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cer Management and Research》：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adiation Enteritis and Gut Microbiota Dysbiosis
放射性肠炎（RE）是盆腔放疗最常见的并发症，常表现为腹泻、便血和里急后重。在某些情况下，它会进展为慢性放射性肠炎，导致肠纤维化和瘘管形成，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预后。目前RE的治疗策略包括辐射防护剂、手术、营养支持和对症处理，但其疗效仍然有限。肠道菌群作为人类消化道的复杂微生物群落，与人类健康密切相关。多项研究已在RE背景下发现肠道菌群失调。本综述阐述了RE与肠道菌群之间的复杂关系，重点关注其相互作用的潜在机制。同时介绍了针对RE的靶向肠道菌群的新兴治疗策略，包括工程益生菌、洗涤菌群移植（WMT）和活性氧清除纳米材料，为其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新的见解。
引言
放射治疗是恶性肿瘤治疗的基石。接受盆腔、腹部或腹膜后恶性肿瘤放疗的患者经常会出现腹泻、便血、里急后重、腹痛和梗阻等不良反应，这些统称为放射性肠炎（RE）。这种情况严重损害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并可能干扰后续的治疗进程。RE可影响小肠、结肠和直肠，临床表现多样。急性症状通常在开始放疗后的1至2周内出现，主要包括腹泻、腹痛、梗阻、里急后重、粘液便甚至便血。慢性症状可持续数月或数年，晚期可能并发肠梗阻、穿孔、瘘管、难治性出血和营养不良等严重情况，甚至可能导致死亡。与急性RE不同，慢性纤维化疾病通常对药物治疗反应不佳，可能需要手术干预。目前RE的管理主要依赖对症和支持治疗。止泻药如洛哌丁胺和蒙脱石散可缓解急性腹泻，而解痉药如山莨菪碱可用于缓解腹痛。手术干预仅用于严重的慢性并发症，如瘘管、梗阻或穿孔。尽管有这些选择，但目前治疗的整体效果仍然有限。
放射性肠炎与肠道菌群：一个恶性循环
RE与肠道菌群之间的关系是复杂且双向的。多项研究表明，辐射暴露会诱导细菌易位和肠道菌群失调。反之，这种失调又可通过多种机制加剧炎症损伤。本质上，辐射诱导的失调和失调加剧的炎症是相互促进的。
辐射作为启动因素：直接的宿主损伤与失调
RE的病理生理学涉及多个相互关联的因素：辐射诱导的水解产生的活性氧（ROS）直接破坏DNA完整性，导致细胞死亡和炎症通路的激活，从而促进促炎细胞因子如IL-1β、IL-6、TGF-β和TNF-α的释放。同时，紧密连接蛋白（如occludin、claudin、ZO-1、ZO-2）的破坏会损害肠黏膜屏障，增加通透性，导致“肠漏”。肠道干细胞（ISCs）在辐射暴露后会经历有丝分裂停滞或细胞死亡。关键信号通路如Wnt、Notch和PI3K/AKT的紊乱导致隐窝结构的破坏。慢性损伤表现为持续的微血管内皮损伤，导致闭塞性动脉内膜炎和局部缺血。这反过来激活TGF-β1/Smad3通路，刺激CTGF介导的胶原沉积和组织纤维化。
同时，已有报道指出，在临床队列和动物模型中，辐射均可诱导肠道菌群失调，尽管具体组成变化因研究而异。几项研究发现变形菌门相对丰度增加，厚壁菌门和普雷沃氏菌属减少的趋势；然而，这些发现并非普遍存在，可能受肿瘤类型、辐射剂量和范围、采样时间点、地理因素和测序方法的影响。在生态水平上，多项研究报告了α多样性降低和β多样性增加，表明整体趋向于生态不稳定的趋势，尽管这些变化的幅度差异很大。16S rRNA测序研究已经确定了RE患者肠道菌群中反复出现但并非完全一致的改变。厚壁菌门内分类群的减少和变形菌门的相对富集已在多个队列中被报道，但由于这些广泛分类群内的功能多样性，应谨慎解读这些模式。值得注意的是，拟杆菌科的变化在不同研究中显示出相互矛盾的结果，凸显了研究特定变量的影响。在多项研究中观察到厚壁菌门/拟杆菌门比率下降，但仍不清楚这是否代表一个有意义的机械性标志，还是生态紊乱的一般指标。
