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版青少年支持有自杀风险同伴准备度量表（PHS）的心理测量学验证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Behavior Management》：Psychometric Validation of the Korean Preparedness to Help Scale for Assessing Adolescents’ Readiness to Support Peers at Risk of Suicide

　　

摘要

目的：青少年往往是最先识别同伴情绪困扰和自杀警示信号的人，因此他们提供适当支持的准备度是学校自杀预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目前尚无经过验证的韩国版青少年准备帮助量表（PHS）。本研究旨在将PHS翻译并文化适应为韩语，并评估其在韩国青少年中的效度和信度。

研究对象与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心理测量学验证研究，受试者为韩国434名初高中学生。研究人员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CFA）检验结构效度；采用标准化因子载荷、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和组合信度（CR）评估收敛效度；通过并发效度和已知组群效度检验效标关联效度；并使用Cronbach's α和McDonald's ω评估内部一致性。

结果：CFA得出的拟合指数与假设的单维结构一致，但考虑到模型仅有2个自由度，这些指数应谨慎解读（χ²(2)=3.40，p=0.18；χ²/df=1.70；CFI=0.998；TLI=0.995；NFI=0.996；SRMR=0.012；RMSEA=0.040，90% CI [0.000，0.111]）。标准化因子载荷范围为0.660至0.876，表明收敛效度良好（AVE=0.633；CR=0.872）。准备度得分与预防性自杀态度呈弱正相关（r=0.221，p<0.001）。自杀态度得分上四分位数的青少年报告的准备度显著高于下四分位数者（t(196.19)=5.70，p<0.001；Hedges' g=0.76），支持了已知组群效度。韩国版PHS显示出较高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0.868；McDonald's ω=0.870）。

结论：韩国版PHS在评估青少年支持有自杀风险同伴的准备度方面显示出良好的初步心理测量学特性。该量表可为学校自杀预防和同伴守护者项目评估提供一种简便、可行的测量工具，但仍需在多样化样本中针对行为结果开展进一步验证。

关键词：助人行为；同伴守护者；心理测量学；学校干预；自杀预防项目

论文解读

**研究背景与现存问题**

青少年自杀是全球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也是青少年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韩国尤为严重，韩国统计厅数据显示，2023年青少年自杀率高达每10万人11.7例，约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15～19岁青少年自杀率从2015年的每10万人6.5例升至2023年的12.3例，增幅近90%。自2004年以来，韩国实施了国家自杀预防政策并建立了综合法律与社区服务体系，学校自杀预防项目成为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核心策略。然而，大多数学校项目属于普适性干预，重点在于提升学生关于自杀的知识和态度，虽然这些项目在改变认知方面效果稳定，但在促进实际助人行为或减少自杀行为方面效果并不一致。相比之下，针对高自杀风险青少年的选择性干预，如同伴咨询和同伴守护者项目，已显示出减少脆弱学生自杀意念的益处。此类干预旨在培养青少年识别自杀警示信号、发起支持性对话并及时转介至相关服务的能力，因此评估青少年提供帮助的心理准备度日益成为学校自杀预防的重要结局指标。然而，现有评估多聚焦于自杀知识、态度或求助意向，并不能直接反映青少年在面对有自杀风险同伴时是否在心理上做好了干预准备。准备度在概念上与自杀态度、自我效能、行为意向和实际助人行为相关但彼此区别。目前，准备帮助量表（PHS）虽已有韩文翻译版本并在自杀预防研究中被使用，但其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心理测量学特性缺乏系统性评估。鉴于准备度可能受文化规范影响，韩国的集体主义文化、社会污名与人际和谐取向可能塑造青少年对同伴自杀危机的干预信心，因此对PHS进行跨文化验证十分必要。

**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研究旨在将PHS翻译并文化适应为韩语，并在韩国青少年中开展初步心理测量学验证，检验其单维结构是否成立、收敛效度与内部一致性是否达标，以及准备度与预防性自杀态度之间是否呈正向但非强相关。该研究发表于《Psychology Research and Behavior Management》期刊。研究结果为韩国学校自杀预防项目及同伴守护者项目提供了一个简便、可行的评估工具，有助于在文化敏感背景下衡量青少年是否真正具备干预自杀风险同伴的心理准备状态，弥补了以往仅评估知识与态度的测量空缺。

