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Climate Change》：State of Climate Attribution Science in East Africa: A Systematic Review
气候归因研究旨在量化人类活动如何改变天气与气候事件的发生概率和强度，从而阐明在人为气候变化背景下灾害如何演变及其对受影响社区和系统的影响。因此，该领域将气候科学与决策联系起来，可为未来规划提供证据。然而，大多数归因证据仍集中在全球北方数据与资源丰富的地区，使得数据稀缺地区和资源不足地区（如东非）的代表性不足。本研究评估了东非气候归因证据的当前状况。通过系统性筛选流程，综合了2013年至2024年间该地区的27项归因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超过半数的研究检测到明确的人为影响，尽管结果对方法选择、事件界定和显著的模型离散度仍然敏感。持续的局限性源于观测数据缺口、模型偏差、稀疏的台站网络，以及高温事件及其影响的记录不足。证据集中于非洲之角，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没有任何研究。此外，极端高温事件和热带气旋在分析中常被忽视。制度性不平衡进一步制约了证据基础，因为大多数研究由东非以外的机构主导，限制了基于当地的解释及其对适应规划的相关性。加强观测网络、扩展区域模型和提升本地能力，对于推动归因科学的发展以及制定反映不断演变灾害的适应指标至关重要。
1 引言
归因科学的进展显著提升了人类理解人为气候变化对突发极端天气事件（如洪水、干旱和热浪）以及缓发过程（如海平面上升和冰川退缩）影响的能力。结合脆弱性和暴露度研究，归因发现与未来预估相结合，可以支持当前及未来的适应决策和政策制定。证据日益表明，灾害对社会和结构上脆弱的人群影响尤为严重，特别是那些获取及时气候信息机会有限的人群。虽然社会经济发展和公正对适应很重要，但适应必须考虑灾害如何因人为气候变化而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社区、系统和区域持续影响意味着什么。理解影响的空间和人口分布，能够更精确地预测未来风险并设计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它也聚焦了风险和脆弱性的演变模式，挑战了风险和韧性的静态概念。然而，尽管人们日益认识到需要评估不断演变的灾害和脆弱性的交叉性，归因研究在全球南方的代表性仍然严重不足，这在东非尤为突出——该地区以频繁的气候极端事件为特征。例如，热浪的研究仍然严重不足，主要由于认识有限、记录不一致和影响报告不足。因此，包括高温行动计划在内的热浪预警系统在该地区几乎不存在，导致极端高温影响常常被忽视和漏报。
虽然衡量适应“成功”在概念和方法上仍然困难，部分原因是适应的情境特异性、不断演变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气候风险的复杂动态特性，但归因研究使适应措施能够与具体经验联系起来，并提供一种追踪灾害变化的手段，从而可能为适应干预措施的优先排序和设计提供信息。在本综述中，我们评估了东非气候变化归因科学的当前格局，通过综合归因气候事件的证据，评估所研究的极端事件类型和采用的方法论，并分析地理覆盖范围，指出哪些国家、灾害和地区仍研究不足。我们还强调了持续存在的挑战，如数据限制和能力缺口，这些继续困扰着该地区的归因研究。最后，我们反思了这些发现对研究和政策的更广泛影响。通过这样做，我们旨在支持加强本地科学知识的持续努力，并确保其被纳入界定、监测和评估适应成果的框架中，特别是在东非等数据有限和高脆弱性地区。本综述的结构如下：第2节概述系统性综述过程中采用的方法论；第3节呈现并讨论分析结果；第4节提供结论以及对未来研究和政策参与的建议。
2 方法论