一些研究者探索了将肠道菌群特征作为RE的潜在生物标志物。Wang等人对18名接受放疗的宫颈癌患者进行了研究，确定巨单胞菌属、Novosphingobium和普雷沃氏菌属为放射性直肠结肠炎的潜在标志物。另一项采用RE分级系统的研究发现，在2级RE患者中，Erysipelatoclostridium及其代谢物ptiosteroid A的水平异常升高。然而，随后的研究表明，单一属的预测能力可能有限。一项针对前列腺癌患者的前瞻性研究提出，多属预测模型具有更大的临床价值。具体来说，以粪杆菌属<15%、拟杆菌属≥61%、副拟杆菌属<8%、Alistipes<1%、普雷沃氏菌属<1%和考拉杆菌属≥1%为特征的基线菌群谱与发生RE的风险显著增加相关。Zhao等人招募了50名宫颈癌患者，提出了基于肠型的RE预测模型，将肠道菌群分为三种类型：以布劳特氏菌属为主的肠型1，以埃希氏菌-志贺氏菌属为主的肠型2，以及以粪杆菌属为主的肠型3。结果显示，肠型2与RE的发生显著相关，表明这种微生物模式可能是RE高风险的重要指标。高通量16S rRNA测序比较辐照前后的样本显示，棒状杆菌属增加，Alistipes丰度降低。这些特征可能与不良健康结果有关，并为RE的发病机制提供了线索。
尽管几项研究在总体趋势上趋于一致，但跨研究的异质性仍然是该领域的一个突出特征。例如，拟杆菌科在一项研究中被报告增加，但在另一项研究中却减少。并且，不同队列中作为生物标志物的特定属差异很大。这种差异可能源于多种混杂因素，包括肿瘤类型、照射野和剂量、分次方案、相对于治疗过程的采样时间点、样本量、地理位置、基线饮食、同时使用的抗生素以及测序平台。此外，现有的大多数研究都是横断面设计，样本量相对较小，限制了它们的统计能力和普适性。因此，单一的属不太可能成为可靠的通用RE预测因子。需要多属预测模型、整合代谢组学或宏转录组学，以及采用标准化方案的大规模前瞻性纵向研究，来识别稳健且具有临床可操作性的生物标志物。
失调加剧RE：三条途径
代谢紊乱（SCFAs、胆汁酸、色氨酸）
肠道菌群通过关键的代谢物与宿主进行交流，包括短链脂肪酸（SCFAs）、氨基酸衍生物和胆汁酸，从而引发各种生物学效应。辐射诱导的失调破坏了这些代谢物的产生，从而诱发或加重肠道损伤。
短链脂肪酸主要是乙酸盐、丙酸盐和丁酸盐，是有益的细菌发酵终产物。主要的产SCFA细菌是厚壁菌门、拟杆菌门、放线菌门、疣微菌门和毛螺菌科。SCFAs通过抑制NF-κB和STAT1通路发挥抗炎作用，从而抑制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丁酸盐还通过GPR43/GPR109a信号轴调节Treg分化和IL-10分泌，促进肠道屏障修复。对无菌小鼠的研究证实，SCFA缺乏会加剧RE。放疗后观察到SCFA浓度降低，这可归因于产SCFA细菌的减少，并导致肠道屏障损伤。
胆汁酸根据其来源分为两类：初级胆汁酸由肝细胞在肝脏中从头合成，而次级胆汁酸是通过结肠中微生物对初级胆汁酸的生物转化产生的。某些肠道细菌表达胆盐水解酶和胆汁酸诱导酶，催化这一转化。胆汁酸可以通过激活肠道干细胞上的TGR5受体来促进肠上皮再生。TGR5激活增强YAP1核转位和转录活性，部分通过SRC激酶介导的信号传导。该通路促进ISC增殖和上皮修复。Guo等人揭示，受照射的小鼠表现出次级胆汁酸相对丰度降低，初级胆汁酸增加，其中石胆酸变化最显著。LCA通过激活ISC中的FXR/TGR5受体和增强YAP1表达来促进上皮再生。此外，用胆汁酸混合物或LCA治疗可增强辐照后小鼠的隐窝形成并减少炎症，可能减轻RE。辐照后这些属的减少可能导致肠道胆汁盐积聚，可能诱发胆汁酸吸收不良性腹泻。
