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在意识形态、世界末日场景、非政府组织的声明以及嘈杂的竞选噪声之间，德国米歇尔（指普通德国公民）在 2026 年夏天惊讶地看着政治局势。“自上而下的节约”是口号——而且受影响的不只是医生，而是几乎社会中所有必须准备接受削减和收入损失的群体。

有人向我们的统治者灌输了一种想法，即必须先借下高额债务，以便将来有更多的钱可用。我怀疑情况恰恰相反——原因有很多。少欠债，靠诚实劳动赚钱，量入为出：这就是著名的“斯瓦比亚主妇”原则。如果经济增长，我们就可以负担更多。相反，如果债务增长，我们面临着高息负担，这在我们担心的程度上将是无法偿还的。

如今世界经济的依赖因素众多。每个国家的材料和劳动单位成本都可以计算和比较，工业会设在工资和官僚主义负担最轻的地方——更不用谈税收和能源成本了。难怪德国在此方面落后：根据最新的 OECD 预测，在增长率方面，我们现在已沦为工业化国家的垫底者之一——与墨西哥一起，仅排在奥地利和挪威之前。

然而，我们有很多可提供的：首推一个卓越的健康体系，尽管有所有的唱衰声音，它无需畏惧与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体的比较。尤其是皮肤科，正经历其黄金时期。无论是医学领域还是美容领域，我们都达到了顶尖水平，我们有理由为此自豪。令人更加惊讶的是，恰恰在这里，却要用有问题的论点处处进行削减，而且这也得到了我们自己的职业协会的支持。因此，关于法定医疗保险（GKV）领域必要节约措施的建议正在流传，同时还有新的医生收费规程（GO?），这将在私人医疗领域带来明显的限制。人们不禁要问，如果职业代表机构仅仅局限于将政府方面的愿望不加过滤地传递给基层，那还需要它做什么。

真正想节约的人，必须着手解决官僚主义问题：使流程更高效，优化操作步骤。这包括减少保险公司和管理人员，以及巧妙地使用电子数据管理、远程医疗基础设施和人工智能。我的希望寄托在新任卫生部长卡尔斯滕·林纳曼博士身上。作为前基民盟中产阶层协会主席，他既了解自雇人士的困境，也了解新技术的可能性。我们可以期待他给出明确的答复。

未来几年的内部竞争不会减弱。每个人都必须在市场上争取自己的位置。如果可结算的法定医疗保险患者数量减少，那么作为回报，私人门诊和自费门诊应提供既吸引人又负担得起的服务，以满足需求和解决问题。鉴于经济环境，这是一项我们必须面对的艰巨任务。今后我们可能只能梦想着通货膨胀补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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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蒂亚斯·赫布斯博士

ADK 协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