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标题 孟加拉国城市地区儿童食物环境的不平等：贫民窟与非贫民窟环境的比较

《Journal of Urban Health》：Inequities in Children’s Food Environment: A Comparison between Slum and Non-slum Settings in Urban Bangladesh

　　

生活在城市贫民窟的儿童面临持续的营养与健康不平等，其中许多不平等根植于食物环境。本研究通过一项涵盖300名学龄儿童（8–12岁）母亲的横断面调查及焦点小组讨论，考察了孟加拉国达卡市儿童食物行为的驱动因素，并比较了贫民窟与非贫民窟环境。定量分析揭示了膳食质量的差异：非贫民窟地区儿童的膳食质量评分高出13%（p?## 论文解读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正在深刻重塑人类的食物环境与膳食模式。预计到2050年，全球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地区。快速城市化在带来经济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经济不平等，其中弱势群体——特别是居住在非正规住区（贫民窟）的儿童——受到有限的可负担营养食品获取渠道的严重影响。

孟加拉国首都达卡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大都市之一，2010年至2020年间年均增长率达3.1%。该市约2000万居民中有三分之一生活在贫民窟，其中儿童约占40%。贫民窟与非贫民窟人口之间存在显著的不平等。来自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证据表明，贫民窟环境中的儿童通常比非贫民窟同龄人摄入更少的水果和蔬菜，膳食多样性较低，且更容易接触到不健康的食品选择。然而，在南亚地区，特别是达卡，记录这些差异的系统性证据仍然缺乏。

食物不安全是达卡城市贫困的主要特征之一。近期证据显示，在高食品通胀时期，仅有21%的贫民窟家庭保持粮食安全，其余家庭分别经历轻度（46%）、中度（21%）或重度（12%）的食物不安全。食物不安全家庭通常通过减少食物消费、转向营养较差的食品、借钱或出售资产来应对，这些都可能对儿童的膳食多样性和果蔬摄入产生不利影响。

儿童期是建立饮食习惯的关键生命阶段。在此期间，个体经历快速生长——获得约20%的成人身高和50%的成人体重——同时伴随认知和情感发展。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2020–2030年营养战略强调，每个儿童都有权获得安全、可负担和有营养的膳食。

本研究的概念框架将儿童膳食视为食物环境与家庭社会经济状况相互作用的结果。食物环境包含外部因素——如家庭、学校和社区中食物的可得性、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以及个人因素，包括照护者的喂养实践、营养知识和食物营销暴露。家庭社会经济状况——包括收入、住房条件、父母教育和母亲就业——可能通过不同但重叠的途径影响儿童膳食。然而，南亚地区很少有研究考察这些社会经济关系与膳食质量的关联在贫民窟和非贫民窟儿童之间如何不同。现有贫民窟与非贫民窟比较研究多聚焦于人体测量学指标（如身高、体重和贫血）而非膳食多样性或食物组消费。

因此，本研究旨在考察达卡儿童如何与其食物环境互动，以及塑造其膳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具体目标包括：（a）比较贫民窟和非贫民窟地区儿童的膳食多样性和果蔬消费；（b）评估社会经济因素如何影响膳食质量；（c）利用母亲对健康膳食认知、可负担性和优先级的定性见解来情境化这些差异。该研究发表在《Journal of Urban Health》上。

### 二、主要技术方法

该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混合方法设计，数据收集于孟加拉国达卡北城公司（DNCC）管辖的Mirpur地区——一个约59平方公里、拥有约63.3万居民的混合城市区域，其中正规与非正规住房区域并存。研究采用多阶段抽样策略：首先从DNCC随机选取4个选区；然后在每个选区有目的地选择一所服务贫民窟或非贫民窟社区的学校，最终纳入4所参与学校（2所贫民窟学校和2所非贫民窟学校）。样本量依据公式n = z2pq/d2计算，考虑无响应和不完整数据后，最终纳入300名8–12岁学龄儿童的母亲/照护者作为受访者。定量数据通过半结构化问卷收集，涵盖家庭构成、住房特征、厨房与卫生设施、食物获取与可得性、食物支出和可负担性指标。膳食结果使用膳食质量问卷（DQQ）、24小时膳食回顾法和半定量食物频率问卷（SQFFQ）评估，主要结局指标包括膳食多样性评分（DDS）、果蔬摄入量、NCD-Protect评分和NCD-Risk评分。定性数据通过2次焦点小组讨论（FGD）收集，分别从贫民窟和非贫民窟社区有目的地招募已完成定量调查并愿意参与随访讨论的母亲。定量数据使用SPSS version 20进行分析，采用卡方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和多变量线性回归模型；定性数据采用框架分析法进行主题分析。

