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二十年中，全球范围内城市公园的发展不断扩大，许多城市致力于增加绿地的数量和规模（Yang et al., 2014）。这一趋势反映了人们日益认识到城市公园在促进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量、增强整体福祉以及提供关键生态系统服务（如雨水滞留、防洪和缓解城市热岛效应）方面的重要作用（Babey et al., 2008, Bedimo-Rung et al., 2005, Chawla, 2015, Chiesura, 2004, Coombes et al., 2010, Kaczynski and Henderson, 2007, Konijnendijk et al., 2013）。作为公共资产，城市公园应公平分配，以确保不同社区和社会群体能够相对均衡地享受其带来的好处（Boone et al., 2009）。
现有文献广泛研究了公园可达性与弱势群体之间社会经济差异的关系，通过比较不同社会群体和社区之间的可达性来进行分析。大多数研究发现，经济上处于劣势的社区往往拥有较差的公园可达性（Ferguson et al., 2018, Wolch et al., 2005）。然而，也有一些研究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指出社会经济上处于劣势的群体可能具有更高的公园可达性（Boone et al., 2009, Nicholls, 2001, Sister et al., 2010, Xiao et al., 2017）。研究人员进一步指出，这些不一致的发现很大程度上源于测量公园可达性的方法差异（Xiao et al., 2019）。此外，对于可达性研究的半径尺度尚未达成共识，不同的阈值选择可能会引入研究结果的偏差（Dai, 2011）。
尽管已有大量关于公园可达性社会空间差异的横截面研究，但关于公园可达性及社会空间差异如何随时间演变的纵向证据仍然有限。根据2022年世界不平等报告，虽然过去二十年中国家间的不平等有所减少，但大多数国家内的不平等却大幅增加，这成为一个日益紧迫的问题（Chancel et al., 2022）。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空间表现加剧了社会分层和空间隔离，进一步加剧了城市不平等。因此，社会空间不平等成为城市环境中的一个核心问题（Chancel & DeBevoise, 2020），而公园可达性的日益扩大则威胁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性。仅依赖单时间点的横截面研究不足以捕捉公园可达性差异的演变过程，也无法充分反映时间动态（Yasumoto et al., 2014）。此外，绿地和社会空间之间的互动非常复杂。政府对绿地设施的投资可能导致居民结构的变化，例如低收入居民被高收入居民取代，因为政府在弱势社区提供绿地以提升居住环境的质量。然而，环境租金的差异也导致了居民的流动（Gould and Lewis, 2016, Wolch et al., 2014）。?aszkiewicz等人（2018）进一步证明，无论是新建还是现有的社区公园，都会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居住稳定性产生显著影响。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选择了上海作为案例研究对象。作为中国发展最快的特大城市之一，上海面临着严重的土地使用限制和与人口快速增长相关日益增长的社会空间公平挑战，因此它是研究城市公园可达性动态的典型代表。我们使用了来自社区委员会层面的详细多年人口普查数据，这些数据通过正式申请程序获得，由于数据隐私规定，不得公开。在本研究中，纵向分析是指通过多次观察相同空间单位在不同时间点上的变化、持续性和演变来进行研究。具体而言，我们采用纵向框架来研究2000年至2020年间公园可达性分布的变化以及社区社会经济特征与公园可达性之间关系的演变。近年来，上海市政府越来越重视城市公园建设。这一政策转变旨在解决快速城市发展与绿地基础设施供应之间的不匹配问题（Fan et al., 2017, Xiao et al., 2017）。这也符合上海总体规划（1999-2020）的框架，该规划倡导公园的均衡分布和公平的公共使用权。最近，“人民城市”愿景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承诺，优先考虑公共福利和生态宜居性。2000年至2020年间，公园总面积从4,812公顷增加到21,981公顷，公园数量从122个增加到406个，人均绿地面积显著增加。本研究旨在探讨2000年至2020年间上海城市公园可达性的时空演变及其社会空间分布模式。利用细粒度的纵向面板数据集，我们研究了公园可达性和社会经济特征随时间的变化，解决了现有横截面研究结果的不确定性问题。此外，本研究提供了关于 Shanghai 在绿地快速扩张时期不同城市区域内公园可达性和社会空间差异演变的详细多尺度纵向证据，从而有助于理解绿地规划干预的影响，为改进当前的规划系统并提供更加包容、公平和可持续的城市公园规划框架提供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