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公地悲剧”：加纳北部的精神合法性、传统土地治理与社区发展

《Land Use Policy》：Beyond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piritual legitimacy, customary land governance,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Northern Ghana

　　摘要
在加纳北部，传统的土地治理因其问题而受到广泛研究，但其对社会凝聚力、社区发展和资源管理的贡献却尚未得到充分探索。本研究通过加纳萨凡纳地区的博莱（Bole）传统地区的定性案例来填补这一空白。尽管面临土地商业化、小规模采矿和城市化的压力，该地区的传统土地治理仍然活跃且具有合法性。本研究基于对20位土地管理人（tindanas）、酋长和社区成员的深入访谈，以及四个社区（Kalba、Gbeniyiri、Soma和Datompilayiri）各进行的两次焦点小组讨论，运用主题数据分析方法探讨了传统价值观如何影响土地治理、冲突解决、环境保护和资源获取的公平性。研究基于奥斯特罗姆（Ostrom）的“公共池塘资源理论”（Common Pool Resource Theory），并扩展了该理论，指出精神合法性在有效传统治理中的核心作用——这一维度在过往研究中常被忽视。研究发现，土地的精神框架使冲突解决成为一种道德过程，从而超越了强制力；同时，传统保护实践被看作是被法定框架所忽视的适应性资源管理策略；此外，性别和代际等级制度持续限制女性和青少年的土地使用权，而改革措施未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些不平等现象。研究提出了一种混合治理框架，旨在尊重传统策略的同时解决排斥问题。

1. 引言
土地治理系统是可持续发展、食物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组织的基础（Durán-Díaz, 2023; Ndugwa and Omusula, 2025; Vanelli and Ochoa Peralta, 2022）。土地治理系统定义了土地获取、使用、控制和转让的规则和机制，这些规则和机制对经济生产力、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公平性具有重要影响（Anaafo et al., 2023）。全球范围内，这些系统面临日益增长的压力：快速城市化导致住房及基础设施对土地的需求增加；气候变化威胁土地生产力；资源驱动的大规模土地收购使农村社区失去传统土地所有权（Amanor and Moyo, 2008; Nchanji et al., 2023）。以西方法律和行政模式为基础的正式化土地权属政策往往产生混合效果，常常边缘化历史上构成社区主要土地安全资源管理能力的传统治理机制（Bonye et al., 2025; Chawaremera, 2025）。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传统的土地治理系统并非等待被法定框架取代的残余前现代制度，而是管理大陆大多数土地交易和争议的活跃的社会嵌入机构。加纳约80%的土地属于传统所有权，并由当地传统权威管理（Adjei-Poku et al., 2023; Lankono et al., 2023）。这些系统不仅由行政规则构成，还涉及复杂的宗教信仰、文化价值观、精神原则和祖先义务的相互作用，赋予土地超越其经济价值的本体意义（Bonye et al., 2025; Burton, 2007）。然而，学术界和政策讨论大多聚焦于传统系统的缺陷、不平等和脆弱性，以及它们受到精英控制的倾向，而对传统制度和价值观在社区发展、冲突解决和可持续资源管理方面的积极作用关注不足。这种不平衡反映了学术上的空白。在加纳萨凡纳地区的博莱传统地区，复杂的治理格局包括Gonja酋长等级制度、Vagla土地管理人（tindana）机构和活跃的传统土地秘书处（CLS），尽管面临城市化、土地商业化和农业扩张等挑战，传统治理体系在制度上依然强大。本研究探讨了在这一背景下，传统价值观和制度如何：（1）促进社会凝聚力并解决土地纠纷；（2）推动可持续自然资源管理；（3）塑造、限制并更好地支持女性和青少年的公平土地使用权。通过这三个方面，本研究做出了三项相互关联的贡献：首次实证记录了传统治理在较少研究的情境中的积极作用；从理论上扩展了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资源理论，将精神合法性和宇宙权威纳入治理机制；并提出了一种混合治理框架，为协调传统和法定土地系统提供具体政策建议。论文结构如下：理论框架和文献回顾；研究方法；三个主题领域的发现呈现；结合现有理论和证据对发现进行讨论；最后总结理论贡献、政策启示和研究方向。

2. 理论框架和文献回顾
2.1. 公共池塘资源理论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资源理论（Common Pool Resource Theory, CPRT）在《治理公共资源》（Governing the Commons）一书中提出，是分析地方社区如何在不依赖中央国家权力或私有财产制度的情况下可持续管理共享资源的最具影响力的框架。该理论挑战了哈丁（Hardin, 1968）提出的“公地悲剧”——即个体理性行为者会集体过度开发共享资源的观点。奥斯特罗姆通过实证表明，在特定条件下，自我治理的社区能够建立持久有效的公共资源管理机构。她的八个设计原则包括明确边界、规则与地方条件的一致性、集体决策机制、有效监督、分层次制裁、冲突解决机制以及组织权利等，这些为评估本土治理机构的可行性提供了分析框架（Agrawal and Gupta, 2005; Ostrom, 1990）。这一理论适用于加纳北部的传统土地治理：土地、水体、森林资源和公共放牧区都属于公共池塘资源，可由社区成员共同管理和使用（Akaabre, 2023; Anaafo et al., 2023）。博莱传统地区的传统机构体现了奥斯特罗姆的多个设计原则，如通过酋长会议进行的集体决策、分层次的道德和仪式制裁以及基于社区的冲突解决机制。

