAD应急准备进行了成本效益分析，发现预防投资的回报大大超过疫情应对的经济成本，然而准备资金始终低于最优水平。这一融资缺口在边境口岸尤为严重，因为除了人员、消耗品和维护的经常性支出外，还需要对物理设施、诊断设备和信息技术的资本投资。贸易商货物被扣押或销毁缺乏赔偿机制，增加了影响合规和执法行为的额外财政维度。
治理薄弱加剧了资源制约。在兽医机构缺乏政治独立性、缺乏针对商业利益执行检疫令的法律权力，或缺乏透明度和问责机制的地方，无论技术能力如何，检疫诚信都会受到损害。Morrison-Lanjouw等人记录到，产品贴错标签、伪造文件和检查不一致为受病原体污染的产品从非洲来源国进入欧洲受监管市场创造了持续途径，证明来源地的治理失败会对任何生物安全系统中的进口国产生下游后果。
LMIC及可比环境中的生物安全实践调查一致认为知识缺陷、态度障碍和结构性限制是合规失败的联合决定因素。Msimang等人调查了南非中部反刍动物农场的生物安全实践，确定基础设施不足、缺乏培训和资金制约是采纳推荐措施的主要障碍。Kouam等人记录了喀麦隆猪场生物安全合规性低，将其归因于资源限制和小农生产者机构支持薄弱的结合。Ferreira等人记录了巴西南部奶牛场多样的生物安全合规模式，指出即使在兽医服务资源优于大多数LMIC的环境中，基础设施缺陷和知识差距也是反复出现的障碍。
Mil-Homens等人调查了土耳其五个省的小反刍动物农场，发现生物安全实践采纳与农场规模和业主教育水平相关，表明在没有积极机构支持的情况下，生物安全改进仍然集中在规模更大、资源更充足的企业中。Noordhuizen等人认为，欧盟边境生物安全措施的有效性因旅客监测规程执行不一致而受损，即使在世界上资源最充足的监管环境中，动物产品的非正规个人进口也代表着结构性监管不足的进入途径。
数据碎片化限制了运行决策和评估检疫系统绩效的能力。边境口岸检查记录、实验室结果、进口许可证数据库和疫情调查数据通常保存在互操作性有限的独立系统中，阻止了基于证据的资源分配和绩效监测所需的综合分析。缺乏综合数据系统意味着LMIC检疫当局无法进行靶向检查所需的风险分析，因此要么默认对所有货物进行统一检查（这在资源上不可行），要么对大多数货物不进行检查（这在流行病学上站不住脚）。
综合来看，这些制约因素表明治理薄弱是LMIC检疫绩效的约束性因素。诊断、劳动力和融资缺口是叠加因素，但它们始终与潜在的法律独立性和执法权力缺失同时被报告，且往往归因于此。这表明治理改革是技术投资回报的先决条件，而非一个可分离的、平行的优先事项。
2.6 新兴技术和现代化路径（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modernization pathways）
与兽医边境检疫相关的技术格局在过去十年中发生了重大变化，便携式分子诊断、数字认证平台、基于风险的靶向算法和基因组监测工具创造了解决历史上被视为固定制度限制问题的机会。
便携式核酸扩增技术，包括等温扩增平台和小型化聚合酶链反应系统，现可在边境口岸实现优先病原体的现场可部署检测，无需将样本运送到中央实验室。这些工具将周转时间从数天缩短至数小时，能够在生物降解前检测易腐样本，并支持在检查点进行更精确的决策。《陆生动物诊断试验和疫苗手册》为优先病原体提供了经验证的规程，原则上可适用于便携式平台，将实验室质量的确认带到边境环境。
数字兽医健康证书取代易受伪造且难以实时鉴别的纸质文件，代表了一项对检疫效率和诚信具有直接运行影响的治理改革。使用集中认证或加密安全的认证系统，允许边境官员直接对照签发机构数据库核实证书的来源和内容，减少Morrison-Lanjouw等人识别为未受监管产品流动持续途径的伪造文件能力。WOAH已在其持续标准修订过程中制定了数字化认证指南，若干高收入国家已试点这些系统，处理时间和文件异常情况实现了可衡量的减少。
基于风险的靶向将检查强度导向具有最高估计传入概率的货物，而非对所有到达货物应用统一检查。这种方法得到整合贸易量数据、出口国疫病状态、商品特定危害特征和历史拦截记录的定量建模框架支持。Gierak和Smietanka回顾了适用于活体动物进口的风险评估模型，结论是与仅基于商品类别的筛查相比，概率方法显著提高了检疫决策的预测价值。Kachigunda等人在现实边境背景下验证了系统性靶向方法，证明路径级风险分析提高了检测效率，并为资源分配决策提供了证据基础。
传染病传入的边境控制有效性已在COVID-19背景下得到广泛研究，其发现对兽医检疫具有分析相关性。Li等人分析了2020-2021年大流行期间实施的全球边境限制的依从性和有效性，发现合规性和应用一致性是流行病控制结果比所采取措施的形式严格程度更强的决定因素，这一教训可直接适用于兽医边境检疫设计：执行良好的适度措施优于名义上严格但合规性差的措施。
人工智能辅助的检查和认证数据分析代表了更新的前沿领域，其在兽医背景下的适用性证据正在出现。Lima-Campelo等人将无监督机器学习方法应用于奶牛场生物安全评估数据，证明聚类算法可以识别常规分析无法发现的未识别风险特征，暗示了检疫数据流中自动化模式识别的类似潜力。这种方法可支持在货物实际到达前从许可证申请数据中识别高风险货物特征，从而实现前瞻性风险靶向。
