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Bio-districts and rural vitality: governance, place-based practices, and structural constraints in Italy and Swe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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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
生物区（bio-district）是一种区域性治理安排，旨在通过多主体协作将有机农业与更广泛的乡村发展目标相结合。然而，关于其促进乡村活力的具体过程，现有经验证据仍然有限。本研究借鉴将乡村活力概念化为一种系统性、基于地方且具有整体性的过程这一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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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区（bio-district）是一种区域性治理安排，旨在通过多主体协作将有机农业与更广泛的乡村发展目标相结合。然而，关于其促进乡村活力的具体过程，现有经验证据仍然有限。本研究借鉴将乡村活力概念化为一种系统性、基于地方且具有整体性的过程这一理论视角，考察生物区治理安排和多主体协作如何促进乡村活力，以及哪些挑战制约了这种贡献。研究人员在两个欧洲生物区——意大利的奇伦托生物区（Bio-distretto del Cilento）和瑞典的南曼兰生态区（Ekodistrikt S?rmland）——开展了比较定性案例研究，基于对农民、协调员、市政官员、合作社成员和食品行业从业者的30次半结构化访谈，并通过归纳性主题分析（inductive thematic analysis）进行处理。研究结果识别出生物区塑造乡村活力的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第一，协作治理通过反复出现的互动形式——包括节庆活动、公共餐饮系统、合作社结构和生产者网络——连接原本分散的行动者，从而维持跨部门和跨尺度的协调。第二，基于地方的文化实践——包括传统品种的恢复、地方食品知识的传承，以及多元社区中食品传统的跨文化调解——维持了参与和地域认同。第三，经济多样化通过农场加工、直销、农业旅游和公共采购的协同组合运作，共同产生竞争力和吸引力。然而，结构性约束——包括制度碎片化、市场集中、人口压力和短期资助——限制了这些过程的影响范围和持续性。两个案例表明，相似的治理功能可以通过不同的制度资源库来实现：在奇伦托表现为地方嵌入和文化锚定，在南曼兰则表现为更加正式化和福利中介化。本研究通过记录乡村活力在实践中得以产生的关系性和组织性过程，为乡村活力文献做出贡献，并识别了生物区作为包容性领土发展机制而非仅惠及既有参与者的安排得以发挥功能的条件。
论文解读文章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乡村衰退已成为全球性关注议题。在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中，乡村地区普遍面临人口流失、市场萎缩、社会退化和小企业倒闭等挑战（Liu and Li, 2017）。这些挑战在欧洲表现为南北差异显著的衰退轨迹：南部内陆山区和北部边缘地区分别承受着不同形式的结构性压力（Hedlund and Lundholm, 2015）。面对这一形势，政策框架日益强调自下而上的发展战略，通过动员政府机构、公民社会和私营部门行动者构建跨地域网络（Jungsberg et al., 2020）。在此背景下，生物区（bio-district）作为地域性治理倡议应运而生。生物区旨在推动有机和农业生态实践在本地化生产和食品系统中的协调采用，被构想为整合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和经济活动多样化的综合发展战略（Assiri et al., 2021）。通过鼓励生产、加工和消费活动的地域嵌入，生物区力图将农业与旅游、教育、社会关怀和公共采购相连接，形成更具循环性和地方敏感性的经济模式（Poponi et al., 2024）。