尽管CPRT在分析上有优点，但它主要基于对灌溉系统、渔业和森林等物质资源系统的研究，未能充分理论化宇宙信仰体系、精神权威和神圣义务在维持治理合规性中的作用。然而，在非洲传统的土地治理背景下，精神合法性不是附加的文化维度，而是治理的核心机制：酋长和tindanas的权威源自他们在人类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的中介角色；对资源违规的制裁包括向祖先和大地精灵进行仪式安抚；社区成员对资源管理规范的遵守基于宇宙义务，而不仅仅是物质激励（Cox et al., 2010）。研究表明，奥斯特罗姆的设计原则需要针对超出原始实证案例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进一步阐释（De Koning and Cleaver, 2012）；有效资源治理是通过创造性重组现有文化和规范来实现的，而非通过理性设计最优规则结构。本研究通过实证证明，在博莱传统地区，精神合法性、宇宙权威和仪式执行是治理机构有效性的核心机制。

一个合理的问题是：本研究记录的合规模式究竟是由于精神合法性本身，还是由于CPRT研究中的其他非精神机制（如对排斥的社会恐惧、对酋长和tindana的经济依赖、以及对传统治理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对长辈权威的尊重）。本研究并不认为精神合法性取代了这些机制，而是认为精神合法性作为一种独立且可分析的合规路径，在受访者明确提及宇宙后果、祖先见证和仪式义务作为合规依据时可以观察到。将这一路径与社会恐惧、经济依赖和长辈权威区分开来，是基于参与者的自我陈述，而非通过实验隔离变量得出的因果结论。研究的定性设计旨在记录行为者如何理解和表达自身合规理由，但并不声称精神合法性是排除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唯一或主导因果机制（Cleaver and De Koning, 2015; De Koning and Cleaver, 2012）。

2.2. 传统土地治理、社会凝聚力和冲突解决
关于非洲传统土地治理的文献一致指出，传统机构是主要的纠纷解决和社会凝聚力维护机制，它们通过文化嵌入的方式而非强制手段发挥作用（Anaafo et al., 2023; Bonye et al., 2025）。酋长、长者和精神领袖的权威源于他们与祖先合法性和宇宙秩序的联系，他们通过强调和解、社区和谐和社会关系恢复的流程调解纠纷（Akolgo-Azupogo et al., 2021; Gang, 2011）。仪式元素（如宣誓、献祭和祖先权威的召唤）赋予纠纷解决以道德力量，这是正式司法程序无法复制的，从而通过社会和精神问责实现合规（Boydell and Baya, 2013; Lewis, 2025）。法律多元主义研究表明，在非洲背景下，传统和法定纠纷解决机制的共存不是过渡现象，而是一种稳定的治理状态，社区会根据纠纷性质和期望的结果选择不同的规范（Benda-Beckmann et al., 2006; Meinzen-Dick and Pradhan, 2002）。然而，研究也指出，设计不当的正式化项目可能因引入竞争性权威结构而干扰传统纠纷解决机制，这些新结构对现有规范缺乏敏感度（Ubink and Quan, 2008）。

2.3. 传统治理与可持续自然资源管理
加纳北部的原住民社区历史上发展出了复杂的自然资源管理策略，这些策略植根于将自然视为有生命的、充满灵性的系统，人类与其保持关系而非支配关系（Aniah et al., 2014; Bonye et al., 2025）。神圣树林和被文化禁忌保护的森林区域实际上是生物多样性避难所和流域保护区，但这些保护往往因缺乏社区认可而难以持续（Asante et al., 2017; Hansungule and Jegede, 2014）。季节性狩猎、捕鱼和伐木禁令是适应性管理策略，有助于资源恢复；特定物种的禁忌则防止过度开发。系统性的比较证据表明，在某些情况下，文化嵌入的制裁可以实现高合规率（Agrawal and Gupta, 2005; Ostrom, 1990; Tesfaw et al., 2018）。加纳的社区资源管理区（CREMAs）案例显示，当传统权威得到认可而非被取代时，结合传统机构和法定框架可以提升保护效果（Dugasseh et al., 2021）。尽管如此，日益加剧的压力、气候变化、土地商业化和将当地社区排除在外的国家保护区的设立正在侵蚀传统治理能力，亟需政策关注（Tesfaw et al., 2018）。