边境拦截病原体以及传入事件后在国内牲畜种群中循环病原体的基因组监测，提供了可直接为检疫靶向和贸易政策提供信息的流行病学数据。全基因组测序能够将暴发菌株进行系统发育归因于特定来源国或贸易路线，为调整进口条件创造了证据基础。Arjmand等人通过同一健康建模框架证明，农场层面的生物安全合规改进与更广泛的流行病学动态以可衡量的方式相互作用，这一方法可通过澄清合规差距的系统性后果来为基于风险的检疫规程设计提供信息。
更广泛的生物安全文献也表明，运行良好系统的益处超出直接疾病预防。Dhaka等人回顾了改善农场层面生物安全可减少食用动物抗菌药物使用的证据，为生物安全投资增加了次级公共卫生益处。虽然这一发现主要涉及农场背景，但其逻辑适用于边境层面：有效检疫减少病原体传入，从而降低驱动抗菌药物使用的疾病压力，将边境生物安全投资与抗菌药物耐药性治理目标联系起来。
特定检疫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已在几个LMIC相关疾病系统中通过模拟建模得到评估。Wongnak等人使用泰国-缅甸边境FMD风险的随机建模来比较不同合规条件下的检疫策略。Jin等人使用模拟评估东南亚猴痘边境控制方案。两项研究均发现，检疫设计与合规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结果的决定作用大于任一个因素单独作用。来自不同疾病系统和地理位置的这一趋同发现提供了一个可推广的设计原则：检疫规程必须根据可实现的合规水平进行校准，而非针对理论最优值。
本节随后出现一个特定的知识缺口：上述审查的便携式诊断、数字认证或人工智能辅助靶向工具中，没有一项具有在常规运行条件下LMIC边境口岸的已发表现场验证数据。其迄今展示的性能来自资源更丰富的环境，确认这些收益是否可转移到LMIC背景（在这些背景中，电力供应、连接性和技术维护能力差异显著）是未来实地研究的一个具体而紧迫的优先事项。
2.7 走向兽医边境生物安全的同一健康框架（Toward a one health framework for veterinary border biosecurity）
兽医边境检疫为全球卫生安全目标做出贡献的能力，取决于其在多大程度上整合到连接动物卫生、公共卫生、贸易、野生动物管理和环境监管的治理安排中。同一健康联合行动计划为这种整合提供了国际政策框架，明确呼吁加强国家在动物卫生、边境生物安全和人兽共患病预防方面的能力，作为统一准备架构的关联组成部分。其到2026年的实施时间表代表了一个直接的政策窗口，本综述中提出的论点在此窗口内可直接付诸实践。
Torres-Velez等人认为TAD是重新出现的威胁，不是因为病原体生物学发生了变化，而是因为负责其预防的治理系统未能跟上牲畜贸易、城市化和土地利用的结构性变革步伐，这些变革扩大了暴露途径。这一分析将兽医边境检疫定位为一项积极的干预措施，而非被动的监管职能，其绩效由围绕它的制度系统质量决定。其含义是，在不支持性治理、劳动力和融资改革的情况下，对检查程序、诊断工具或认证系统的技术改进不会产生可持续的成果。
Arjmand等人通过同一健康建模框架证明，农场-工人界面和牲畜种群层面的生物安全合规性是相互依存的，同时针对两个维度校准的干预措施比单独针对任一维度的干预措施产生更好的结果。这一发现在边境尺度上的应用是直接的：同时处理到达货物动物卫生状况和这些货物中人兽共患病原体造成的人类健康风险的检查规程，比仅专注于牲畜疾病的规程更符合同一健康方法。其组织推论是，兽医和公共卫生边境检查职能应协调运行，而非在平行的孤岛中运作。
Miller等人评估了利比亚-突尼斯边境的同一健康能力，记录了兽医和公共卫生监测系统之间整合不完整、国家当局之间信息共享受限，以及应对共享人兽共患疾病威胁的联合响应规程协调不足。这些制度差距代表了LMIC许多跨境环境的典型状况，并说明了同一健康的规范性框架与其在实际入境点运行实现之间的实际距离。
图1呈现了一个简化的概念框架，将LMIC中的兽医边境检疫作为同一健康基础设施。该模型链接治理投入（法律权威、资金、熟练劳动力、实验室能力和信息系统）、入境点的核心运行功能、直接归因于检疫活动的产出，以及当这些组成部分对齐运作时实现的下游结果，跨领域的同一健康部门作为协调性治理背景呈现。该图在本次修订中经过重新设计，以减少视觉密度并在缩小时提高可读性，用四个压缩层和一组连接箭头取代了原始的十功能、两行布局。
融资改革是在LMIC中大规模实现这一框架的先决条件。Gilbert等人证明，在一系列疫情情景下，兽医服务准备投资的效益成本比大大超过一，然而大多数LMIC兽医服务相对于其授权任务仍然长期资金不足。改革检疫的估值方式，将其定位为战略性基础设施而非行政性负担，是吸引技术现代化所需投资的必要条件。国际融资机制，包括开发银行工具、全球卫生安全基金拨款，以及通过同一健康联合行动计划框架输送的大流行准备资金，代表了LMIC边境检疫系统资本投资在近期最现实的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