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Multi-layered influence of social-ecological contexts, forest governance types, and sociodemographic factors on perceptions of forest ecosystem services across Western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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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当地利益相关者如何感知森林生态系统服务(FES),尤其是在考虑社会人口因素和森林治理类型时,可为可持续森林利用与管理提供信息。然而,关于西非森林斑块所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此类证据仍然有限。研究人员在四个西非国家(多哥、贝宁、尼日利亚和喀麦隆)的九个森林斑块开
理解当地利益相关者如何感知森林生态系统服务(FES),尤其是在考虑社会人口因素和森林治理类型时,可为可持续森林利用与管理提供信息。然而,关于西非森林斑块所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此类证据仍然有限。研究人员在四个西非国家(多哥、贝宁、尼日利亚和喀麦隆)的九个森林斑块开展了2621项家庭调查。供给服务是最常被感知的森林效益(83.5%),其次是调节服务(12%)、文化服务(1.6%),另有2.9%的受访者认为无任何效益。逻辑回归模型显示,年龄组、教育水平、居住时长、主要职业和婚姻状况可解释FES感知的变异。然而,主要职业和婚姻状况对感知变化概率的影响较弱。克鲁斯卡尔-沃利斯非参数H检验揭示了不同社会人口因素间FES感知的显著差异。尽管FES普遍被认为重要,但对其随时间变化的感知在不同森林间存在差异。此外,森林治理类型在这些感知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居住在社区森林和家庭所有森林附近的居民。已识别的供给服务、调节服务和文化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感知差距构成了治理和政策风险。研究结果表明,在考察FES感知时,将社会-生态情境、社会人口因素和森林治理状况综合及分别纳入考虑,可揭示多层机制在多大程度上塑造可持续森林管理决策。忽视这些因素可能阻碍旨在可持续森林管理的政策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论文解读:西非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的多层影响因素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 ES)是指人类从自然中获得的惠益,对福祉和生计至关重要。森林生态系统服务(Forest Ecosystem Services, FES)包括供给服务(如食物、木材)、调节服务(如气候调节、水土保持)和文化服务(如精神愉悦、文化认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量人口依赖自然资源维生,理解当地人对森林的感知对于可持续管理至关重要。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大型连片森林,而对农业景观中广泛存在的森林斑块(forest patches)关注不足。西非地区的森林斑块虽面积较小,但生物多样性丰富,在提供生态系统服务方面发挥着关键但常被忽视的作用。同时,森林治理类型(如家庭所有森林、神圣森林、社区森林)如何影响当地人对FES的感知,仍缺乏实证研究。社会人口因素(年龄、教育、居住时长等)与治理类型的交互作用对感知的影响也尚不明确。为此,研究团队跨越多哥、贝宁、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四国的九个森林斑块,系统考察了社会-生态情境、森林治理类型和社会人口因素对FES感知的多层影响。该研究发表于《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期刊,旨在为西非可持续森林管理提供实证依据。
**二、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四个西非国家(多哥、贝宁、尼日利亚、喀麦隆)的九个森林斑块周边的社区开展了共计2621份家庭问卷调查。数据收集使用具有离线功能的Epicollect5?平台。统计方法包括:用于检验社会人口特征分布差异的卡方齐性检验(Chi-square test for homogeneity);用于比较三类FES感知频率差异的弗里德曼检验(Friedman test);用于评估社会人口因素对感知概率影响的二元逻辑回归模型(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及平均边际效应(Average Marginal Effects, AME)后验检验;用于识别不同组间感知差异的克鲁斯卡尔-沃利斯H检验(Kruskal-Wallis H test)和Dunn-Bonferroni事后检验;用于分析治理类型与社会人口因素交互作用的多元高斯广义线性模型(GLM);以及用于比较不同农业生态区(Agroecological Zones, AEZ)差异的独立样本t检验。
**三、研究结果**
**3.1 森林周边当地利益相关者的社会人口特征**
在2621个受访家庭中,45.6%位于热带温暖湿润区(Tropical Warm & Humid, TWH),54.4%位于热带温暖亚湿润区(Tropical Warm & Subhumid, TWS)。男性户主占主导(各农业生态区均超过70%),反映该地区父系制度特征。多数受访者接受过中学教育(39.6%),居住时长超过20年,主要职业为农业(各生态区均超50%)。家庭规模平均6人,约3名儿童。卡方齐性检验(Monte Carlo校正χ2检验,p < 0.001)表明,各森林斑块之间的社会人口特征存在显著差异,支持了假设H1。