为了对东非气候归因研究的现状进行全面综合，我们对同行评审文献和灰色文献进行了系统性检索，通过两阶段筛选流程应用预先定义的纳入和排除标准，并使用预定义类别提取数据。初步检索用于优化检索关键词。系统性检索词是在丹麦皇家图书馆信息专家的支持下开发的，使用结合广泛地理和主题关键词的逻辑网格来捕捉最相关的文献。经过初步检查，发现该地区已知研究被遗漏，因此应用了第二个调整后的检索词（两次检索和逻辑网格完全记录在支持信息S1中）。检索在Scopus、Google Scholar和PubMed中进行。遵循Haddaway等人（2015）的建议，将Google Scholar检索结果限制在前200-300条，设定300条结果为目标阈值。对于初始检索词，导出了前300条结果，在排除无法获取的记录后产生279项研究。作为补偿，调整后的检索词检索了前320条结果，产生311项下载研究，更接近300项研究的目标。除了搜索引擎的参考文献外，还从Carbon Brief数据库（Carbon Brief 2024）和World Weather Attribution (WWA)（n.d.）网站获取了参考文献，前者是一个映射归因研究的倡议，后者是一个使用同行评审方法进行快速事件归因研究的气候科学家网络。所有研究上传至Covidence进行筛选。删除重复项后，文章分两个阶段筛选：标题和摘要审阅，然后是全文审阅。标题和摘要筛选由单一审阅者进行，采用刻意包容的方法以尽量减少错误排除。全文筛选由两位审阅者独立使用严格纳入标准进行，分歧通过讨论解决。
文章纳入标准为：调查人为影响与过去气候或天气极端事件或其相关趋势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且发表于2013年至2024年9月之间。选择2013-2024年期间是为了反映证据的最新水平，以及归因研究的最新进展。此外，研究必须在位于非洲东部的国家（厄立特里亚、吉布提、南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乌干达、肯尼亚、卢旺达、布隆迪、坦桑尼亚、科摩罗、马约特、马达加斯加、塞舌尔、毛里求斯、留尼汪）进行，以下简称“东非”，并以英文发表。纳入的研究包括同行评审研究和高质量的灰色文献，即使用同行评审方法的快速评估/报告。仅识别气候趋势而未分析人为影响的研究被排除，以及模拟未来预估或其他世界区域的研究也被排除。最后一步，数据以预定义类别提取到Excel中进行系统分析。这种严格的方法确保了纳入相关归因研究，为东非归因研究提供了关键见解。
3 结果与讨论
综述结果如下呈现：（i）检索和筛选过程的结果，（ii）已识别的研究趋势，即东非研究的空间/地理和时间分布，以及归因研究作者机构隶属关系的分布，（iii）针对干旱/降水亏缺、强降水/洪水和热浪/极端温度的归因发现综合，最后（iv）研究中强调的开展归因研究的主要挑战和局限性总结。
3.1 检索结果
应用了两个检索词：一个初始检索词和一个调整后的检索词。合并后，检索词共识别出2204篇论文。初始检索词识别出956篇论文，其中删除104篇重复。调整后的检索词识别出1248篇论文，删除308篇重复，包括调整后检索词内的重复以及与初始检索词相关的重复。与初始检索的研究池合并后，最终研究池为1792篇，进入标题和摘要筛选。在标题和摘要筛选中，排除1689篇文章，剩余103篇进入全文筛选。最终，16篇论文满足纳入标准。此外，从Carbon Brief数据库添加5项研究，从WWA添加5项，从参考文献列表扫描添加1项。总计纳入27项研究。20项研究作为期刊同行评审文章发表，7项是尚未（同行）评审的快速归因评估，但采用了既定且科学可靠并经过同行评审的方法（Philip et al. 2020; World Weather Attribution 2025）。图1展示了检索和筛选过程。
[图1：PRISMA流程图，展示综述中初始和调整后检索词的检索和筛选过程。]
3.2 研究趋势