然而，生物区的定义、治理模式及其实际地域影响仍存争议（Sturla et al., 2024），其对乡村发展的贡献取决于协作与治理在实践中被具体落实的方式（Packer and Zanasi, 2023）。与此同时，乡村活力（rural vitality）这一概念虽已被广泛使用，但其社会生产过程尚未得到充分的理论化和实证检验。指标导向的研究传统将乡村活力视为可测量的地域状况，但对产生这些结果的互动、制度安排和集体实践揭示有限；而基于地方和过程导向的研究虽强调协作、内源资源和跨部门协调的重要性，但其经验应用仍分散于特定国家、制度和政策情境之中（Makkonen and Kahila, 2021; Niu et al., 2025）。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两个研究问题：第一，生物区治理安排和多主体协作过程如何促进乡村活力的产生？第二，哪些挑战阻碍了生物区的发展，这些约束如何影响其促进乡村活力的能力？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探索性比较定性案例研究设计（Thomann et al., 2022），选取意大利南部奇伦托生物区（Bio-distretto del Cilento）和瑞典中部南曼兰生态区（Ekodistrikt S?rmland）作为案例。前者位于奇伦托-瓦洛迪迪亚诺-阿尔布尔尼国家公园内，覆盖约3，196平方公里，涉及95个市镇的领土网络，其中41个市镇为正式成员，人口约25至27万；后者包括南曼兰省全部及斯德哥尔摩省南部12个市镇，共21个市镇，人口约201万。两案例在制度成熟度上差异显著：奇伦托生物区成立于2009年，是意大利最早的生物区之一，已嵌入国家有机区监管框架；南曼兰生态区则是瑞典首个正式建立的生物区，2023年在欧盟资助项目中启动，于2025年注册为非营利协会。数据收集于2023年7月至2024年10月进行，采用三种互补方法：半结构化访谈（共30人，意大利11人、瑞典19人，涵盖农民、加工商、餐厅和农业旅游管理者、政策制定者、学者、生物区董事会成员、合作社管理者及公民社会组织代表）、参与式观察（研究人员直接参与会议、农贸市场、节庆和公共集会）和文献分析（市政规划、政策文件、生物区组织记录、项目报告和网站）。数据分析采用反思性主题分析（reflexive thematic analysis）（Braun and Clarke, 2021），借助NVivo 12软件支持，遵循熟悉数据、生成初始编码、搜索主题、审查主题、定义和命名主题、产出报告六个阶段，编码过程同时采用归纳和演绎策略。
**三、研究结果**
主题分析产生了四个主要主题。
**3.1 跨部门和跨行动者的协作形式**
该主题包含三个子主题。事件型协作（event-based collaboration）在意大利案例中表现为季节性节庆、农贸市场和地方集市——最典型的是围绕奇伦托白无花果组织的"九月无花果节"（Settembre ai Fichi），厨师和家庭厨师开发从开胃菜到甜点的无花果菜单，年轻参与者负责厨房和后勤，年长居民参与协调和文化节目；瑞典案例中相应功能由农场教育访问承担。日常生产性协作（everyday productive collaboration）在意大利表现为农业旅游经营者从邻近农场采购产品、种子和加工品的互惠交换；瑞典案例则表现为约八家农场联合租用冷藏车向斯德哥尔摩配送产品，以及REKO型网络（基于Facebook的预购自提直销模式）。制度中介型协作（institutionally mediated collaboration）在瑞典最为突出——南泰利耶市政公共餐饮系统每天供应约1.5至2万份餐食，其中约70%为有机食品，欧盟采购规则通过变通方式被规避；意大利案例中生物区本身作为主要协调行动者，早期曾召集市长、有机生产者和公民起草战略计划和原则宪章。
**3.2 基于地方的食品与文化实践**
该主题包含三个子主题。代际延续与转型（generational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在意大利表现为受访者将当前活动与父母和祖父母的实践相联系，许多继承的农场实际上早已实行有机耕作，认证只是"从事实有机到认证有机的文书转变"；瑞典受访者则将当前对本地和有机食品的重视描述为对20世纪60至70年代工业合理化转向的反向运动。传统品种和地方知识恢复（recovery of heritage varieties and local knowledge）在意大利表现为奇伦托白无花果、单粒小麦（Monococcum spelt）、Gentil Rosso和Saragolla等古老谷物的栽培，以及当地药剂师和草药师引入约120种苹果品种和76种豆类品种；瑞典案例中一位生产者花费约25年时间恢复古老谷物品种，特别是斯佩尔特小麦。"根系学院"（Roots Academy）专门从事古老谷物、根茎蔬菜和瑞典芜菁甘蓝的再发现。食品实践的跨文化调解（intercultural mediation of food practices）在意大利表现为"Contaminazioni"项目和"苏埃利亚"（Suelia）多民族餐桌，将奇伦托典型产品与其他地中海烹饪传统相结合；瑞典案例中，南泰利耶学校厨房将大麦等古老瑞典谷物以类似保加麦（bulgur）的方式烹制并添加姜黄调色，以适应中东裔居民的饮食熟悉度。
