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Nutritional Science》：Food insecurity and symptom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the role of resil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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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不安全是一项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与抑郁和焦虑症状等负性心理健康结局相关，但心理韧性在此关系中的作用仍不明确。本研究为一项横断面研究，探讨食物不安全、心理韧性与抑郁及焦虑症状之间的关系，并检验心理韧性是否对该关联起调节或中介作用。数据通过2022年4月至5月
食物不安全是一项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与抑郁和焦虑症状等负性心理健康结局相关，但心理韧性在此关系中的作用仍不明确。本研究为一项横断面研究，探讨食物不安全、心理韧性与抑郁及焦虑症状之间的关系，并检验心理韧性是否对该关联起调节或中介作用。数据通过2022年4月至5月向加利福尼亚州成年人配额抽样（n=1,177）发放的自填式在线调查收集。食物安全状况采用美国农业部6项食物安全模块（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6-Item Food Security Module）测量，抑郁和焦虑症状采用患者健康问卷-4（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4, PHQ-4）测量，心理韧性采用简易心理韧性量表（Brief Resilience Scale, BRS）测量。39.5%的参与者报告食物不安全，31.2%报告中重度抑郁和焦虑症状。回归分析显示心理韧性与症状呈反向关联（beta=?2.01，95% CI ?2.22, ?1.79），而食物不安全与症状呈正向关联（beta=0.46，95% CI 0.38, 0.54）。调节分析不显著，中介分析显示心理韧性在食物不安全与抑郁和焦虑症状的关联中起部分中介作用（beta=0.135；95% CI 0.095, 0.176）。综上，食物不安全与低心理韧性均与心理困扰独立相关，心理韧性在该关系中表现为部分间接关联。这些发现提示心理韧性可能是可修饰因素，在解决食物不安全与支持心理健康的广泛工作中值得考虑，但需纵向研究确认这些关联的因果方向。
研究背景方面，食物不安全被定义为家庭层面获取食物受限或不确定的经济社会状况，其与焦虑、抑郁和压力等负性心理健康结局的关联已被多项研究证实，且二者可能形成双向强化循环。心理韧性作为从逆境中恢复的心理应对资源，与较高饮食质量、较强心理健康和较低抑郁风险相关，但其是否在食物不安全与心理困扰间发挥调节或中介作用尚不清楚。基于拉扎勒斯和福克曼的应激与应对交互模型（Transactional Model of Stress and Coping），本研究假设食物不安全作为慢性应激源直接影响心理困扰，同时通过降低心理韧性间接增加抑郁和焦虑症状（中介路径），且心理韧性可能缓冲该直接效应（调节路径）。研究人员于2022年4月25日至5月16日通过Qualtrics Panel在加利福尼亚州招募1,177名18岁及以上、2020年1月前居美的配额抽样成年人，开展横断面在线调查，旨在厘清三者关系及心理韧性的角色。该研究发表于《Journal of Nutritional Science》，为首个检验心理韧性在食物不安全与心理健康间机制的研究，对整合食物援助与心理干预具有公共卫生意义。
关键技术方法上，研究人员采用非概率配额抽样逼近加州成人人口学构成，使用经过验证的USDA 6项食物安全模块（连续计分0–6）、PHQ-4（连续计分0–12）和BRS（6题5点李克特，反向编码后均值1–5）收集数据；协变量含年龄、性别、收入、教育、种族/族裔及是否有子女家庭。统计分析在IBM SPSS 29中用三步分层线性回归（依次纳入协变量、心理韧性、食物不安全）评估增量方差解释（ΔR2），并用PROCESS宏Model 1（调节，心理韧性分三分位）和Model 4（中介，心理韧性连续）进行5,000次Bootstrap抽样估计95% CI，所有模型调整上述协变量。
结果部分，在“参与者特征”中，1,177人中39.5%为食物不安全，平均心理韧性3.27±0.79（中等），43.8%无心理困扰、31.2%达中重度（中度16.9%+重度14.3%）。在“分层回归预测抑郁焦虑症状”中，Step1协变量解释16.3%方差，年轻、低收入、低教育、有子女家庭及白人对比亚裔太平洋岛民更高症状；Step2加入心理韧性后ΔR2=0.212，最终模型R2=0.441，心理韧性β=?2.008（p<0.001），食物不安全β=0.459（p<0.001），即心理韧性每升1单位症状降约2.0，食物不安全每升1分症状升0.46。在“调节分析”中，食物不安全×心理韧性交互项ΔR2=0.005（p=0.576）不显著，高心理韧性组各食物不安全水平下症状均更低但斜率未变，故心理韧性非缓冲调节因子。在“中介分析”中，总效应β=0.594（95% CI 0.508, 0.680），食物不安全→心理韧性路径负向显著，心理韧性→症状路径负向显著，间接效应β=0.135（95% CI 0.095, 0.176），直接效应β=0.459，中介占比22.7%，证实部分中介。
讨论部分总结，研究人员指出食物不安全作为应激源直接增心理困扰，与既往文献一致；低心理韧性本身强关联症状，且食物不安全进一步削弱心理韧性，后者部分传递该效应，但未改变食物不安全对症状的直接冲击强度，因此心理韧性更宜视为通路而非调节缓冲。数字心理韧性干预（如正念、主动应对训练）或可修饰该通路，但针对食物不安全人群的具体方案待验。由于横断面设计不能定因果，自我报告与单维BRS（结果导向）存局限，未来需纵向设计、多维心理韧性（属性/过程聚焦）及社区层面心理韧性考察。结论翻译如下：食物不安全与较低心理韧性均与抑郁和焦虑症状升高显著相关；食物不安全与心理困扰的关联部分由心理韧性中介。这些发现凸显心理韧性作为可修饰因素，在与健康社会决定因素并举时值得纳入考量。然而需纵向研究确认这些关联的因果方向。未来研究应随时间推移进一步检验这些关系，并探索个体与社区层面途径以支持经历食物不安全人群的心理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