本节详细介绍了东非归因研究的地理分布、近几十年来的年度发表趋势、归因极端事件与EM-DAT数据库中记录的极端事件的趋势对比，以及归因研究作者的机构隶属关系。
3.2.1 东非归因研究分布
东非的归因研究主要集中在非洲之角，特别是埃塞俄比亚（13项研究）、索马里（14项研究）和肯尼亚（17项研究），通常考察跨境干旱和降雨事件（图2）。相比之下，地理上较小的国家如吉布提（2项研究）、卢旺达（3项研究）和布隆迪（2项研究）受到的关注明显较少。虽然大多数东非国家在2013年至2024年间至少被两项归因研究覆盖，但塞舌尔、科摩罗、马约特、毛里求斯和留尼汪等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未被纳入任何已发表的归因评估。这种缺失可能反映了结构性研究限制而非缺乏兴趣。SIDS面临持续挑战，包括有限的基线观测数据、粗糙的模型分辨率以及复杂的气候/天气系统（IPCC 2022）。更广泛地说，IPCC强调了SIDS归因文献的稀缺性，限制了对气候影响和损失与损害进行可靠评估的能力（Thomas and Benjamin 2018）。
[图2：2013-2024年综述期间东非各国归因研究数量地图。部分研究的地理焦点涵盖多个国家，这解释了总数高于综述中纳入研究数量的原因。]
2013年至2019年间，每年大约发表两项研究（见图3）。2019年至2021年（COVID-19时期）研究产出下降至每年零或一项，可能反映了研究中断和全球优先事项的转变（Leal Filho et al. 2021）。自2022年以来，发表量增加到平均每年四项。这可能表明区域兴趣增长，但也可能反映归因领域在全球范围内的更广泛扩展，或者由于COVID-19导致研究时间表延迟而出现的明显增长，即原定于2020年进行的研究可能延迟发表（Advances in Attribution 2024）。尽管事件归因研究正在扩展，但正式归因的极端事件数量与东非灾害数据库中记录的高影响事件数量之间仍然存在持续差距。几乎每年，归因事件的数量都远低于EM-DAT数据库中记录的高影响事件数量。虽然必须承认EM-DAT的重要局限性，例如低收入背景下灾害漏报以及缺乏系统性热浪记录（Jones et al. 2022; Ritchie and Rosado 2024），但研究结果表明，东非许多具有社会意义的事件仍未从归因角度进行检验，当前归因文献仅捕捉了该地区气候相关影响的一小部分。EM-DAT识别的东非所有事件列表可在支持信息S2中找到。
[图3：2013-2024年期间东非归因研究发表趋势的时间变化折线图。]
3.2.2 作者机构隶属关系分布
对开展归因研究的作者机构隶属关系的研究趋势显示，东非归因研究主要由全球北方的机构推动（图4）。隶属于荷兰（n=72）、美国（n=68）和英国（n=54）机构的作者占主导地位，占所有隶属关系（n=271）的71.6%。相比之下，只有15.1%（n=41）的作者隶属于非洲机构，只有9%（n=25）隶属于东非国家机构。在非洲内部，大多数作者隶属于肯尼亚（n=16）和南非（n=15）机构。此外，41.4%（n=12）的所有研究（n=27）没有列出与非洲地区机构的隶属关系，55.6%（n=15）没有与东非地区机构的隶属关系。此外，一些国家（厄立特里亚、吉布提、索马里和坦桑尼亚）已成为归因研究的对象，但这些国家内不存在机构隶属关系。本地隶属研究人员拥有对区域气候驱动因素、社会环境系统和脆弱性的情境知识，能够实现更精确的事件定义和更本地化的影响解释。他们也更有能力评估适应措施的可行性，并与当局和利益攸关方有效互动。因此，加强本地参与对于提高该地区归因科学和更广泛气候科学的相关性、合法性和政策采纳至关重要。
[图4：基于列出的隶属关系，东非气候归因研究的作者隶属关系全球分布图。具有多重机构隶属关系的作者被列入多个地点。]
3.3 当前证据状态：归因发现
本节描述了关于人为气候变化对该地区干旱、强降水和高温事件影响的综合信息。在此，我们概述了归因陈述的置信水平，包括不确定的归因陈述、发现对事件界定和方法选择的敏感性，以及主要自然变率驱动因素在减弱或增强信号方面的作用。