**3.3 经济活动与多样化**
该主题包含三个子主题。农场多样化（on-farm diversification）在意大利表现为六公顷农场同时生产橄榄油、白无花果、蔬菜和葡萄酒并在现场加工供应；七十公顷多功能有机农场将原材料全部在农场加工并通过农场商店和地方市场销售。瑞典案例中，奶牛养殖者因大型跨国乳企每升仅支付约16欧分而开发小型农场乳品厂、农场屠宰场和短期公寓出租。集体经济结构（collective economic structures）在意大利表现为拥有约420个成员农场、经营47年的合作社，以及管理约六公顷土地（包括两公顷葡萄园和四公顷麦田）并雇佣约60人的社会合作社；瑞典案例中约有160家成员企业的生产者网络由当地厨师发起建立，通过年度收获节和快闪活动协调。市场渠道（market channels）在意大利以邻近和直接渠道为主——农场直销、农业旅游餐饮、与生物区关联的生产者协会组织的农贸市场；瑞典则结合餐厅直接销售、养老院配送、在线合作社平台、REKO网络和市政公共采购。
**3.4 挑战与约束**
该主题包含四个子主题。制度与政治约束（institutional and political constraints）在意大利表现为与地方制度环境关系紧张、申诉程序和文书工作耗费大量时间和资源、产品层面有机认证行政负担沉重；瑞典则主要关联超国家监管框架——共同农业政策偏向大规模经营，欧盟采购规则限制市政直接向本地生产者采购。经济脆弱性与市场集中（economic fragility and market concentration）在意大利表现为有机认证的价格溢价在本地市场难以维持；瑞典表现为三家零售连锁控制约70%的食品市场份额，规划中生物区有机耕地比例（约20%）近年持续下降。基础设施与物流约束（infrastructural and logistical constraints）在意大利表现为内陆山村的地理隔离——约200名居民的村庄送孩子上学需驾车40分钟；瑞典表现为小规模生产者缺乏清洁、储存和加工基础设施，市政公共餐饮的90个配送点多造成物流复杂性。人口与继承压力（demographic and succession pressures）在瑞典表现为农业用地集中于年长农民、市政和近城区第二套房所有者手中，代际更替不确定；意大利表现为内陆村庄长期人口流失和季节性劳动力老龄化。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围绕四个核心论点展开。第一，协作治理是乡村活力的系统性条件——乡村活力与生物区的正式存在关系较弱，而与互动实践的基础设施关系更强；两个案例通过不同制度资源库执行相同治理功能：奇伦托为关系性和遗产锚定型，南曼兰为正式化和福利制度基础型。第二，文化实践构成乡村活力的地方维度——受访者描述的并非传统的无间断保存，而是选择性恢复，在当代生产和社交语境中重新激活特定品种、知识和空间；食品实践可成为跨文化调解的空间，而非封闭的地方认同。第三，经济多样化是乡村活力的机制——多样化不仅是叠加性的而是协同性的：现场加工为餐饮接待提供投入，文化和教育活动为产品产生可见性和叙事合法性，瑞典的公共采购为多样化投资创造稳定制度需求；但多样化获取不均，资源禀赋较好的农场更容易吸收额外复杂性。第四，生物区发展面临多重约束——这些约束既是外部的也是内部的，生物区可能动员有限社会基础而强化"已参与行动者"的选择性参与；两案例呈现互补性而非发散性约束配置：奇伦托以关系性和地理性约束为主，南曼兰以结构性和规制性约束为主。
研究结论指出，本研究的贡献在于三个方面：第一，通过记录乡村活力在日常乡村环境中得以生产和维持的协作、文化和组织过程，扩展了以指标为导向的乡村活力理解；第二，通过比较不同制度环境中的两个生物区，表明相似的治理功能可通过实质性不同的制度资源库实施；第三，对基于地方食品实践的分析揭示了乡村活力的跨文化维度——食品不仅是地方认同的标志，也是跨文化差异的调解媒介。研究同时强调，生物区不应被理解为完成态的治理模式，其效果不会自动跟随法律认可或有机农业集中度而产生，而是应被理解为演化中的地域过程，其对乡村活力的贡献取决于所维持的协调质量、所实现的参与广度和所获得的制度支持连续性。针对政策，研究提出三项启示：公共采购框架应修订以允许纳入质量和可持续性相关标准；资助安排应从短期项目逻辑转向多年期支持工具；需要有针对性的策略来扩大生物区参与的社会基础，超越已参与行动者的核心圈子。研究局限性包括两案例制度成熟度差异可能反映成熟度而非结构性差异、抽样可能偏向已嵌入生物区网络的行动者、部分量化数据未系统性三角验证以及研究人员作为外部观察者的位置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