### 三、主要研究结果

#### 参与者、家庭和社会经济特征

在300名参与儿童中，56%来自贫民窟家庭，44%来自非贫民窟家庭。贫民窟学校的女童比例略高于非贫民窟学校（57.5% vs. 41.4%，p = 0.008）。贫民窟家庭规模更大（均值4.69 vs. 4.32，p = 0.006），户主无正规教育比例更高（29% vs. 8%，p?
#### 儿童膳食质量

基于七天食物频率问卷（SQFFQ），非贫民窟儿童日均果蔬摄入量显著高于贫民窟儿童（4.7 vs. 3.0份/天，p?
#### 典型上学日的儿童饮食行为

非贫民窟儿童更可能从家中携带食物，而贫民窟儿童更常在校外购买食品。非贫民窟儿童每日上学前吃早餐的比例更高（65% vs. 53%，p = 0.013），携带家中便当（tiffin——南亚语中表示打包餐食的术语）的比例也更高（51% vs. 29%，p = 0.001）。相反，更多贫民窟儿童从父母处获得零花钱购买食物（61% vs. 36%），且周均金额更高（BDT 52.43 vs. BDT 38.65）。在家制备的便当中，面条/意面（107次报告）、面包/扁平面食（104次报告）和米饭类餐食（76次报告）最常见，蛋白质类食物如鸡蛋（63次报告）和动物源性食物（42次报告）也较常见；但蔬菜很少被纳入家中制备的便当（18次报告）。相比之下，购买的食物主要由烘焙产品（183次报告）和油炸/咸味零食（40次报告）组成。

#### 儿童的数字与传统媒体暴露

非贫民窟儿童互联网可及性更高（90% vs. 68%，p?
#### 家庭食物环境

市场可及性方面，76%的非贫民窟家庭报告步行15分钟内可达生鲜市场，贫民窟家庭为69%（p = 0.003）。过去一个月内，27%的贫民窟家庭未购买任何水果，非贫民窟仅7%（p?
#### 膳食质量和果蔬摄入的预测因素

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在控制家庭社会经济和母亲特征后，水果购买频率和月度果蔬支出是唯一与儿童膳食多样性评分（DQQ）和每周果蔬摄入量均显著相关的因素。每周至少购买一次水果的家庭的儿童，DQQ评分高0.91分（p?
#### 母亲的视角

焦点小组讨论揭示了四个相互关联的主题：健康膳食认知、可负担性约束、儿童食物偏好和父母喂养实践。贫民窟母亲更关注能量密集和动物源性食物（视为增强体质和具有抱负象征的食物），而非贫民窟母亲则强调膳食多样性和平衡。非贫民窟母亲积极采用策略鼓励孩子多吃蔬菜，而贫民窟母亲优先满足孩子对肉类的偏好以迎合其口味。贫民窟母亲将水果视为偶尔消费的食物，而非贫民窟母亲则在水果可负担或当季时更愿意购买。

###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达卡城市贫民窟儿童面临社会经济、环境和行为多重约束。研究识别出三个关键维度：第一，社会经济与认知不平等是基础性但间接的驱动因素——收入和教育差异、母亲对"健康"食物的差异化定义，体现了营养不平等不仅是经济性的，也是认知性的，根植于社会阶层和教育塑造的知识与抱负差异。贫民窟母亲对动物源性食物的偏好反映了贝内特定律（Bennett's Law）的抱负面向，即肉类、鱼类和蛋类等高地位食物与力量、健康和社会流动性相关联。第二，市场可及性方面，"可及"不仅仅是空间性的——非贫民窟家庭享有更大的市场多样性，而贫民窟家庭虽然市场近在咫尺，却缺乏质量选择，体现"非正规市场溢价"现象。第三，学校食物环境和媒体影响进一步加剧了膳食不平等。贫民窟儿童因缺乏家中制备便当而更多依赖校外购买食品，暴露于不健康选择；不同社会经济群体的媒体暴露模式差异要求针对性的监管和营养传播策略。

研究结论强调，达卡城市儿童膳食不平等是由结构性障碍和家庭行为共同产生的。贫民窟儿童较低的膳食多样性源于受限的家庭收入、有限的市场获取渠道以及将能量密集和动物源性食品置于果蔬之上的"健康"食物固有认知。改善儿童营养需要超越改变个人偏好，要求解决限制食物选择的系统性条件。政策建议包括：将补贴范围从主食扩展至易腐烂、营养丰富的食品；投资存储设施、市场基础设施和非正规商贩升级；通过参与式项目重塑家长和学校对健康饮食的规范认知；加强学校食品政策、规范校园周边食品商贩、整合营养教育。鉴于贫民窟存在的营养不足与非贫民窟地区上升的非传染性疾病风险的双重负担，多部门、以公平为导向的干预措施对于实现所有儿童更健康的城市膳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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