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ld Protection and Practice》：Concordance of Caregiver-Child Reports of Child Trauma Symptoms Following Maltreatment: The Role of Individual and Caregiver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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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虐待是一个严重且普遍的公共卫生问题，34.4%的加拿大成年人在回顾性报告中表示童年期曾遭受身体、性或情感虐待、忽视，或目睹家庭暴力（Afifi等，2025）。遭受虐待的儿童出现具有临床意义的创伤症状的风险增加（Alisic等，2014），例如闯入性思维、过
儿童虐待是一个严重且普遍的公共卫生问题，34.4%的加拿大成年人在回顾性报告中表示童年期曾遭受身体、性或情感虐待、忽视，或目睹家庭暴力（Afifi等，2025）。遭受虐待的儿童出现具有临床意义的创伤症状的风险增加（Alisic等，2014），例如闯入性思维、过度警觉、睡眠障碍、闪回、易激惹和抑郁（美国精神病学会，2022）。对于遭受虐待的儿童，创伤症状的准确评估对于治疗计划制定和提供有效的创伤聚焦护理至关重要。
最佳实践建议从多个信息提供者处获取创伤症状报告，包括儿童和照护者，因为每个信息提供者都能提供关于儿童功能的独特信息（Grant等，2020；Hunsley和Mash，2007）。尽管建议从多个信息提供者处获取报告，但照护者与儿童的报告往往存在差异。因此，理解与照护者-儿童一致性相关的因素对于准确评估和治疗计划制定均具有重要意义。
照护者-儿童对儿童创伤症状的一致性是指照护者与儿童对儿童心理健康症状的存在和严重程度的一致程度。换言之，这指的是照护者与儿童对儿童症状的评分有多相似。相反，照护者-儿童症状不一致性则指照护者与儿童症状报告之间的差异。专门探索创伤症状照护者-儿童一致性的研究通常报告一致水平为低至中度（De Los Reyes等，2015；Sheeringa等，2006；Stover等，2010；Stover等，2024；Wamser-Nanney和Campbell，2021a；Wamser，2023）。大多数研究表明，照护者往往比儿童报告更严重的症状（Carlston和Ogles，2009；Wamser-Nanney和Campbell，2021a；Wamser，2023）。
至今，检验与照护者-儿童一致性相关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人口学特征，如年龄和性别（Carlston和Ogles，2009；Skar等，2021；Stover等，2010；Wamser-Nanney和Campbell，2021a）。相比之下，对于可改变的保护因素（如照护者-儿童关系的特征或儿童个体优势）关注较少，这些因素可能提高一致性。识别这些因素可以为旨在改善创伤评估和治疗结果的干预措施提供信息。
与照护者-儿童一致性相关的社会人口学因素已有充分记录，包括儿童年龄、性别、种族，以及创伤经历的类型和长期性（例如性虐待与身体虐待）；然而，许多研究结果是混合的。一些研究表明男孩的一致性更高（Stover等，2010；Wamser-Nanney和Campbell，2021a），而另一些研究则认为这可能取决于所检查的症状类型。具体来说，一项研究表明女孩在内化问题方面的一致性差异更大，但在整体问题行为上并无差异（Carlston和Ogles，2009）。年龄的结果同样混合，有证据表明青少年的一致性更高（Skar等，2021），而另一些研究发现幼儿的一致性更高（Stover等，2010）。少数族裔和非生物学照护者还与较低的一致性相关（Wamser-Nanney和Campbell，2021a）。就创伤类型的影响而言，性虐待的一致性通常最高（Skar等，2021；Stover等，2010），且研究发现，遭受复杂创伤暴露的儿童在症状报告上往往有更大的不一致性（Wamser，2023）。总体而言，这些发现强调了照护者-儿童一致性的变异性，以及识别预测一致性的额外解释因素的必要性。
虽然探索影响一致性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很重要，但文献尚未探索可改变的保护因素，包括儿童和照护者保护因素。保护因素的概念源于心理韧性理论，定义为在经历逆境后缓冲不良结果的特性（Masten，2019；Racine等，2021）。保护因素可以包括儿童个体的特征，如社交能力（Haddow等，2021）、未来取向（Cui等，2020）和应对能力（Yule等，2019），以及与照护者关系的特征，包括情感和工具性支持（Racine等，2022）。个人和照护者保护因素均已被证明可以缓解童年期逆境暴露与创伤症状发展之间的关联（Racine等，2020）。
儿童保护因素，也称为个人保护因素，与儿童的积极结果相关；然而，它们对照护者-儿童一致性的影响尚未被探索。儿童的应对能力（即相信自己有适应的技能；Yule等，2019）和未来取向（即朝着未来目标努力；Cui等，2020）已被发现可以缓冲虐待与儿童结果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应对能力与照护者-儿童关于儿童情感体验的沟通增加相关（Gentzler等，2005）。具有更强应对能力的儿童可能能够更好地沟通他们的创伤症状，这将反过来使照护者对儿童的体验有更深入的理解。此外，未来取向也可能与照护者-儿童一致性相关，因为儿童可能渴望寻求治疗以支持其未来目标。这可能鼓励他们向照护者开放地分享症状体验，以便随后获得创伤治疗。
同样，已知照护者保护因素在儿童结果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有限的研究考察了它们对照护者-儿童创伤症状一致性的影响。一些研究表明，照护者的温暖和支持与儿童创伤症状的照护者-儿童一致性无关（Wamser-Nanney和Campbell，2021b）；然而，大量文献强调照护者-儿童关系在儿童心理健康症状发展和治疗中的作用（Racine等，2022；Unhjem等，2023；VanBronkhorst等，2023），这表明有必要进行进一步探索。例如，拥有温暖和支持性照护者的儿童可能更愿意与照护者沟通他们的创伤症状，这将反过来使照护者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有更多洞察。此外，牢固的照护者-儿童纽带可能使照护者对儿童更加敏感，并能够更好地观察儿童行为的变化。