肠道中的色氨酸代谢受到微生物群的显著影响。大肠杆菌和梭菌属等微生物将色氨酸转化为吲哚衍生物，如吲哚-3-醛、吲哚-3-乙酸、吲哚-3-丙酸、吲哚-3-乙醛和吲哚丙烯酸。这些吲哚衍生物作为AhR配体，通过激活AhR来调节宿主生理。例如，它们可以通过AhR激活刺激3型固有淋巴样细胞分泌IL-22，与Wnt信号协同促进隐窝再生。研究人员发现，受照射小鼠中色氨酸代谢物如IAA、吲哚-3-乙醇和IAAld的水平降低会导致肠道损伤。辐照小鼠粪便中I3A水平降低，而施用I3A可通过激活AhR/IL-10/Wnt通路并增加益生菌的丰度来保护免受辐射损伤。同样，辐照后粪便IPA水平下降，补充IPA可减轻辐射毒性，可能是通过保护酰基辅酶A结合蛋白。这些研究共同表明，补充特定的色氨酸代谢物或进行粪菌移植可以改善RE。
促炎免疫激活
健康的微生物群有助于维持肠道低度生理性炎症状态，这有助于抑制更严重的炎症反应。共生菌和益生菌可以抑制NF-κB通路和TLR信号传导，从而减少促炎细胞因子的表达并减轻组织炎症。例如，双歧杆菌可以抑制LPS诱导的NF-κB活化。普拉梭菌分泌一种15kDa的抗炎蛋白，抑制NF-κB活化和IL-8表达。梭菌亚簇XIVa可以调节肠道多胺分泌，从而调节TLR-2信号传导并减轻炎症。在许多RE研究中都观察到NF-κB通路的激活和炎症介质如IL-1β、IL-6和IL-8的表达增加，这与辐射诱导的失调有关。
上皮屏障破坏
肠上皮屏障是一个多层结构。外层包含粘液层、抗菌肽、分泌型IgA和肠道菌群。中间层由肠上皮细胞组成，内层包含免疫细胞。细菌成分如LPS和肽聚糖可以刺激上皮细胞分泌粘液。中间层的上皮细胞通过连接复合体相互连接，包括紧密连接、间隙连接、粘附连接和桥粒，这些对于屏障完整性至关重要。在RE模型中，已观察到紧密连接蛋白表达降低，表明与辐射诱导的失调相关的屏障破坏。益生菌对TJ有恢复作用。婴儿双歧杆菌Y1、大肠杆菌Nissle 1917和植物乳杆菌等菌株已被证明可以增加TJ蛋白如ZO-1、ZO-2和occludin的表达。
失调促进慢性RE：肠纤维化
慢性放射性肠炎可在放疗后数月至数年出现，其特征是进行性肠纤维化、狭窄形成、瘘管和难治性出血。与通常是自限性或对保守治疗有反应的急性RE不同，慢性纤维化疾病通常是不可逆的，可能需要手术切除。慢性RE的发病机制是多因素的，涉及持续的微血管损伤、缺氧、慢性炎症和异常的组织重塑。肠纤维化是由细胞外基质成分的过度沉积和失调重塑引起的，特别是I型和III型胶原蛋白，主要由TGF-β/Smad信号轴驱动。
微生物群在纤维形成中的作用日益得到认可，尽管对其机制的了解仍不完整。Zhao等人在慢性RE小鼠模型中观察到持续的肠道菌群失调伴随着α-SMA和TGF-β的上调；补充烟酰胺单核苷酸可调节微生物群组成并减轻纤维化。慢性细菌感染的动物模型提供了额外证据：小鼠中沙门氏菌的慢性定植增加了TGF-β1、CTGF和IGF-I的表达，诱导了类似于人类克罗恩病狭窄的严重肠纤维化。这些发现表明，即使在没有明显感染的情况下，持续的微生物失调也可能延续促纤维化信号。
来自共生菌的代谢物可以发挥抗纤维化作用。SCFAs，特别是丁酸盐，已被证明通过抑制TGF-β和α-SMA表达并促进调节性T细胞分化来抑制肠纤维化。源自普拉梭菌的细胞外囊泡通过巨噬细胞代谢重编程来缓解慢性肠纤维化，突出了特定共生菌衍生产品的治疗潜力。相反，促炎微生物成分——如脂多糖——可以通过TLR-4激活肠道成纤维细胞，刺激NF-κB信号传导、胶原收缩和基质沉积，从而促成促纤维化的微环境。