2.4. 传统土地所有权、性别和青年：结构性排斥与改革路径
在加纳北部的传统土地所有权制度下，女性的土地使用权主要通过男性亲属关系实现，直接所有权较为少见，使用权利取决于婚姻和家庭地位（Addaney et al., 2022; Nchanji et al., 2023; Whitehead and Tsikata, 2003; Yaro, 2010）。这种“未经授权的使用权”模式使得女性能够耕种土地，但无法拥有、转让或抵押土地，从而导致土地所有权的不确定性，进而对农业生产力、家庭食物安全和女性的经济自主权产生连锁影响（Doss等人，2014年；Ribot和Peluso，2003年）。女性主义政治生态学理论认为，这些后果并非文化特有现象，而是根植于土地治理制度中的父权政治经济体系的产物，并通过习俗和法律渠道得以复制（Agarwal，1994年；Rocheleau等人，1996年；Tsikata，2010年）。年轻人获取土地的过程中面临独特的限制，这些限制源于代际权力层级：年长的男性家庭户主控制着土地分配，而土地商品化的加速使得可用土地减少，与此同时人口增长却增加了年轻一代的需求（Boone，2019年；Chauveau和Richards，2008年；Zakaria和Yaro，2013年）。由此产生的生计不安全问题导致年轻人从农村社区迁移出去，削弱了维持传统治理的人力和知识传承体系。关于CLS（社区土地系统）绩效的研究表明，那些没有充分考虑权力不对称性的制度改革往往在现代化的合法化掩护下延续了现有的排斥现象（Lund，2016年；S Amanor和M Ubink，2008年；Ubink，2008年）。学术研究的空白显而易见：尽管传统体系面临的挑战、功能障碍和外部压力已有充分记录，但缺乏全面深入的实证研究来探讨传统制度如何在加纳北部、特别是Bole传统地区积极促进社区发展。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

3. 方法论
3.1. 研究区域
本研究位于加纳北部的Savannah地区，涵盖Bole区和Sawla-Tuna-Kalba区，总人口为228,464人（加纳统计局，2021年）。该地区属于Guinea Savannah生态区，特点是季节性降雨（4月至10月）和长期干旱期（11月至3月），以及受到农业扩张、木炭生产和小型金矿开采等人为影响的稀树草原植被。图2展示了研究社区的地理位置。

Bole传统地区由Gonja部落首领体系进行治理，最高首领（Bolewura）以及分区首领负责土地管理，而通常来自Vagla社区的Tindanas则担任土神祠和乡村祖先土地的精神守护者，扮演着互补甚至有时相互竞争的治理角色（Gariba，2024年；Tseer和Sulemana，2022年）。这一双轨体系通过1930年制定的三个王室家族（Jaga、Sarfo和Denkeri）轮流制度确立，形成了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复杂当代结构的治理架构（Tsikata和Seini，2004年）。为连接传统和法定土地管理而设立的Bole传统土地秘书处作为一个重要的制度参与者，其表现和局限性与研究政策目标直接相关（Lankono等人，2023年；Nara等人，2021年）。该地区正经历快速的社会经济和空间转型，城市化、土地商业化以及采矿活动的扩张加剧了土地使用权、管理权和公平性的冲突，使其成为分析原住民制度韧性和现代治理需求之间紧张关系的理想样本。本研究选择了四个社区：Kalba、Gbeniyiri、Soma和Datompilayiri，旨在通过治理强度、居住类型和生活方式的不同来增强案例研究的分析深度。

这一双轨体系中的决策遵循一套非正式化但明确的程序：土地分配请求和纠纷首先由Tindana处理，他们根据仪式权威裁决土地的精神归属和边界问题，必要时再提交给分区或最高首领委员会进行更广泛的行政或跨家族层面的裁决。纠纷解决过程从家庭或家族层面的调解开始，若调解失败，则由长者或Tindana领导和解，必要时最终由首领委员会判决，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诉诸法律途径。

选择这四个社区是为了捕捉与研究问题直接相关的三个维度的差异：首先，这些社区在土地商业化和小型采矿压力方面的暴露程度不同——Kalba和Soma近年来经历了加剧的商业化和采矿相关土地交易，而Gbeniyiri和Datompilayiri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从而可以研究在不同经济压力下治理动态的差异；其次，这些社区距离Bole镇的距离不同，因此接触法定行政机构（包括传统土地秘书处）的机会也不同，Kalba和Gbeniyiri距离较近，而Soma和Datompilayiri则较为偏远；最后，各社区的制度构成也不同——一些社区的土地治理更多地依赖Tindana的权力，而在其他社区则直接由分区首领管理，反映了上述的Gonja-Vagla双层治理结构。这种有意的设计旨在确保研究结果不会仅反映单一社区的制度特征，同时符合定性案例研究的分析而非统计概括要求。

3.2. 研究设计：定性案例研究
本研究采用定性案例研究方法，旨在深入了解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传统价值观和制度如何塑造土地治理（Yin，2009）。案例研究方法特别适合探讨“如何”和“为什么”类型的问题，因为这类问题复杂且依赖于具体情境，不适合用实验或大规模统计方法来解决（Flyvbjerg，2011年）。Bole传统地区因其制度丰富性、治理复杂性以及对现代压力的敏感性而被选为理论上有意义的案例，有助于更广泛地探讨传统治理的积极贡献和改革路径。本研究采用解释性认识论视角，旨在理解参与者对土地的认知框架及他们构建的社会现实，而非测量客观定义的变量（Creswell和Poth，1998年；Kroeze，2012年）。

