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Reports》：Coworker phubbing and psychosocial work environment outcomes: A longitudinal mediation study
编辑推荐：
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纵向研究，主要目的是探讨在共享休息期间暴露于同事phubbing（电话冷落）如何通过拟议的中介变量——来自同事的社会支持和工作中的社区感——与组织承诺和工作投入相关联。同事phubbing指一名或多名个体在与同事面对面互动期间查看手机，从而可
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纵向研究，主要目的是探讨在共享休息期间暴露于同事phubbing（电话冷落）如何通过拟议的中介变量——来自同事的社会支持和工作中的社区感——与组织承诺和工作投入相关联。同事phubbing指一名或多名个体在与同事面对面互动期间查看手机，从而可能干扰沟通和社会参与的情况。该研究在瑞典劳动人群样本（n = 887）中进行了三轮调查，每轮间隔六个月，样本采用基于概率的方法招募。分析中采用了结构方程建模（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方法。在基线测量时，phubbing与心理社会工作环境结果呈显著负相关。然而，研究人员未发现phubbing在当前样本和时间间隔内对组织承诺或工作投入存在中介效应的证据。亦未发现phubbing对社会支持或社区感的纵向影响，也未发现社会支持和社区感对组织承诺和工作投入的纵向影响。因此，研究结果表明，在共享休息期间感知到的同事phubbing行为程度可作为潜在工作环境问题的并发指标，但不能为本研究条件下纵向效应提供证据。
同事低头族行为与心理社会工作环境的纵向研究解读
一、研究背景
智能手机的普及深刻重塑了职场中的人际互动模式。它一方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连接便利，另一方面也可能在物理空间上干扰身边同事之间的交流。phubbing（由phone与snubbing合成，指优先关注手机而忽视面对面互动的行为）构成了这种张力的典型体现。在现代职场中，智能手机既承担着工作任务协调与信息沟通的功能，也是连接员工私人生活的媒介，这种双重属性意味着职场中的手机使用常常穿插于正式工作与即时社交之间。
已有文献广泛证实phubbing与各类消极人际结果相关联，包括更高的冲突感知、社交排斥感以及更低的关系质量。然而，针对同事间phubbing现象的系统研究仍十分稀缺，尤其缺乏纵向追踪设计来厘清因果顺序。多数现有证据来自横断面调查，难以区分相关关系与真正的随时间变化过程。为弥补这一研究缺口，本研究以瑞典劳动人群为样本，依托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 SET）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 JD-R）构建双路径中介框架，采用三波间隔六个月的纵向追踪数据，系统检验同事phubbing是否经由社会支持和社区感间接影响组织承诺与工作投入。论文发表在《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Reports》。
二、理论框架与假设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际关系建立在感知资源互换的基础上，注意力、接纳与社会支持均为核心交换资源。当互动一方在面对面交流中被手机占据注意力，该信号会降低互动中的互惠感知，阻碍社会交换过程的启动与持续，从而削弱社会支持和社区感。JD-R模型则指出，社会支持与社区感作为工作资源，通过满足员工对胜任、自主和归属的基本心理需求，激发提升组织承诺和工作投入的动机过程。据此，研究人员提出六项假设：H1预测基线时phubbing与社会支持（H1a）、社区感（H1b）、工作投入（H1c）和组织承诺（H1d）负相关；H2预测社会支持和社区感与工作投入（H2a）和组织承诺（H2b）正相关；H3预测基线phubbing负向预测T1的社会支持与社区感；H4和H5分别预测T1社会支持和社区感正向预测T2的工作投入与组织承诺；H6预测phubbing通过两条中介路径间接预测较低的工作投入和组织承诺。