虽然急性RE与产SCFA类群的减少和变形菌门的扩张有关，但慢性纤维化RE的微生物群特征仍然鲜为人知。来自其他慢性炎症状况的初步证据表明，慢性失调可能涉及更稳定、低多样性的状态，主要由粘蛋白降解菌和促炎细菌主导。然而，追踪从急性损伤到慢性纤维化的微生物转变的纵向研究很少，限制了我们识别阶段特异性生物标志物或治疗窗口的能力。
与急性RE不同，对于益生菌和FMT已显示出前景，抗纤维化的微生物群靶向干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探索。早期微生物群恢复能否阻止纤维化进展，或者已建立的纤维化能否通过微生物调节逆转，这些都是亟待解答的关键问题。候选策略包括持续补充SCFA、胆汁酸受体激动剂，以及旨在将抗纤维化有效载荷局部递送至纤维化肠道的工程菌。
失调诱导易感性的可传递性
研究表明，辐射诱导的失调会增加对RE的易感性。Mclaughlin等人证明，无菌小鼠比常规小鼠对辐射损伤更具抵抗力，强调了肠道菌群在RE发病机制中的关键作用。以促炎细菌如大肠杆菌增加和保护性细菌减少为特征的微生物群失调，可以提高肠道对炎症的易感性。最近的研究表明，将受照射小鼠的粪便微生物群移植到健康受体小鼠体内，会使后者更容易受到辐射损伤，这通过在后续挑战中增加的IL-1β表达和更严重的肠道炎症得以证明。
RE的治疗策略：从微生物群调节到宿主保护
鉴于当前对症治疗效果有限，人们探索了新的策略。这些可以根据证据水平进行分类：益生菌和FMT有临床病例数据，但缺乏大型随机对照试验；微生物代谢物仅在动物模型中显示出前景；纳米材料仍处于临床前阶段，主要通过ROS清除和铁死亡抑制发挥作用，而非直接调节微生物群，微生物群的变化是炎症减轻的次要结果。
益生元和益生菌
与传统药物相比，益生菌通常表现出较低的毒性和较少的不良反应，这使其广泛应用于管理胃肠道疾病。益生菌通过产生过氧化氢酶、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谷胱甘肽等酶发挥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辐射诱导的ROS。补充益生菌有助于恢复肠道微生物稳态，增加有益类群如阿克曼氏菌属、拟杆菌属、布劳特氏菌属、双歧杆菌属和厚壁菌门的丰度。嗜酸乳杆菌已被证明能修复大鼠的肠黏膜损伤。补充双歧杆菌和嗜酸乳杆菌改善了盆腔肿瘤患者的放射性腹泻。补充鼠李糖乳杆菌GG已被证明可以减少炎症细胞因子表达，增加肠道菌群α多样性，并增强抗炎代谢途径。
最近的研究探索了基因改造的重组益生菌。例如，清酒乳杆菌可以抑制IL-6和TNF-α分泌，上调IL-10和紧密连接蛋白。研究人员将其改造以表达外源抗氧化基因，赋予其双重抗炎和抗氧化功能。或者，载硒益生菌利用硒纳米颗粒的抗炎和抗氧化特性来治疗RE。Wang等人设计了一种工程益生菌大肠杆菌Nissle 1917，作为SOD/CAT载体来清除ROS，用于预防和治疗RE。另一种创新方法是工程化大肠杆菌Nissle 1917以递送PD-1激动剂，实现局部免疫调节以治疗RE。
益生元是不可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可选择性地刺激有益肠道微生物的生长和/或活性，从而带来健康益处。益生元通过充当有益细菌的底物来调节肠道菌群，促进其生长和随后的短链脂肪酸产生。在RE模型中，补充益生元已显示出治疗潜力。研究人员开发了姜黄素-硫缩酮-菊粉共轭胶束，并在小鼠模型中验证了其抗炎和微生物群调节作用。Garcia等人使用FOS和菊粉的混合物报告了益生元组腹泻结果的改善。此外，合生元正在引起关注。例如，负载多菌株益生菌联合体的菊粉水凝胶不仅在胃肠道转运过程中保护益生菌，而且还充当营养源。与单独使用益生菌相比，这种合生元在治疗RE、修复肠道屏障、减少炎症细胞因子和增强肠道SCFA合成方面表现出优越的功效。
作为治疗剂的微生物群衍生代谢物