3.3. 参与者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方法，选取了对当地传统土地治理有丰富经验的参与者。共进行了20次Key Informant Interview（KII），对象包括男性首领、Tindanas、女性首领和社区成员，以涵盖不同的机构和性别视角。每个社区分别进行了两次性别分组的Focus Group Discussion（FGD），每次约8名参与者。性别分组的FGD旨在收集在混合性别讨论中可能被抑制的观点。样本量的确定基于理论饱和原则，即新增数据不再能带来新的概念性见解（Lee，2024年）。所有会议均使用当地语言（根据需要使用Gonja/Dagari语）进行，并有经过培训的本地研究助理进行翻译和记录，同时获得参与者的知情同意。图3直观展示了参与者的基本信息。尽管样本量相对较小，但符合定性案例研究的指导原则，其中分析深度和饱和度而非统计功效决定了样本的充分性（Creswell和Poth，1998年；Yin，2009年）。数据收集持续进行，直到后续访谈和焦点小组无法产生新的信息，达到理论饱和点后停止招募（Lee，2024年）。这里的代表性是基于分析需求而非统计要求，参与者是根据与研究问题相关的机构角色、性别和社区位置挑选的，而非为了构成代表性样本（Flyvbjerg，2011）。

3.4. 数据分析：反思性主题分析
数据分析采用Braun和Clarke（2006）提出的六阶段框架：熟悉数据；初步编码；主题构建；主题审查；主题定义和命名；以及分析撰写。所有访谈和FGD的录音由研究团队逐字转录并翻译成英文，翻译后的文本由当地翻译人员核查准确性。最初由两位合著者独立编码，随后共同开发和完善主题。经过多次阅读和编码后，33个编码被归纳为三个主要主题，对应于三个研究问题。图3直观展示了这些主题结构。在Kalba和Tuna社区进行了成员验证，以确保解释的准确性和可信度（Lincoln和Guba，1985年）。通过结合KII、FGD和实地观察的数据，提高了分析的严谨性（Noble和Smith，2015年）。所有KII参与者的代号使用KIA1-KIA20。

数据分析采用反思性主题分析方法，首先不预设类别直接对文本进行编码，然后根据数据整理出33个编码。然而，由于反思性主题分析认识到研究者的理论知识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编码和主题构建（Braun和Clarke，2006），研究团队对研究问题及CPRT（批评性种族关系理论）和法律多元主义文献的预先了解影响了编码和主题的最终确定。这三个组织主题并非预先强加于数据，也不是在理论空白中产生的；它们是基于参与者叙述和最初研究问题所激发的概念类别之间的互动对话的结果。文献回顾也根据分析结果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而非将主题强行套入预先存在的文献结构中。这种迭代性的、归纳性的方法与反思性主题分析的宗旨一致，即拒绝纯粹归纳性的编码过程，强调研究者对理论知识的反思性影响（Braun和Clarke，2006）。

3.5. 伦理考量与立场
在进行实地工作前，已获得相关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所有参与者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包括同意录音。研究人员确保参与者匿名，并保证数据仅用于研究目的。作为在加纳北部治理领域有深入研究的大学研究人员，团队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始终保持了对潜在立场影响的反思性关注（Creswell和Poth，1998）。

4. 结果
本节呈现了基于三个主要主题的实证发现，整合了KII和FGD的数据，并结合了扩展的CPRT框架进行解释性分析。参与者的话语被用作通过主题分析发现的更广泛模式的例证，而非孤立事件。

4.1. 本体论视角下的土地治理、社会凝聚力和冲突解决
在所有四个社区中，受访者一致认为土地是一种神圣的共同体遗产，连接着在世者、逝者和未出生者，这种观念深刻影响了土地治理和冲突解决的本质。土地不被视为可私有和交易的商品，而是一种由共同体共同拥有并由传统权威代表过去、现在和未来几代人管理的神圣信任。这种宇宙观直接体现了Ostrom（1990）提出的设计原则：它为集体决策提供了基础合法性，通过道德责任激发自我监督，并基于精神而非纯粹的法律权威产生渐进性的制裁。

对我们来说，土地不仅仅是可以买卖的东西。它是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的遗产，是我们灵魂相连的地方。当发生土地纠纷时，我们不仅仅考虑谁是对的，而是如何为了生者和逝者的利益而保持社区的团结。（男性酋长，Bole传统地区）这种本体论导向具有可测量的制度性后果。因为土地纠纷不被视为私人之间的争执，而是被视为对更高道德秩序的违反，这种违反扰乱了社区与其精神遗产之间的关系，所以解决过程更倾向于社会和精神的恢复，而不是对抗性的权利裁决。这种导向抑制了正式法律程序往往会放大的零和竞争动态，从而创造了妥协与和解的结构性激励。

