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邮票上的野生动物揭示生物多样性代表性中的分类学偏差

《Biological Conservation》：Wildlife on stamps reveal taxonomic bias in biodiversity representativeness in China

　　

保护生物学中持续存在的分类学偏差（taxonomic bias）影响着科研经费分配与公众对生物多样性的认知。保护政策的公众传播在此背景下起着关键作用，而邮政邮票（postage stamps）既是有效的官方公众传播媒介，也是潜在缓解此类偏差的工具。研究人员以中国大陆发行的野生动物邮票为对象，检验中国大陆政府在野生动物保护公众传播中是否表现出分类学偏差，以及近年提出的更广泛保护政策是否产生了影响。研究人员收集了87套野生动物相关邮票，从中鉴定出245个野生物种，对应343次发行事件。在分类学上，鸟类和哺乳动物占所呈现动物物种的大多数，而被子植物（angiosperms）在邮票植物物种中占主导。邮票上过度代表的类群在IUCN评估中也同样过度代表。该偏差在过去几十年中逐步加剧，多数类群表现出一致的方向性偏离。尽管邮票发行常与大保护政策或社会事件重合，但这些里程碑并未对应分类学偏差的降低。这表明在无明确科学引导时，邮票的审美与传播功能天然限制了魅力较低类群（less charismatic taxa）的纳入。此类偏差可能超越邮票，延伸至面临相同挑战的其他政府主导公众传播倡议。弥合决策者与研究人员之间的鸿沟，并将保护优先事项嵌入战略传播规划，对于提升对此类偏差的认知并开始应对至关重要。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保护生物学长期存在分类学偏见（taxonomic chauvinism），即鸟类、大型哺乳动物等魅力物种（charismatic species）在科研资助、教材、数据库及公众认知中占据主导，而无脊椎动物、真菌、藻类及多数植物类群被系统性忽视。这种偏差不仅扭曲资源分配，也塑造了公众对生物多样性真实谱系的误解。政府主导的图像化媒介——如货币、纪念币、电话卡与邮政邮票——作为国家身份载体，具备引导公众认知的潜力；其中邮票因发行规范、受众广泛、兼具政策宣示功能，成为中国大陆野生动物保护公众传播的典型代理。然而，邮票作为小型视觉媒介，天然偏好可识别、具审美吸引力的旗舰物种（flagship species），这是否会将学术界的分类学偏差复制进政策传播端，且历年保护政策扩容是否缓解了偏差，此前未被量化检验。该研究即在此空白上展开，论文发表于《Biological Conservation》。

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PRISMA式三阶段筛选，从1949–2025年中国邮政官方发行共5695枚邮票中，剔除文化、政治、生肖、家养与栽培类图像，最终保留87套野生动物邮票（350枚主体邮票面），鉴定245个野生物种、343次发行事件（issuance events）。物种分类地位比对2025年Catalogue of Life China，保护状态关联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植物名录、IUCN红色名录（IUCN Red List）、CITES附录及中国生物多样性名录。以每物种发行次数N_e与出现邮票数N_s计算重复度（Repetitiveness=N_e/N_s）。采用Poisson广义线性模型（GLM）检验保护等级对发行频率的影响，以AICc遴选与模型平均；以Pearson卡方检验邮票类群占比与中国及全球已描述物种池的偏离，并以逐年累积Pearson残差刻画时序偏差演化；将邮票表征残差与IUCN评估覆盖残差做相关性分析，判断公众传播与学术评估的偏差一致性。

研究结果

3.1 邮票上的热门物种

245个野生物种中鸟类占28%（N_s=69,N_e=100）为最高频动物类群，哺乳动物12%（N_s=30,N_e=83），昆虫亦12%（N_s=30,N_e=34）；植物中被子植物占29%（N_s=71,N_e=75）居首，裸子植物5%。鱼类、大型真菌各约5%与4%，爬行、两栖、软体、藻类等均<2%。大熊猫N_e=18最高，丹顶鹤7次；N_e>5者全为动物。无脊椎多门（甲壳、蛛形、多数藻类）完全缺席。

3.2 保护状态与邮票发行

Poisson GLM模型平均显示，中国国家一级/二级保护等级对发行频率有显著正向效应（全模型系数0.514，去大熊猫后0.344，均P<0.05）；CITES附录等级在全模型边际显著（0.530）但去大熊猫后不显著；特有性（endemism）全模型显著、去大熊猫后跌出最优模型。IUCN与China Red List类别未进入任何最优模型，表明国内保护身份解释力高于国际受胁等级。AICc最优模型全数据为CITES+特有性+中国保护级（ω=0.538），去大熊猫后中国保护级单独最优（ω=0.400）。特种邮票承载绝大多数发行事件（N_e=289），发行时点在后补入保护名录者占相当比例。

3.3 保护政策与时间格局

邮票发行高峰通常滞后重大政策事件2–4年：1962年国务院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指示、1978年?《宪法》纳入环保、1989年动物保护名录、1999年植物保护名录、2011年自然保护区条例修订、2021年新旧两版名录调整，均在随后数年引致发行集中期。1979年起年均1.39套、5.36次事件；2022年野生动物邮票占比达29.2%为峰值。设计风格由艺术化转向科学绘图。逐年Pearson残差显示鸟类、哺乳类正残差持续放大，昆虫由早期正残差转为强负残差，整体偏差未随政策扩容收敛。

3.4 邮票对系统发育的代表性

系统树映射显示鸟、被子植物、哺乳、昆虫覆盖度最高，两栖、爬行、藻、真菌、海洋无脊椎极稀疏。卡方检验对中国物种池χ2₁₄=2745.65（P<0.001），对全球已描述物种χ2₁₃=4505.77（P<0.001）：鸟（全球已描述占0.71%）与哺乳（0.43%）远超其本底比例，昆虫在邮票中12.2%不足其全球63.6%之五分之一，甲壳与蛛形零呈现。时序上早期过度代表类群偏差加剧，昆虫因早期蝴蝶票暂显正偏后被鸟兽稀释转负偏。对比IUCN评估类群分布χ2₁₄=421.19（P<0.001），鱼虽占IUCN评估43.7%却在邮票低估，鸟兽在邮票与IUCN双高，大型真菌、无脊椎双低；残差相关r=0.52（P=0.058）未达显著，说明公众传播与学术评估偏向同向但非严格耦合。

讨论与结论翻译

邮票发行揭示中国大陆野生动物保护起步较晚（首套1962年丹顶鹤，1963年大熊猫）。全球最早野生动物主题票为1851年加拿大海狸，植物主题自1881年利比里亚油棕始，但早期多宣示主权或资源，真正保护意涵票随20世纪初大灭绝事件（如旅鸽）方兴。研究表明：中国大陆邮票野生动物表征延续并放大了保护生物学既有分类学偏差；鸟、哺乳、被子植物过度代表，昆虫及多数无脊椎、真菌、藻类严重低估；偏差随时间不减反增，重大政策节点未带来校正；国内保护等级而非IUCN等级主导入选，说明邮票选题受行政身份与审美双重驱动。结论指出，若无研究者介入提供分类学平衡清单，政府图像传播会自然复制学术界偏差。弥合决策者与科研人员鸿沟、将保护优先序写入战略传播规划，是修正公众认知偏差的必要前提；该结论可外推至货币、纪念币、 emoji 等同类型国家身份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