与活的微生物群衍生代谢物或旨在整体恢复微生物生态系统的FMT不同，微生物群衍生代谢物代表了一种更明确的、基于分子的方法。这些包括短链脂肪酸、色氨酸衍生的吲哚和次级胆汁酸，它们介导宿主-微生物串扰并对肠上皮产生直接保护作用。
某些微生物群衍生代谢物具有内在的抗炎和组织保护特性。SCFAs，特别是丁酸盐，已被证明在小鼠模型中可缓解RE。吲哚-3-醛是肠道菌群产生的色氨酸代谢物，被认为是最有效的辐射防护吲哚衍生物之一。口服I3A通过激活AhR/IL-10/Wnt3通路促进肠上皮更新和再生。同时，它还增加了像双歧杆菌和乳杆菌这样的辐射防护菌的相对丰度，并减少了致病菌。
粪菌移植
粪菌移植涉及将健康供体的粪便微生物群移植到患者的肠道中，以恢复健康的微生物群落。临床上，FMT正成为一种有前景的RE治疗方法，特别是对于那些对传统疗法无效的患者。一份2022年的病例报告描述了使用来自其儿子的FMT成功治疗一名59岁宫颈癌女性复发性RE的案例。另一份2024年的病例报告记录了一名患有慢性RE的64岁女性在接受来自一名健康27岁供体的FMT两个月后，腹泻和便血显著改善。FMT后，患者的肠道菌群多样性显著增加，厚壁菌门逐渐增加，变形菌门减少，接近供体的菌群谱。此外，一项2023年的队列研究表明，围手术期FMT结合营养支持可能使合并肠梗阻的RE患者受益。
洗涤菌群移植可以通过去除粪便微生物群上清液中的促炎作用来减少FMT相关不良事件。因此，Wang等人将霍尔德曼氏菌与WMT结合，与普通WMT相比，显著减轻了辐射诱导的损伤，为基于微生物组的治疗概念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范式。这些案例突显了FMT在RE内科和外科管理中的潜力。最近，新兴技术已被开发出来以提高FMT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例如，基于单细胞纳米胶囊的FMT策略将单个细菌细胞封装在生物相容性壳内，在保护供体细菌免受胃酸侵害并实现靶向结肠递送方面显示出前景。这种方法可能会减少不良事件并提高植入率，但它们仍处于早期的临床前阶段。
宿主保护性纳米材料
纳米材料主要靶向宿主损伤途径，而不是直接调节微生物群。观察到的微生物群变化很可能是炎症减轻的次要结果。纳米材料因其独特的性质越来越多地被探索用于疾病诊断和治疗。与传统药物相比，纳米药物可能提供更高的化学稳定性、更少的副作用、更方便的给药途径和更长的半衰期。利用水凝胶、微球或纳米颗粒的靶向递送系统可以使药物在损伤部位积累并特异性地靶向炎症过程。例如，含有ROS清除剂的水凝胶正在被开发用于治疗炎症性疾病。某些碳基纳米材料，如富勒烯和碳纳米管，本身具有ROS清除能力。这激发了人们对其在RE中应用的兴趣。研究人员设计了旨在同时清除ROS和调节肠道菌群以保护免受RE影响的纳米材料。例子包括碳纳米颗粒悬浮注射液，它保护小肠隐窝；石墨炔纳米颗粒；以及新型硫掺杂红色荧光碳化聚合物点，具有优异的生物相容性。口服埃洛石纳米管稳定的Pickering乳液已被证明可以抑制铁死亡并缓解RE。硒纳米颗粒可以调节cGAS-STING通路，抑制氧化应激，并维持肠道免疫稳态。PD-L1 affibody偶联的Janus Ag/Ag2S纳米结构不仅被设计用来缓解RE，还能增强肿瘤的放射敏感性。
在这些策略中，传统益生菌的临床应用历史最长，证据基础也最为成熟，尽管仅限于小型随机对照试验，疗效中等且具有菌株依赖性。FMT在孤立的病例报告中显示出令人鼓舞的信号，但缺乏制定循证建议所需的对照试验数据；迫切需要标准化供体筛选、制备方案和患者选择标准。微生物群衍生代谢物和宿主保护性纳米材料仍完全处于临床前阶段，没有人体安全性或有效性数据。重要的是，这些干预类别不仅在证据成熟度上有所不同，而且在其主要机制上也不同：益生菌、益生元和FMT直接调节微生物群，而纳米材料主要靶向宿主氧化应激和免疫途径，微生物群变化是次要后果。未来的研究重点包括为益生菌和FMT开展足够效力的、随机、安慰剂对照试验；为代谢物和纳米材料进行I期剂量递增研究；跨模式的头对头比较；以及将微生物群分析与临床结果相结合，以识别应答者生物标志物并个性化治疗方案选择。
