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父母知晓的来源及其人际间与人际内动态

《Journal of Adolescence》:Revisiting the Sources of Parental Knowledge and Tracking Their Between- and Within-Person Dynamic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02日 来源:Journal of Adolescence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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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引言 在Stattin和Kerr(2000)的开创性研究中,研究者识别出父母知晓(parental knowledge)的三个来源:儿童披露(child disclosure)、父母询问(parental solicitation)和父母控制(paren

  
摘要
引言
在Stattin和Kerr(2000)的开创性研究中,研究者识别出父母知晓(parental knowledge)的三个来源:儿童披露(child disclosure)、父母询问(parental solicitation)和父母控制(parental control)。尽管这一概念化模型带来了显著的理论与实践贡献,但三个来源之间的边界并不总是清晰的。在本研究中,研究人员检验了一个修订后的父母知晓来源模型,在该模型中,父母要么通过隐蔽监控策略(covert monitoring strategies)(如查看儿童手机)获取信息,要么通过儿童的分享获取信息。儿童的分享根据其分享动机进一步分为两类:真诚的分享意愿或为避免冲突而作出的尝试。本研究考察了父母知晓与三种修订后的信息收集来源(自愿分享、非自愿分享和隐蔽监控)之间的纵向关系。

方法
共有221对以色列亲子配对(59.3%为女孩,年龄13–18岁)参与了本研究。青少年及其父母在3年内(2021–2023)每年完成在线调查,重点关注父母知晓及其来源。研究采用随机截距交叉滞后面板模型(Random-Intercept Cross-Lagged Panel Model, RI-CLPM)来分析父母知晓与其来源之间在家庭间和家庭内的关系。

结果
在各报告者中,在人际间水平上,父母知晓与儿童的自愿分享呈正相关。在人际内水平上,自愿分享的暂时增加可预测后续父母知晓的增加。

结论
研究结果强调了儿童主动与父母分享信息对提升父母知晓的重要性。本研究通过细化父母知晓来源的理论与操作定义,并澄清其发展背后的纵向关联,扩展了Stattin和Kerr(2000)的工作。
**父母知晓来源的重新审视:人际间与人际内动态的追踪**

**1. 研究背景与问题**

父母知晓(parental knowledge, PK),即父母对子女行踪、日常活动及社交关系的了解程度,在青少年发展与福祉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大量研究证实,父母对青少年活动的低知晓水平与较高的问题行为(如不良行为、物质使用)相关。然而,关于父母究竟如何获得这种知晓,学界理解尚不充分。Stattin和Kerr(2000)的开创性模型提出,父母知晓可能源自多个渠道,包括儿童自愿披露、父母询问及间接监控策略。但该模型存在明显局限:三个来源之间的边界界定模糊,且各来源对父母知晓的独特贡献未被厘清。传统测量仅关注信息是否被传递,而未评估背后的动机,这为理解不同披露过程的意义和影响留下了疑问。此外,现有研究多采用横断面设计,难以揭示家庭内部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过程。为弥合这一缺口,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修订后的父母知晓来源模型,依据儿童分享的动机将其区分为自愿分享(voluntary sharing, VS)与非自愿分享(involuntary sharing, IVS),并将不依赖儿童分享的父母主动监控归为隐蔽监控(covert monitoring, CM),进而探讨这些来源与父母知晓之间的人际间与人际内纵向关联。该研究发表于《Journal of Adolescence》。

**2. 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为纵向追踪设计,样本来自以色列社区,共221对青少年(13–18岁,59.3%为女孩)及其一位父母(99%为母亲)。数据于2021至2023年间每年收集一次,共三个时间点。研究人员基于自决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区分自主与受控动机,据此编制了包含18个条目的“父母知晓来源问卷”,分别评估自愿分享、非自愿分享与隐蔽监控。父母知晓采用Stattin和Kerr(2000)的经典量表测量。统计分析采用随机截距交叉滞后面板模型(RI-CLPM),该模型能够有效分离人际间稳定差异与人际内时间特异性过程。模型同时纳入性别、年龄与家庭收入作为控制变量。

**3. 研究结果**

**3.1 人际间水平效应**

在人际间水平上,父母报告与青少年报告的数据均显示,父母知晓与自愿分享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在家庭间比较中,那些子女更经常自愿分享信息的家庭,父母知晓水平更高。相反,青少年报告中,父母知晓与非自愿分享显著负相关;父母报告中,父母知晓与隐蔽监控显著负相关。此外,自愿分享与非自愿分享、隐蔽监控之间均存在负向关联,而非自愿分享与隐蔽监控正相关,提示依赖强制分享的父母更可能采用隐蔽监控。

**3.2 人际内水平效应**

人际内水平的结果更具动态性。在父母与青少年两份报告中,自愿分享相对个体自身平均水平的暂时波动是唯一能一致预测后续父母知晓波动的来源:青少年自愿分享的暂时增加能够预测随后父母知晓的增加。此外,青少年报告显示,父母知晓的暂时增加预测了后续非自愿分享的增多,而隐蔽监控的暂时增加则预测了后续非自愿分享的减少。自回归效应方面,父母报告中父母知晓与自愿分享表现出显著正向稳定性,而青少年报告中非自愿分享与隐蔽监控则呈现显著的负向自回归效应。

**3.3 并发相关**

在同一时间点上,高于个体平均水平的父母知晓与高于平均水平的自愿分享显著并发相关(青少年报告在三个时间点均显著,父母报告在第二、第三时间点显著)。高于平均水平的自愿分享与低于平均水平的隐蔽监控在多个时间点并发相关。高于平均水平的隐蔽监控与高于平均水平的非自愿分享在第一、第三时间点并发相关。

**4. 总结与结论**

本研究的主要优势在于同时整合了父母与青少年双报告者视角,并借助RI-CLPM区分了人际间与人际内过程。研究结论强调,自愿分享是父母知晓最强且最核心的来源,其重要性远超非自愿分享与隐蔽监控。非自愿分享缺乏关系建构益处,甚至可能损害青少年自主感;隐蔽监控则侵犯隐私、破坏信任,不利于良好的亲子关系。研究扩展了Stattin和Kerr(2000)的原始框架,明确指出分享的自愿性而非信息是否被主动提供才是关键。临床干预应致力于通过支持性、信任性的亲子关系促进青少年自愿披露,增强亲子间的自主性沟通,减少家庭冲突,从而提升父母知晓及其保护与支持青少年的能力。未来研究应在不同文化与发育阶段中考察这些动态过程,以深化对父母知晓发展机制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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