图5显示了三种灾害的归因陈述数量。可能的归因陈述为：（i）气候变化使事件更可能发生和/或强度更大；（ii）气候变化使事件更不可能发生和/或强度更小；（iii）气候变化没有可识别的影响；（iv）结果不确定。在研究池中，干旱/干燥趋势是研究最多的极端事件，其次是强降水/洪水事件（图5）。部分原因是它们在频率、时间范围和影响可见性方面主导了该地区的极端事件历史，相比热浪等其他极端事件更为突出。13项研究调查了个别干旱事件，6项研究了长期或总体干燥趋势。6项研究调查了个别强降水或洪水事件，1项研究明确调查了长期湿润化趋势。此外，1项研究对河流流量和沉积物变化的长期变化进行了归因分析。该地区分析了一次热浪事件，另一项研究归因了极端温度（冷事件和热事件）的长期趋势；这两项研究都聚焦于马达加斯加。超过半数的研究（n=16）发现了人为气候变化的可识别影响。9项研究发现没有可识别的影响，6项结果不确定。在研究池中，没有一项研究得出结论认为极端事件因人为气候变化而变得更不可能或更不严重。参见附录表A1获取归因事件及相关结果的列表。
[图5：2013-2024年东非归因陈述分布的条形图。归因于干燥或湿润化趋势的研究分别计入干旱/降水亏缺或强降水/洪水类别。归因于河流流量的研究计入强降水/洪水类别。]
3.3.1 归因发现对方法论方法和事件界定的敏感性
东非极端事件的归因发现对方法论选择和事件界定表现出相当大的敏感性。这些选择进一步受到观测数据集质量和可用性、模型类型（仅大气模型vs.耦合模型）、集合规模以及陆-气过程表征的限制。因此，调查“同一极端事件”（在地理覆盖和时间框架方面）的研究可能发现看似矛盾的结果，但这些结果可以通过事件界定和方法论选择的差异来解释。
对2010-2011年非洲之角干旱的两次分析说明了这种敏感性的一部分。Lott等人（2013）使用单一SST强迫大气模型考察了肯尼亚和索马里，分析了两个不同时期（2010年9月至2011年1月；2011年2月至7月），发现2011年长雨季（MAM）存在人为信号，但2010年短雨季（OND）没有。Otto等人（2018）仅聚焦索马里，使用SST驱动和耦合模型分析了2010年7月至2011年6月（包括季节细分），未检测到显著的人为影响。
同样，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肯尼亚部分地区2014年长雨季干旱的分析证明了归因研究结果依赖于事件界定。另一项研究将降水和土壤水分亏缺归因于印度-太平洋SST变暖和增强的蒸散（Funk et al. 2015）。Marthews等人（2015）在SST、气温和净辐射中识别出人为信号，但降雨亏缺中没有。当将空间和时间范围扩展（包括南苏丹、乌干达、卢旺达和坦桑尼亚，覆盖2013年12月至2014年12月）并纳入陆面模型时，Marthews等人（2019）识别出异质的区域响应，干旱加剧（维多利亚湖和肯尼亚北部上空）与增强的蒸散有关，而干旱减轻（埃塞俄比亚东部、索马里南部和肯尼亚沿海）与印度-太平洋SST降低有关。Kew等人（2021）考察非洲之角不同农业生态区时发现，土壤水分变率受降水强烈影响而非温度，并强调干旱评估需要结合降水和温度的指标。Uhe等人（2018）和Kimutai等人（2025）发现温度驱动的蒸散需求增加是该地区干旱严重程度的关键贡献者，即使在降雨趋势仍然较弱的地方也是如此。
对于强降雨，归因发现在空间和时间上也有所不同。虽然一些研究识别出区域或流域特定的人为影响（Nkwasa et al. 2024; Yang et al. 2014），但其他研究检测到特定季节的湿润化趋势但没有明确的人为信号（例如，Kimutai, New, et al. 2022）。
3.3.2 极端事件中外部和内部信号的相互作用
东非的年际和季节内降雨变率受到热带SST遥相关和大尺度环流异常的强烈调节，约占降雨变率的30%-60%（Vellinga and Milton 2018）。然而，内部气候变率和人为强迫的相对贡献仍然是一个活跃的科学争论领域。