4.1.2. 仪式化的纠纷解决与精神强制
传统地区的纠纷解决机制高度仪式化，主要使用誓言、祭品和祈求祖先权威作为执行手段。这些仪式元素将纠纷解决过程转变为一个道德和存在主义的事件：参与者在包括祖先灵魂在内的见证人面前宣誓，产生的精神责任感超越了解决仪式本身，成为对不遵守规定或重新陷入冲突的强大威慑。传统领袖、酋长和tindana不仅充当事实与法律的仲裁者，还是人类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的中介者，他们的裁决具有神圣的合法性，这在国家权威被视为文化上陌生的情况下是无法被正式法庭判决所复制的。

当冲突爆发时，尤其是在农田问题上，我们的酋长和长者不仅仅作出裁决，他们还会向我们讲述我们的传统，讲述我们的祖先是如何解决纠纷的。他们会运用仪式，有时甚至是向大地宣誓，这使得每个人在升级冲突之前都会三思。这关乎维护整个家庭的和平，而不仅仅是赢得官司。（FGD男性讨论者，Soma）

这一发现扩展了CPRT的理论，表明精神制裁构成了一个独特且分析上重要的治理机制，根据参与者的说法，这种机制通过宇宙论的问责制来运作，而不仅仅是通过物质激励。在奥斯特罗姆的框架中，“渐进式制裁”主要被定义为物质或社会惩罚；但研究证据显示，基于精神的制裁通过激发参与者最深层次的道德承诺，能够在相对较低的强制投入下实现高度的遵守。虽然本研究的定性设计记录了参与者的主观归因，但并未通过独立测量来确定精神合法性相对于社会恐惧、经济依赖或长者权威的相对重要性，这一点在上面的理论框架中有进一步的探讨。将土地视为具有精神赋予的共同体遗产的本体论框架，构成了Bole传统习惯体系中的基础治理机制，它与亲属关系、经济和长者权威机制并行运作，而非取代它们。冲突解决取向是宇宙论的恢复，而非权利裁决，通过道德-精神问责制以及社会和经济问责制来实现遵守。这扩展了CPRT，将精神合法性定位为一个需要明确理论关注的一级构成性治理机制，而不仅仅是奥斯特罗姆原始框架中强调的单一决定因素。

4.2. 原住民环境保护与可持续自然资源管理
4.2.1. 神圣树林（Tingani）作为适应性保护基础设施
研究社区的传统文化实践体现了一种将人类视为自然环境的管理者的宇宙论框架，人们应对当代和后代以及居住在特定景观中的精神实体负有责任。神圣树林被指定为大地灵魂的居所，并受到文化上强制执行的禁忌的保护，禁止砍伐、狩猎和干扰。这些区域实际上成了生物多样性的避难所和微气候调节器，提供了包括水源保护、碳封存、种子传播和植物遗传多样性保护在内的生态系统服务。它们的保护效果源于对其实施的精神制裁：违反规定被认为会为个人、家族甚至整个社区带来不幸，这种集体制裁结构以远超法定罚款的文化力量内化了环境外部性。

我们的祖先教导我们，土地不是用来破坏的，而是用来照顾的。当我们收获丰收时，我们会向大地之神献上一部分作为感谢，也是为了提醒我们是管理者。如果有人滥用森林或污染水源，长者不仅会罚款，还会举行仪式来安抚灵魂并恢复平衡。这比任何政府法律都更有力，因为它触及了我们的灵魂。（Tindana，Soma）

4.2.2. 季节性禁令、物种禁忌和适应性资源治理
除了神圣树林之外，传统环境治理还采用了一系列适应性管理策略。这些策略包括季节性采伐禁令、特定物种的狩猎禁忌以及社区层面限制对某些树木和水体的访问。这些策略共同作用，使资源得以恢复，保护关键物种，并维持社区资源基础的长期生产力。它们依靠精神信仰、社会问责制和长者权威来维持，而不是通过正式监测或官僚强制执行。因此，遵守规定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执行的。社区成员之所以遵守环境规范，是因为他们真正相信违规的宇宙论后果，而不是因为害怕被国家代理人发现和惩罚，尽管国家代理人对农村社区的影响仍然有限。

有些时候是不能砍伐某些树木或狩猎某些动物的。这些不仅仅是酋长的规定；它们源自古老的传统，我们相信违反这些传统会给整个社区带来不幸。这是我们祖先的智慧在保护我们的森林和河流，远在阿克拉制定任何环境法律之前就已经存在。（FGD男性讨论者，Kalba）

重要的是，受访者明确区分了被视为内部生成的、具有道德约束力的传统治理规范，以及被视为外部强加的、缺乏社区合法性的法定环境法规。这种区分具有直接的政策含义：那些未能与传统规范对齐或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关于土地使用和保护的法定法规，无论其技术上的优点如何，都会面临结构上的合法性缺陷，从而影响遵守和执行。Bole传统地区的原住民环境治理是基于宇宙论义务形成的，而不是通过官僚监管，通过精神问责制产生的遵守效果优于外部执行能力。神圣树林、季节性禁令和物种禁忌构成了一个值得正式认可和政策支持的综合性适应性资源管理系统。