**关键研究方法**

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横断面心理测量学验证研究，受试者来自韩国光州六所中学（三所初中、三所高中），采用便利抽样，共招募440名学生，最终纳入434份有效问卷（男生190人，女生244人；初中生209人，高中生225人）。量表翻译采用功能主义方法，由主要研究员与双语心理健康专家独立完成正向翻译，经专家委员会评审内容效度（I-CVI为0.86～1.00，S-CVI/Ave为0.93），随后对13～18岁青少年进行认知访谈，并由独立双语翻译者完成回译。统计分析采用IBM SPSS与AMOS 29.0，使用验证性因素分析（CFA）检验结构效度，以标准化因子载荷、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和组合信度（CR）评估收敛效度，以Pearson相关和已知组群t检验评估效标关联效度，以Cronbach's α、McDonald's ω及Spearman-Brown分半信度评估内部一致性。

**研究结果**

**结构效度**：CFA结果表明单因子模型拟合良好：χ²(2)=3.40，p=0.183；χ²/df=1.70；CFI=0.998；TLI=0.995；NFI=0.996；SRMR=0.012；RMSEA=0.040（90% CI [0.000，0.111]）。所有拟合指数符合预设标准。然而，由于四条目模型仅有2个自由度，研究人员指出这些拟合指数应谨慎解读，不宜作为结构效度的独立强证据。

**收敛效度**：标准化因子载荷范围为0.660至0.876，均超过0.50的推荐标准；偏差校正的95% bootstrap置信区间均不包含零。AVE为0.633（≥0.50），CR为0.872（≥0.70），表明收敛效度良好。

**并发效度与已知组群效度**：PHS总分与预防性自杀态度总分呈弱正相关（r=0.221，p<0.001），符合准备度与自杀态度是相关但不同构念的理论预期。自杀态度上四分位数组的准备度得分（M=3.86，SD=1.02）显著高于下四分位数组（M=3.22，SD=0.73），Welch t检验显示t(196.19)=5.70，p<0.001，效应量Hedges' g=0.76，支持已知组群效度。

**性别与学段差异**：独立样本t检验未发现准备度在性别（t(432)=?0.30，p=0.761，Cohen's d=?0.03）或学段（t(432)=?0.08，p=0.940，Cohen's d=?0.01）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信度**：修正后的条目-总分相关为0.617至0.788；删除任一条目均不使信度提高。总体Cronbach's α=0.868，McDonald's ω=0.870，Spearman-Brown分半信度=0.879，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分数分布与地板/天花板效应**：条目均分为3.21至3.65（SD=1.03～1.17），偏度?0.364至?0.062，峰度?0.720至?0.459。条目水平无地板效应（2.8%～8.8%），但四个条目均存在超过15%阈值的天花板效应（18.0%～28.3%）。量表总均分为3.50（SD=0.94），1.2%的参与者获得最低分，14.1%获得最高分，虽接近15%的阈值，但按预设标准未达到量表水平的地板或天花板效应。

**讨论与结论**

**讨论**：本研究的CFA结果支持将准备度视为一种整合的、基于信念的单维构念，而非分离的认知、情感或行为维度，这与Baber和Bean的原始概念一致，也与计划行为理论相契合——准备度可被视为一种面向行动的信念状态，反映青少年对干预自杀风险同伴的感知信心和准备程度，但在概念上区别于行为意向和实际助人行为。准备度与自杀态度之间的弱至中度相关及显著的已知组群差异共同说明该量表测量的并非简单的态度重复，而是一个相关但独立的构念。信度方面，多项信度指标均超过推荐阈值，表明四个条目能稳定地代表共同构念并保持充分的测量精度，这种简洁性与可靠性的平衡对青少年研究尤为重要。实践层面，考虑到韩国现有国家自杀预防目标在现行政策下难以实现，PHS为评估同伴守护者培训等项目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中间结局指标，可捕捉先于实际助人行为的准备状态变化。在韩国文化背景中，集体主义、面子（chemyon）、从众和互依自我建构等文化特征与自杀污名密切相关，青少年对披露和寻求支持的顾虑也可能影响其干预信心，因此韩国版PHS的文化适应性尤为重要。研究人员也指出了局限性：四条目模型自由度低、拟合指数需谨慎解读；便利抽样来自单一城市，推广性受限；未检验跨性别和学段的测量等价性；效标仅采用自杀态度而非实际行为；条目水平存在天花板效应；未评估重测信度和干预反应性。

**结论**：本研究为韩国版准备帮助量表在韩国青少年中的应用提供了初步心理测量学证据。研究结果支持其单维结构，并显示该量表具有充分的收敛效度、与自杀态度理论预期相关的效标关联效度以及良好的内部一致性。韩国版PHS可为学校自杀预防和同伴守护者项目提供一种简洁、可行的工具，用于评估青少年对干预有自杀风险同伴的感知信心与准备程度。然而，在将其视为完全成熟的评估工具之前，仍需基于独立且具全国代表性的样本、纵向设计、重测信度评估以及实际助人行为结果开展进一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