三、样本与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数据来自瑞典公民小组（SCP）的基于概率抽样子样本，该面板由哥德堡大学SOM研究所管理，最终分析样本为887名18至65岁且有全职或兼职工作的瑞典在职成年人（T0至T2三次测量）。测量工具包括同事phubbing量表（coworker phubbing scale, CWPS），重点采用主动phubbing维度；以及哥本哈根心理社会问卷第三版（Copenhagen Psychosocial Questionnaire, COPSOQ-III）中的社会支持、社区感、组织承诺和工作投入四维度分量表。核心分析采用结构方程建模框架，遵循Cole和Maxwell（2003）建议、Little（2024）排序的纵向中介检验流程，依次实施跨波次测量不变性验证、均衡假设与均值稳定性检验、残差协方差约束评估、省略路径筛选，最终构建过程模型计算间接效应，并采用稳健最大似然估计与全信息最大似然处理缺失数据。
四、主要研究结果
测量不变性检验
配置模型表现出良好拟合（CFI = 0.981），进一步施加度量不变性（ΔCFI = 0.000）和标量不变性（ΔCFI = 0.000）时拟合无实质损失，表明因子载荷和项目截距在三轮测量中稳定，满足纵向比较的前提。
均衡、均值不变性与零残差协方差检验
将潜变量协方差和方差约束为跨波次等同时模型拟合无实质恶化，均衡假设成立；潜均值跨时间恒定的模型亦无明显拟合损失。然而完全约束内生潜变量残差协方差为零时模型不收敛，提示存在未建模的共享方差。根据理论与统计考虑释放社会支持-社区感、组织承诺-工作投入、社区感-组织承诺三对约束后模型虽收敛，拟合仍显著恶化，表明有未纳入的干扰因素同时影响多个内生变量。
省略路径检验
以完全中介模型为基线，依次检验部分中介直接路径、滞后跳跃自回归路径和反向因果路径。结果显示直接路径（ΔCFI = 0.000）和反向路径（ΔCFI = 0.001）均未改善拟合，而滞后跳跃路径显著改善拟合（ΔCFI = 0.004），说明各变量T0对T2的同源影响超出经由T1的间接传递，该路径被纳入最终模型。
最终过程模型：横截面与纵向关联
基线时phubbing与社会支持（r = -.16）、社区感（r = -.21）、组织承诺（r = -.22）和工作投入（r = -.08）均呈显著负相关，支持H1。社会支持与社区感高度相关（r = .78），并与工作投入（r = .31）和组织承诺（r = .48、.63）呈中到强正相关，支持H2。然而，所有纵向交叉滞后路径均不显著：T0 phubbing未预测T1社会支持或社区感，T1社会支持和社区感亦未预测T2组织承诺或工作投入，H3至H5均未获支持；间接效应值极小且不显著，H6也未获支持。各变量相邻波次的自身回归路径均显著，表明研究构念在个体内高度稳定。
五、讨论与研究结论
基线关联的模式与此前横断面研究一致，phubbing与各心理社会变量间的负相关强度和方向均具可比性，表明同事phubbing量表的跨样本稳健性。讨论部分指出，纵向路径无效的可能解释包括：第一，六个月间隔可能超出效应发生的时间尺度，phubbing对社会交换的干扰可能更集中于当下互动情境；第二，测量工具捕捉的是对“典型”工作休息和行为模式的总体回溯感知，而非特定时点的暴露和结果水平；第三，phubbing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可能取决于团队规范和语境；第四，可能存在如整体职场氛围等未建模因素同时驱动各变量，使phubbing成为更根本问题的并发表现而非独立病因。上述解释强调了未来研究采用更短时间间隔、情境敏感测量和多水平数据设计的必要性。从实践角度看，phubbing虽未显示纵向致病作用，但作为易观察、易识别的并发信号，能够反映心理社会工作环境的潜在隐忧，为组织管理者提供了开展关于人际关注度、可获得性与职场氛围对话的切入点。
研究结论部分认为：在基线层面，共享休息期间感知到更高程度的同事phubbing暴露，与对社会支持、社区感、组织承诺和工作投入等心理社会工作环境指标更低的评价横断面相关；这表明智能手机虽已成为当代工作和个人生活不可分割且通常被预期的组成部分，但感知到较高同事phubbing暴露的员工对工作环境社会性和激励性维度的感知也相对消极。然而，在本研究的时间间隔和样本条件下，没有发现phubbing对组织承诺或工作投入的直接或间接纵向预测证据，也未发现社会支持和社区感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因此，研究结果支持将同事phubbing行为视为工作环境潜在问题的并发指标，但尚不能为纵向效应提供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