Hoell等人（2017）认为，人为强迫与热带SST自然变率之间的相互作用促成了1979年至2013年间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观测到的3月至5月（MAM）干燥趋势。相比之下，其他研究（Lyon 2014; Yang et al. 2014）将长期干燥趋势（1900-2020；1950-2010；1998年后）主要归因于自然年代际变率，特别是与太平洋SST波动有关。在事件尺度上，Funk等人（2016）发现人为变暖加剧了Ni?o-3.4 SST异常和区域气温，加剧了2015年埃塞俄比亚干旱期间的降水亏缺和径流减少，这一结论得到了Philip等人（2018）的支持。Kimutai, Barnes, Zachariah, Philip等人（2023）表明，2023年OND降雨强度是由印度洋偶极子（IOD）和人为变暖的共同影响驱动的，而IOD信号对于2024年MAM在肯尼亚、坦桑尼亚和布隆迪部分地区的强降雨来说较弱（Kimutai et al. 2024）。在马达加斯加南部，2019-2021年干旱主要归因于IOD影响（Barimalala et al. 2024; Harrington, Wolski, et al. 2022），尽管自1980年代以来降水、土壤水分和植被绿度的长期下降趋势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人为强迫（Rigden et al. 2024）。
尽管广泛共识认为ENSO和IOD强烈塑造东非气候变率，但关于人为变暖如何改变这些模态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Haszpra et al. 2020）。新兴证据表明温室强迫下ENSO变率增加（Cai et al. 2021; Funk et al. 2024），但高内部变率和模型局限性使得难以检测稳健的人为信号（Maher et al. 2018）。此外，在变暖世界中检查ENSO-IOD同步相互作用的研究仍然有限（Wang et al. 2024），代表了一个主要的研究空白。
3.3.3 不确定的归因发现
东非的一些归因研究报告了不确定的结果，意味着对于所分析的事件或指标无法识别出统计显著的人为信号（例如，Kimutai, New, et al. 2022），或者无法从观测和模型结果的组合中得出总体归因陈述（F. E. L. Otto et al. 2024）。多种因素导致此类结果。气象观测的局限性，包括历史长度、空间覆盖和质量（Kimutai, Faka, Ayabagabo, Barnes, et al. 2023），以及气候模型的粗分辨率和结构性偏差（Philip et al. 2018）是关键因素。在像东非这样的高变率地区，这些限制挑战了将人为信号与强内部气候变率分开的能力，特别是当ENSO等自然模态主导事件动态且模型与观测相比未能表现出与这些模态相似的相关性时（Funk et al. 2013）。在审查的研究中，27项研究中有6项结果不确定（见图6）。但关键在于，不确定性不应被解释为没有气候变化影响的证据（Shepherd 2021; Wasserstein et al. 2019）。相反，它反映了归因工具的局限性，因此需要投资于研究和数据（见第3.4节）。
[图6：五个网格化数据产品中非洲之角（包括肯尼亚东部、埃塞俄比亚南部和索马里）MAM最大30天总累计降水（RX30day）的时间序列：（a）CHIRPS；（b）CPC；（c）ERA5；（d）MSWEP；（e）TAMSAT。粗黑线是局部回归曲线；深红线是15年滚动平均。阴影区域表示1997年至2008年期间。]
3.4 在东非开展归因研究的局限性
3.4.1 数据稀缺、可获取性和质量