4.3. 公平的土地获取、妇女和年轻人的结构性排斥
4.3.1. 女性的土地获取：使用权而无所有权保障
研究发现揭示了一个复杂且结构上不平等的性别土地获取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女性虽然是主要的农业生产者，但几乎完全通过男性亲属（丈夫、父亲或兄弟）来获取土地，而不是通过直接所有权或所有权证。女性通常被授予使用权，即使用特定地块进行农业生产的权利，但这些权利并不构成所有权保障：在妇女丧偶、离婚或家庭户主变更时，这些权利可能会被撤销，使女性在最经济脆弱的时刻面临土地丧失的风险。

在我们的习俗中，女性并不直接拥有土地，土地通过男性传递。但我的母亲一直拥有她丈夫家庭给予的农场，并从中赚取了不错的收入。然而，当丈夫去世后，新的家庭户主有时会夺回土地。这并不公平，尤其是在物价上涨的现在。（FGD女性讨论者，Kalba）

女性行使生产性使用权，但决定、转让或捍卫这些权利的权力掌握在男性亲属手中。这种情况通过优先考虑男性父系继承人的传统继承系统得到结构性复制，而CLS（Customary Land System）的改革虽然正式化了交易记录，但并未改变决定谁可以进行交易的潜在性别规范。女性的土地获取限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由相同的父权政治经济结构所导致的，这种结构也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因此需要结构性而非仅仅是程序性的干预。

4.3.2. 年轻人的排斥：代际权力层级与生计后果
所有社区的年轻参与者一致报告称，他们在土地获取和传统治理决策中的代表性受到严重限制。土地控制权集中在年长的男性家庭成员手中，他们将地块分配给自己的子女和家族成员，而来自其他家族或没有强大长者庇护网络的年轻人实际上被排除在可耕种的土地之外。土地商品化加剧了这一限制：随着城市化和商业农业的发展，土地价值上升，长者越来越多地通过市场交易处置以前通过传统分配的土地，从而以牺牲年轻一代的传统使用权为代价牟利。

这里的年轻人很难获得土地用于耕种。大多数土地都掌握在长者手中，他们常常将土地分配给自己的孩子或出售掉。我们想留在这里耕种，但没有土地，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需要自己的土地，而不只是依靠别人的土地。（FGD年轻男性讨论者，Gbeniyiri）

年轻人的土地排斥不仅影响个人福祉，还关系到社区的可持续性。年轻人因无法获得土地而外流，这减少了人力资本基础，削弱了农业劳动力供应，并打破了传统治理得以延续的代际知识传递系统。因此，年轻人的排斥不仅是一个人口统计上的公平问题，也是一个治理可持续性的挑战：如果没有年轻一代有意义的参与和继承传统制度，这些制度的长期可行性就会受到威胁。

4.3.3. CLS改革的滞后：权力不对称的制度性复制
Bole传统土地秘书处的成立初衷是提高土地管理透明度、减少纠纷并增强所有社区成员的所有权保障。研究发现表明，尽管CLS在规范土地交易和减少某些类型的文件相关纠纷方面做出了实质性贡献，但在解决导致女性和年轻人被排斥的结构性权力不对称问题上仍显不足。女性和年轻人在CLS决策过程中的边缘化地位表明，治理结构只是在复制而不是改革更广泛的酋长制度中的父权层级。精英控制的交易透明度低、参与机制不均衡，以及缺乏积极的代表性要求，导致正式化带来的利益不成比例地惠及那些已经处于有利地位的酋长、年长男性家庭成员和有社会关系的社区成员。Bole传统地区女性和年轻人的土地排斥反映了父权政治经济通过传统治理机构的结构性运作，而不是个别违规行为。

上述发现包含了一个未解决的分析矛盾，需要明确承认而非隐含的解决。主题1和主题2展示了精神权威、仪式制裁和宇宙论义务如何产生社会凝聚力、有效的冲突解决和环境管理以及积极的治理成果。主题3则揭示了同样的制度架构——酋长层级、tindana权威和长者控制的土地分配——如何同时复制了排斥妇女和年轻人的父权和代际层级。这两者并不是两个独立的治理系统，而是同一制度逻辑的两个方面：赋予酋长和tindana解决冲突和保护作用的神圣和祖先权威，也是将土地分配权力赋予年长男性家庭成员并排斥女性直接拥有土地的同一权力结构。因此，不应将主题1和2的积极发现视为对传统治理的一般认可，而将主题3视为一个单独的问题，而应将传统制度权威视为既具有促进作用也具有限制作用的二元现象：使冲突解决具有恢复性和环境遵守性的宇宙论合法性，同时也是使性别和代际层级自然化并使其免受挑战的同一合法性。主题1和2的积极描述是片面的：它们反映了那些在现有制度层级中处于有利位置的群体（酋长、tindana和年长男性家庭成员）的观点和价值观，而主题3中女性和年轻人的讨论揭示了同一制度逻辑的排斥性方面。这种紧张关系并不是分析中的缺陷需要解决，而是一个本身具有实质意义的发现：它表明，任何基于习惯治理在冲突解决和环境管理方面显示出的优势的政策反应，都必须同时且明确地面对同一制度权威产生的结构性排斥问题，而不是假设加强习惯机构的公认功能会间接改善公平结果。这种紧张关系直接为下面讨论中提出的混合治理框架提供了依据，该框架将公平承诺视为一个必要的、独立的设计要求，而不是对习惯治理积极贡献的预期副产品。