**3.2 西非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
基于CICES v5.1分类,研究将受访者报告的森林效益归为三类。总体而言,供给服务是最常被感知的效益(83.5%),主要包括食物、薪柴(木柴和木炭)、建筑木材、药用植物、非木质林产品(NTFP)、丛林肉、渔业和饲料。调节服务占12%,主要涉及降雨(水调节)、清新空气(空气质量调节)、遮荫(气候调节)、防风、洪水调节、土壤肥力、生物多样性栖息地和侵蚀控制。文化服务仅占1.6%,主要体现为文化认同、生态旅游和宁静感。另有2.9%的受访者表示未获得任何效益。弗里德曼检验显示三类FES的感知频率差异显著(χ2(2) = 3025, p < 0.001),供给服务显著高于调节和文化服务,支持假设H2。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TWH区的FES感知平均得分(7.94)显著高于TWS区(2.91)(t = ?36.86, p < 0.001)。
**3.3 社会人口特征对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的影响**
二元逻辑回归模型(χ2(1) = 252.37, p < 0.001)表明,年龄组、性别、教育水平和居住时长是显著预测因子(p < 0.001),主要职业和婚姻状况的影响较弱(p < 0.01)。参考群体(20-35岁青年、未婚、无正规教育、居住11-15年、正式失业)表现出较高的FES感知。具体而言,女性(OR = 0.55)、20-35岁年龄组(OR = 0.36)和无正规教育者(OR = 0.55)感知FES的几率分别比参考组低45%、64%和45%;而居住11-15年(OR = 4.00)、从事家务劳动(OR = 3.19)和单身(OR = 3.48)的受访者感知FES的几率分别约为参考组的4倍、3倍和3.5倍。因此,假设H3a(即年长、男性、高教育水平、森林相关职业且居住超20年者感知更强)被拒绝。克鲁斯卡尔-沃利斯H检验进一步揭示了不同社会人口因素对各类FES感知的显著差异,且Dunn-Bonferroni事后检验显示某些变量(如年龄、教育、居住时长、职业、婚姻状况)在特定森林中存在组间差异,支持了假设H3b。
**3.4 森林治理类型对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的影响**
按治理类型划分,克鲁斯卡尔-沃利斯H检验显示:对于供给服务,神圣森林和家庭所有森林中年龄组、居住时长、教育水平和婚姻状况均显著,而社区森林仅教育水平显著;对于调节服务,家庭所有森林中所有社会人口因素均显著,社区森林仅教育水平和主要职业显著,神圣森林中无显著因素;对于文化服务,神圣森林中仅主要职业显著,社区森林中仅教育水平显著,家庭所有森林中无显著因素。Dunn-Bonferroni检验进一步表明,年龄组、教育水平、居住时长和主要职业在不同治理类型中的组间差异显著,支持假设H4a。多元广义线性模型(GLM)分析显示,治理类型与社会人口因素间的交互作用显著改善了模型拟合(F(2568, 2530) = 4.89, p < 0.001),表明社会人口因素与FES感知的关系因治理类型而异。例如,在家庭所有森林中,无正规教育者(β = –3.45, p = 0.001)和大学教育者(β = –1.84, p < 0.001)的FES感知较低;而在神圣森林中,小学教育者感知较高。社区森林在所有社会人口群体中始终表现出最高的FES感知,家庭所有森林居中,神圣森林最低(Tukey事后检验p < 0.001),支持假设H4b。关于FES变化感知,重要性方面,供给服务得分最高(多数为4),调节服务次之(3),文化服务最低(1)。变化幅度方面,多数受访者表示“不知道”,但有报告者普遍感知“减少”。克鲁斯卡尔-沃利斯H检验显示,治理类型间FES变化感知存在显著差异(χ2(2) = 6.188, p = 0.04),家庭所有森林与神圣森林间差异显著(z = 2.48, p = 0.038),支持假设H4c。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西非当地利益相关者优先感知供给服务,这与非洲其他地区的研究一致。供给服务对农村生计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但过度依赖可能带来资源过度开发风险。调节服务(如降雨、空气净化)和文化服务(如文化认同)被感知较少,可能反映环境意识不足以及传统信仰弱化,这可能导致政策制定低估森林的长期惠益。社会人口因素(年龄、教育、居住时长)和治理类型共同塑造FES感知,且社区森林管理能带来更均衡、更稳定的感知结果。治理结构在塑造FES感知中起到关键作用,但治理改革需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研究结论强调,必须在可持续森林管理策略中纳入当地感知和优先事项,采用适应性治理,考虑不同利益相关者视角,并提高对调节和文化服务的认识。同时,忽视社会-生态情境、社会人口因素和治理类型的多层交互作用,将削弱政策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五、研究结论翻译**
本研究从四个西非国家(多哥、贝宁、尼日利亚和喀麦隆)的九个森林斑块考察了当地利益相关者对森林生态系统服务(FES)的感知。结果显示,供给服务被绝大多数受访者视为最重要的FES。年龄组、性别、教育水平、社区居住时长和主要职业等社会人口因素显著影响FES感知。重要的是,森林治理制度与社会人口因素的结合成为塑造FES感知的关键因素。不同治理类型间的FES差异表明,具有较强地方规范、习惯制度和准入规则的治理体系显著影响森林惠益的认知与价值评估。总体上,研究地点对FES随时间变化的感知水平较低,表明人们对FES供给变化的认知有限。研究结果凸显了将当地感知和优先事项纳入森林管理策略的重要性,强调适应性治理需考虑多样利益相关者视角,提高对调节和文化服务的认识,并促进集体学习。此外,在实施此类策略时考虑森林治理制度和当地社区的社会人口特征,有助于在西非实现更具情境针对性、包容性和有效性的可持续森林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