东非归因的一个关键制约因素是高质量观测数据的稀缺、不一致和有限可获取性。该地区大部分地区台站密度仍然较低，特别是在1950年代之前，显著限制了稳健趋势检测所需的气候基线的长度和稳健性（Funk et al. 2016; Kimutai, Faka, Ayabagabo, Barnes, et al. 2023; Marthews et al. 2019; Nkwasa et al. 2024; F. E. L. Otto et al. 2018; Philip et al. 2018; Pietroiusti et al. 2024; van Oldenborgh et al. 2017）。虽然1950年前的数据，包括殖民时代记录，可能存在于手写档案中，但许多仍未数字化，分散在各地档案馆中，或保存在前殖民宗主国的储存库中，限制了开放获取和系统使用（Kaspar et al. 2022; Kimutai 2023）。
虽然台站网络在1960年代大幅扩展，但近期运行覆盖和维护的下降导致单个台站记录中出现数据缺口（Marthews et al. 2019; Nkwasa et al. 2024; F. Otto et al. 2022; Philip et al. 2018），限制了对卫星衍生产品的验证，降低了其可靠性（Kimutai, Faka, Ayabagabo, Barnes, et al. 2023; Marthews et al. 2015; Pietroiusti et al. 2024）。这些限制对于降水温度以外的变量尤为突出，如湿度、风、辐射和土壤水分，在索马里等国家存在严重数据缺口（Harrington, Ebi, et al. 2022; van Oldenborgh et al. 2017）。
解决这些限制需要对观测基础设施、历史记录数字化、开放数据政策和有利的数据共享框架进行协调投资。世界气象组织的系统观测融资机制（SOFF）等倡议代表了加强气候监测能力的重要步骤。持续合作对于改善东非归因科学的证据基础至关重要。
3.4.2 模型局限性
全球和区域气候模型在模拟东非水文气候方面表现出实质性偏差，特别是季节循环（Endris et al. 2013）。许多模型高估OND降雨而低估MAM降雨（Tierney et al. 2015; Wainwright et al. 2019）。Rowell等人（2015）强调了观测和模型所显示变化之间的矛盾——“东非悖论”——即自1990年代初以来的观测记录显示MAM降雨呈干燥趋势，该地区部分地区呈总体干燥趋势（Funk et al. 2023; Nicholson 2017），而许多气候模型预估则表明未来年平均降雨量将增加（Otieno and Anyah 2013）。
近期MAM降雨的恢复（自2010年代末；图6）似乎对这一悖论提出了挑战（Kimutai et al. 2024; Kimutai, New, et al. 2022; Marthews et al. 2019; Pinto et al. 2023）。越来越有可能的是，“悖论”源于模型在模拟驱动东非降雨的局地对流、区域环流和远程遥相关之间复杂相互作用方面的系统性偏差（Cook and Vizy 2013; Funk et al. 2023; Hoell et al. 2017; Nicholson 2017; Yang et al. 2014）。Kimutai等人（2024）认为，这一悖论可能反映复杂的多年代际变率，而非简单的模型-观测矛盾，可能通过对区域降水模式包括其波动、长期趋势和潜在驱动因素进行更全面考察来进一步评估。
因此，许多研究依赖于经过评估的小子集气候模型，这些模型已被证明能真实再现观测到的季节循环和平均空间模式（Funk et al. 2019; Hoell et al. 2017; Kimutai, Barnes, Zachariah, Clarke, et al. 2023; Nkwasa et al. 2024; Pietroiusti et al. 2024）。
3.5 已识别的知识和能力缺口