5. 讨论
这些发现从理论上对CPRT做出了实质性贡献，通过实证表明，在Bole传统地区的习惯体系中，精神合法性构成了一种首要的治理机制，它不是伴随制度安排而存在的文化特征，而是一种能够产生合规能力和持久韧性的机制。Ostrom（1990）的设计原则将“分级制裁”和“冲突解决机制”确定为有效共同资源治理的制度要求，但主要从物质和社会角度进行概念化。来自Bole传统地区的证据显示，基于宇宙学的制裁、对祖先权威的精神问责以及对个人违规行为的集体超自然后果，通过理性选择模型无法充分代表的机制来实现合规。De Koning和Cleaver（2012）的拼凑概念在这里非常适用：Bole传统地区的习惯治理并非为资源管理效率而设计的机构，而是几代人之间宇宙信仰、亲属义务和实际土地管理需求的创造性重组的产物。其有效性恰恰来源于这种嵌入更广泛意义系统中的特性，而不是技术规则设计。

这一理论扩展的意义超出了单个案例，应被视为分析上的概括而非统计上的普遍适用。Cox等人（2010）呼吁详细阐述CPRT，以适应嵌入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中的治理系统；Agrawal（2005）指出，社区特征（包括文化信仰体系）以Ostrom的设计原则未能完全捕捉的方式塑造了治理机构的可行性。本研究通过一个深入的定性案例，为扩展CPRT提供了实证基础，将宇宙权威和精神执行视为两个分析上不同的治理机制。根据下面讨论的局限性，这一贡献最好理解为一个需要在其他精神合法性具有重要制度意义的机会主义资源治理背景下进行测试的理论命题，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其他地区、南亚或其他地方的土著社区，而不是一个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实证结论。需要在多个传统地区和文化背景下进行比较研究，以证实该框架的可转移性。

这些发现与法律多元主义学术观点一致，表明在非洲背景下，共存的规范秩序（习惯和法定）构成了稳定的治理结构（Meinzen-Dick和Pradhan，2002）。研究结果表明，基于文化适宜性、社区可及性和道德-精神责任的习惯争议解决方式的合法性优势并不会因正式法律替代方案的存在而减弱，社区成员会根据争议性质和期望结果战略性地选择不同的规范秩序。这证实了Peters（2004）的观点，即非洲的土地治理是通过关系和道德准则构成的，而非通过排他性的个人财产权。同时，研究结果也支持了这样的担忧：如果CLS改革在实施时不敏感于当地知识系统，也没有包容边缘化群体的积极机制，就可能再现现有的权力不对称（Bonye等人，2025；Ubink和Quan，2008）。结论并不是放弃形式化，而是必须以更高的文化敏感性、权力意识以及明确的公平承诺来设计形式化机制。

来自Bole传统地区的环境治理发现表明，神圣林地和季节性禁忌作为一种适应性管理系统，由宇宙学义务支撑，这与政治生态学分析的结果相呼应并加以扩展，后者认为环境治理是受文化影响、基于历史并通过权力关系构成的（Bryant和Bailey，1997；Robbins，2019）。Bole传统地区的神圣林地、季节性禁忌和特定物种的禁令并不是前现代的遗留物，而是积极的适应性管理策略，其有效性源于它们嵌入社区宇宙观和集体记忆中。研究发现表明，习惯环境规范被人们视为内部生成的且具有道德约束力，而法定规定则被视为外部强加的和文化上的外来物，这对Savannah地区的保护计划具有直接的政策意义。建立在、正式承认并支持习惯环境治理机构的社区保护举措，在上述CREMA案例中表现优于那些 bypass 或 subordinate 它们的举措（Dugasseh等人，2021），尽管这种比较优势的普遍性需要进一步研究。这里记录的悖论是，一些最有效的保护机构在州政策中得到的认可和支持最少，这呼吁对加纳北部的环境治理策略进行根本性的重新定向，朝着真正的共同生产方向发展，而不是将习惯机构置于从属地位。

图4展示了基于研究发现的治理连续体框架，描绘了从纯粹的习惯治理到法律多元主义，再到理想的混合治理模型及其可能实现的公平发展结果的路径。

这里提出的混合治理框架基于研究中的四个原则。首先，它承认习惯机构的精神合法性和文化嵌入性是治理资产，能够产生合规性、社会凝聚力和环境管理能力，这是法定系统无法复制的。其次，它要求积极的结构性公平承诺，而不仅仅是程序上的包容性，以打破导致妇女和青年被排除的父权等级制度。第三，它将CLS视为需要改革的制度接口，以积极代表边缘化群体，而不仅仅是形式化现有的权力分配。第四，它呼吁习惯知识持有者与法定机构在环境治理方面进行共同生产，建立在传统保护实践的有效性基础上，而不是取代它们。