讨论
放射性肠炎仍然是盆腔和腹部恶性肿瘤放疗后最顽固的并发症之一，给患者和临床医生都带来了巨大挑战。尽管具有临床意义，但目前的方法主要是姑息性的，侧重于症状控制，而非解决疾病的根本病理驱动因素。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将肠道菌群从一个被动的旁观者重新定位为RE发病机制的积极参与者。本综述综合了关于RE与肠道微生物组之间双向串扰的现有知识，并强调了以微生物群为中心的干预措施的潜在前景。累积的证据支持一个恶性循环。来自临床队列和动物模型的数据汇聚在一个一致的主题上：辐射暴露深刻地破坏了肠道生态系统的组成和功能架构。这种失调通常表现为微生物多样性下降、有益的共生菌显著耗竭以及潜在有害的门类如变形菌门的扩张。重要的是，这种微生物失衡不仅仅是组织损伤的附带后果；相反，它通过代谢紊乱、持续的NF-κB驱动的炎症和上皮屏障的破坏，成为肠道损伤的关键放大器。也许因果关系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移植研究：将受照射宿主的粪便微生物群转移到幼稚受体中，会赋予其对肠道损伤的更高易感性，强调了辐射诱导的炎症脆弱性的可传递性。
必须强调一个关键的概念区别：目前的证据主要建立的是关联而非因果关系。大多数人体研究报告了微生物特征与RE结果之间的相关性，但不能确定失调是驱动因素、后果还是旁观者现象。一部分前瞻性研究证明了预测价值，但预测并不能证明因果关系。因果证据主要来自动物实验。这些机制研究表明失调积极地推动了病理过程。尽管如此，将受控动物模型中的因果洞见转化到异质性的人类临床环境中仍然是一个艰巨的挑战。考虑到这一点，几个关键瓶颈值得关注。首先，在人体队列中从相关性走向因果关系需要纵向多组学研究。其次，特定细菌菌株或联合体调节宿主通路的分子对话需要进一步的机制剖析。第三，微生物群-代谢物-免疫轴在驱动慢性纤维化后遗症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探索。第四，由于患者人口统计学、肿瘤类型、放疗方案、饮食习惯和测序方法的差异，生物标志物研究之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慢性纤维化阶段仍未得到充分探索。大多数关于RE的微生物群研究都集中在急性损伤上，而对慢性纤维化后遗症的关注相对较少。这个知识缺口具有临床意义，因为伴有狭窄、瘘管和吸收不良的慢性RE是长期发病的主要原因，并且常常需要手术干预。治疗转化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尽管益生菌补充和FMT显示出希望，但其证据水平仍然较低。纳米材料虽然在临床前模型中具有创新性和有效性，但基本上局限于概念验证研究。此外，还没有任何一种微生物群靶向策略在头对头试验中与其他策略或标准支持治疗进行过直接比较。未来方向是从相关性走向因果关系，从实验室走向临床。我们提出推进该领域的几个优先事项：机制研究、生物标志物开发、治疗创新和临床转化。
结论
肠道菌群已成为肠道稳态的核心调节器和辐射诱导病理学的关键决定因素。靶向这个“隐藏的器官”代表了管理RE的一种变革性方法，将治疗范式从损伤控制转变为生态系统恢复。尽管通往临床实施的道路充满挑战，但在机制理解和干预技术方面的持续进步有望在可预见的将来将精准微生物群调节纳入放射性肠病的标准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