总之，在遭受虐待的儿童样本中，调查与照护者-儿童一致性相关因素的文献有限，以及保护因素与儿童结果之间已确立的关联，凸显了在该样本中探索保护因素与照护者-儿童一致性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这些发现有可能为遭受虐待或有虐待风险的儿童的干预和预防项目提供信息。
除了理解影响一致程度的因素外，研究还探索了症状一致性的临床意义。也就是说，更强的照护者-儿童症状一致性与更高的治疗完成率（Humphreys等，2017；Wamser-Nanney，2022）和积极的治疗结果（Bambrah等，2018；Humphreys等，2017）相关。换言之，当照护者与儿童的症状学相协调时，儿童会被鼓励参与治疗并在幸福感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研究还表明，照护者-儿童一致性在治疗过程中趋于增加（DiCarlo等，2024），而这些增加与更好的治疗结果相关（Bambrah等，2018）。尽管检查驱动这些关系的机制的文献很少，但合理的解释是，随着照护者与儿童一起参与治疗，他们对儿童的症状学有了更深的理解。或者，儿童可能对自己的创伤症状体验更加敏感，并能够更好地向照护者表达他们的挑战。总体而言，理解与创伤症状一致性相关的因素有可能提高干预成功率，这对经历过虐待并有患上精神疾病症状风险的儿童至关重要。
当前研究旨在通过调查在高水平虐待暴露的临床样本中，照护者与儿童对儿童创伤症状报告的一致程度，来扩展现有文献。根据先前文献（De Los Reyes等，2015；Sheeringa等，2006；Stover等，2010；2024；Wamser-Nanney等，2020；Wamser-Nanney和Campbell，2021a；Wamser，2023），研究人员假设照护者与儿童对儿童创伤症状的报告将不一致。研究人员还考察了儿童年龄、儿童性别和累计ACEs与照护者-儿童一致性的关系。鉴于文献中关于年龄和性别的混合发现，以及探索累计ACEs影响的有限研究，研究人员未持有任何具体假设。最后，研究人员探索了保护因素（包括个人和照护者层面因素）是否能预测照护者-儿童一致性的程度。鉴于这些因素在文献中未被广泛探索，研究人员未持有具体假设。
儿童虐待是影响深远的公共卫生问题，全球范围内大量儿童暴露于身体、性或情感虐待、忽视及家庭暴力之下。遭受虐待的儿童出现创伤症状的风险显著升高，而创伤症状的准确评估是制定有效治疗计划的基础。临床上推荐同时获取儿童与照护者的症状报告，以多信息源互补提高评估准确性。然而，两者报告往往存在差异，这种不一致性可能干扰临床判断与治疗决策。既往研究主要聚焦年龄、性别等社会人口学特征与一致性之关联，结果混杂；而对可改变的、与照护者-儿童关系质量或儿童个体优势相关的保护因素，研究十分有限。鉴于照护者-儿童症状一致性已证明与较高的治疗完成率和积极治疗结局相关，识别其可改变的前因变量对于优化儿童创伤评估和干预效果至关重要。
基于此，研究人员在加拿大某儿童与青少年倡导中心开展了一项回顾性文件审查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研究，纳入2020年4月至2023年2月期间转介服务的71对儿童及其非施暴主要照护者。所有儿童均有虐待暴露史，其中94.3%经历过性虐待，平均累计不良童年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为3.7。研究采用儿童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量表（Child PTSD Symptom Scale, CPSS）分别获取儿童自评和照护者他评的创伤症状；采用儿童与青少年韧性测量（Child and Youth Resilience Measure, CYRM-R-17）评估儿童感知的照护者保护因素（如安全感、支持）和个人保护因素（如人际与内心技能）。统计分析包括计算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评估一致性、皮尔逊相关与独立样本t检验考察变量关联，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在控制年龄和性别后检验保护因素对不一致性的预测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组内相关系数ICC = 0.59（p < .001），表明照护者与儿童报告呈中度一致；配对t检验显示两者总分无显著差异。皮尔逊相关分析显示，照护者保护因素与不一致性呈显著负相关（r = -.40，p = .001），而个人保护因素、儿童年龄、累计ACEs与不一致性相关性不显著；不一致性在性别间亦无显著差异。回归分析中，在控制儿童年龄和性别后，照护者保护因素显著负向预测不一致性（β = -.38，p = .005），而个人保护因素预测作用不显著（β = -.24，p = .143）。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本研究中一致性高于以往文献报道，可能与样本中高比例性虐待暴露（94.3%）或治疗寻求家庭本身的觉察力有关。照护者保护因素的作用提示，当儿童感知到来自照护者的温暖与支持时，双方对症状的理解更趋一致；而个人保护因素未显著关联，可能因高应对能力儿童倾向于掩饰症状，或青少年更常向同伴而非照护者倾诉。临床实践中，应常规获取双信息源报告，关注照护者-儿童关系质量，并通过干预强化照护者支持能力以提升一致性、促进治疗参与和减少脱落。研究结论部分原文翻译为：当前研究填补了关于高虐待暴露儿童样本中与照护者-儿童创伤症状一致性相关因素的文献空白。尽管研究基于遭受虐待的小样本亲子对，但结果表明，照护者保护因素与创伤症状一致性相关，这凸显了照护者-儿童关系在确保准确识别儿童创伤症状中的重要性。同时支持儿童心理健康和照护者-儿童关系的干预措施，可能促进对儿童症状的共同理解，而这对于有效干预和康复至关重要。未来研究应继续探讨与照护者-儿童一致性相关的因素，以及其影响如何随时间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