本综述揭示了东非气候变化归因研究的几个缺口。尽管除SIDS（塞舌尔、科摩罗、马约特、毛里求斯和留尼汪）外，该地区所有国家都至少成为一项归因研究的对象，但在深度、覆盖范围和方法稳健性方面仍存在显著差异。地理上较小和数据稀少的国家面临与有限观测记录和气候模型局限性相关的特殊制约。灾害特定缺口也很明显。热极端事件、热带气旋和复合事件的归因研究仍然稀缺（F. Otto et al. 2022）。Harrington, Wolski等人（2022）和Pinto等人（2023）进一步强调了影响数据（如高温相关死亡率、发病率或基础设施中断记录）的必要性，以更好地定义和量化极端事件，并支持基于影响的归因评估。虽然干旱相对于其他灾害已得到较好研究，但强降水和洪水归因研究的数量仍然有限，尽管其社会经济重要性日益增长。
另一个关键结构性缺口涉及区域代表性和能力。隶属于东非机构的作者仍然很少，厄立特里亚、吉布提、索马里、坦桑尼亚和SIDS在现有归因研究中缺乏代表性。大部分研究由全球北方机构主导。本地隶属科学家的更多参与对于改进事件界定和情境化，以及将研究发现纳入通常高度地点或国家特定的国家政策过程至关重要。因此，加强区域科学能力、观测基础设施和方法论专业知识仍然是推进东非稳健、政策相关归因科学的优先事项。
4 结论与启示
本综述综合了东非气候变化归因研究的当前状态，突出了科学进展、方法论敏感性、结构性限制和未来发展的优先领域。该地区的归因科学在过去十年中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特别是在干旱和强降水事件分析方面。方法论的进展，包括多模型集合的整合、极值统计和热力学-动力学分解方法，增强了事件评估的稳健性。对复合驱动因素（如人为变暖与ENSO和IOD等大尺度变率模态之间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加的关注，代表了一个有前景的科学方向。然而，显著的地理和主题缺口仍然存在。归因研究高度集中在非洲之角，而厄立特里亚、吉布提、卢旺达、布隆迪、塞舌尔、科摩罗、马约特、毛里求斯和留尼汪等国代表性不足。将覆盖范围扩展到这些地区，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应作为优先事项，因为它们具有高脆弱性和数据制约。灾害覆盖同样不均：虽然干旱受到了相当多的关注，但热浪、热带气旋和复合极端事件的归因仍然有限。随着变暖加剧，对热极端事件和高影响降雨事件的系统调查将至关重要。
进展的主要障碍与数据和能力相关。稀疏的观测网络、不完整的台站记录、历史数据数字化有限以及受限的数据可获取性削弱了评估。加强气象基础设施、改善开放数据框架和增强区域数据共享机制是基础性投资。这些努力必须辅以持续开发能够表征东非复杂气候的高分辨率和对流允许模型。许多归因研究由该地区以外的机构主导，大多数研究并非由本地研究人员领导。这种不平衡除其他外与本地作者的资助不平等和出版障碍有关。研究地区的本地研究人员带来重要的情境专业知识，能够实现更合适的事件定义、改进对社会-气候相互作用的解释，以及对政治和政策环境的敏感性。因此，能力发展、持续机构伙伴关系和公平研究合作对于推进稳健和政策相关的归因科学至关重要。对政策的影响是巨大的。归因发现为当前和未来的国家适应规划和气候风险评估提供了证据。随着东非面临日益增加的气候变率和极端事件，归因科学可以指导预警系统的发展和高风险部门与地区的资源配置。此外，随着全球变暖加剧并可能超过巴黎目标，归因证据将越来越与UNFCCC下的国际进程相关，包括全球盘点和发展中的损失与损害基金。稳健的、扎根于区域的归因评估可以为理解责任、补偿、脆弱性和适应极限做出贡献。
总体而言，虽然已经取得了有意义的进展，但推进东非归因科学需要协调投资于观测系统、建模能力、跨学科研究和本地科学领导力。弥合当前缺口将增强该地区产生可行动气候知识的能力，加强韧性规划，并确保科学证据有效为政策与实践提供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