沿着图4中的治理连续体从纯粹的习惯治理到法律多元主义再到混合治理的转变并不是自动发生的，取决于研究发现的特定促成条件。从习惯治理到法律多元主义的转变通常由外部压力引发，例如土地商业化和习惯土地秘书处（CLS）的建立，这些因素引入了法定认可；这一阶段存在风险，正如本研究中的CLS发现所示，形式化可能在没有结构性公平承诺的情况下进行。从法律多元主义到真正的混合治理的转变需要深思熟虑的制度设计，而不是渐进式的积累。它依赖于在法定保护框架内正式承认习惯环境治理机制，如神圣林地和季节性禁忌；在CLS和酋长决策结构中强制代表妇女和青年，并有明确的配额和问责机制；以及共同设计过程，其中习惯权威和法定机构共同定义土地使用和保护规则，而不是将法定框架强加于习惯框架之上。政策制定者可用的具体改革措施包括为土著保护区设计的法律认可工具（借鉴Community Resource Management Area（CREMA）框架）、对CLS治理结构进行法定修改以强制边缘化群体的代表权，以及分阶段的能力建设计划，使习惯权威能够作为平等伙伴参与法定土地管理，而不仅仅是咨询对象。如果没有这些具体机制，连续体可能会停留在法律多元主义阶段，即Bole传统地区的当前状态，而不是朝着框架提出的更公平的混合模型前进。

6. 结论
本研究通过系统性的定性证据，记录了土著机构和传统价值观如何积极促进Bole传统地区的社会凝聚力、可持续资源管理和社区发展，从而推进了对加纳北部习惯土地治理的实证理解，而主导学术界和政策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功能障碍和挑战上，这些方面基本上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研究发现产生了三个理论贡献和一个政策框架。从理论上讲，该研究扩展了Ostrom（1990）的公共资源理论，通过实证表明精神合法性、宇宙权威和仪式执行是构成治理机制的要素，它们通过道德-精神问责产生合规性、执行制裁并维持机构，而不仅仅是物质激励——这是CPRT历史上理论化不足的一个维度。它扩展了法律多元主义学术观点，证实共存的习惯和法定规范秩序构成了稳定的治理结构，它们的共存不是一个需要通过形式化解决的过渡性问题，而是一个需要有效管理的治理现实。它还深化了政治生态学对环境治理的分析，表明土著保护实践的有效性恰恰源于它们嵌入社区宇宙观和集体道德义务中，而这种共同生产的混合治理安排可以保留和放大这种效果，而法定从属关系则会破坏这种效果。

在政策层面上，该研究提出了一个混合治理框架，其核心观点是：加纳北部的有效和公平的土地治理需要实质性地建立在习惯制度的优势之上，而不是取代或边缘化它们。具体来说，这需要：改革CLS结构，包括为妇女和青年提供强制代表权，以及透明的决策程序和独立的问责机制；为妇女的用益权制定法律认可途径，以确保独立于婚姻和户主地位的土地使用权；正式承认神圣林地和土著环境治理机构，并将其作为加纳保护战略的一部分；重新定向扩展和土地治理计划，从社区知识映射开始，而不是从外部设计的课程开始；投资于关于代际土地传承的纵向研究，以指导加快青年排斥动态的积极治理。

7. 局限性和未来研究
本研究的定性案例研究设计了分析上丰富且基于具体背景的发现，将其转移到其他习惯土地治理背景下需要谨慎判断。Bole传统地区的特定制度架构、治理历史和社会生态背景可能无法在加纳北部或其他大陆的其他地方复制。这些发现应被视为理论 and 政策的依据，而不是关于加纳北部习惯治理的普遍统计主张。所有数据基于自我报告和参与者叙述，这可能导致社会期望效应和在评估习惯机构表现时的回顾性偏见；对资源状况的生物物理观察和正式土地记录分析将加强未来的工作。横断面设计限制了对治理动态随时间变化的理解：跟踪机构如何适应商业化加剧、气候变化和人口压力的纵向研究将大大加深混合治理政策的实证基础。未来的研究还应该涵盖多个传统地区和农业生态区的比较设计，并采用混合方法，将土地交易的定量分析、争议记录和按性别分列的土地权属数据与此处示例的定性制度分析结合起来。

**作者贡献声明：**
Sulemana Mumuni：撰写——原始草稿、正式分析、数据管理、概念化。
Frederick Dapilah：撰写——审阅与编辑、监督、正式分析。
Abdul-Matin Salifu：撰写——审阅与编辑、方法论、正式分析、数据管理。

**资金来源**
本研究未获得任何资金支持。

**作者单位：**
Sulemana Mumuni | Frederick Dapilah | Abdul-Matin Salifu
加纳商业与综合发展研究大学社区发展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