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OS Global Public Health》：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under son preference in Vietnam: The role of child gender and birth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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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越南持续存在的重男轻女观念，该国已历经二十余年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产前性别选择现象，然而关于性别差异是否在存活儿童的儿童早期发展阶段显现，目前知之甚少。本研究考察了越南24–59月龄儿童在早期儿童发展（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E
鉴于越南持续存在的重男轻女观念，该国已历经二十余年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产前性别选择现象，然而关于性别差异是否在存活儿童的儿童早期发展阶段显现，目前知之甚少。本研究考察了越南24–59月龄儿童在早期儿童发展（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ECD）方面的性别差异，并探讨出生顺序和家庭环境——作为重男轻女观念的关键标志——是否调节了这些差异。研究采用2020–2021年越南多指标类集调查（Vietnam Multiple Indicator Cluster Survey）中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依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框架，从健康、学习和心理社会三个维度评估ECD状况。研究估计了多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并针对儿童、母亲、家庭和住户特征进行了调整，同时纳入交互项以检验调节效应。在2，354名儿童中，21.3%存在发育偏离轨道。总体而言，未观察到ECD方面的性别差异。然而，当纳入出生顺序考量时，性别差异显现：头胎女儿具有最高的发育概率，而头胎儿子的发育概率最低。这些模式可能反映了对重男轻女观念较弱家庭的筛选效应、生物学易感性的差异，以及受文化期望影响下的性别化父母投资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ECD积极结果的其他显著预测因素包括：无功能障碍、母亲教育程度较高、家庭财富较多、可获得儿童书籍以及家庭参与激励性活动的程度较高。越南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情境：强烈的产前重男轻女观念与儿童早期总体中性的性别结果并存。尽管如此，特定出生顺序下的性别模式凸显了家庭动态在塑造发展机会中的重要性。随着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和家庭结构演变，需要持续监测以评估性别差异是否可能出现。
**论文解读：越南重男轻女背景下儿童早期发展的性别差异与出生顺序调节效应**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儿童早期发展（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ECD）是塑造个体未来学业成就、经济前景和社会能力的关键窗口期。生命历程理论强调，童年期的认知、情感和社交技能发展对人生后续轨迹具有深远影响。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理论指出，儿童发展受多重环境系统交互作用的影响，而家庭作为最核心的微观系统，其资源分配、养育行为和情感投入直接影响儿童的发展轨迹。资源稀释理论进一步表明，随着家庭中子女人数的增加，父母可分配的经济资源和精力逐渐减少，可能导致年长子女获得更多资源而发展更好。然而，这种资源稀释并非性别中立，在性别不平等程度较高的社会中，父母更倾向于优先投资儿子的教育和发展，从而加剧性别间的发展差距。
越南是东亚儒家文化圈中重男轻女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家之一。自1999年以来，越南出生性别比（Sex Ratio at Birth，SRB）持续攀升，从107升至2021年的112，2024年达到110.6，位居全球第四，远高于正常范围（104–107）。这种持续的产前性别选择现象源于父系文化规范、家族姓氏传承、宗教祭祀义务以及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产前性别选择严重，越南并未表现出女性超额死亡率的证据。这一独特的人口学特征引出一个关键问题：在出生后存活的儿童中，性别差异是否在儿童早期发展阶段显现？重男轻女的影响是否止于产前，还是继续延伸至出生后的养育过程并影响儿童的发展轨迹？
尽管已有研究探讨了越南儿童营养、免疫接种和母乳喂养等方面的性别差异，但尚未有研究系统考察出生顺序和同胞性别构成等家庭层面因素如何共同调节ECD中的性别差异。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指标，缺乏对儿童发展多维度的综合评估，更未将家庭动态纳入分析框架。因此，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2020–2021年越南多指标类集调查（Vietnam Multiple Indicator Cluster Survey，MICS）数据，首次在重男轻女观念持续的背景下，系统考察24–59月龄儿童ECD的性别差异，并检验出生顺序和家庭环境的调节作用。
**二、研究方法概述**
本研究采用2020–2021年越南MICS6横断面调查数据，该调查由越南统计局（General Statistics Office of Vietnam，GSO）于2020年11月18日至2021年2月3日实施，采用两阶段分层整群抽样设计，基于2019年越南人口普查构建抽样框。研究最终纳入2，354名24–59月龄、其亲生母亲完成访谈的儿童。
研究采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UNICEF）制定的2030年儿童早期发展指数（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Index 2030，ECDI2030）评估儿童发展状态，涵盖健康、学习和心理社会发展三个维度共20个条目。根据UNICEF推荐的不同月龄最低阈值标准，将儿童分为“发育在轨”（on track）和“发育偏离轨道”（off track）两组。主要解释变量为儿童性别和出生顺序（独生子女、头胎、二胎、三胎及以上），同时构建了同胞性别构成变量（是否有至少一位哥哥）。研究采用序列多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逐步纳入儿童特征、母亲特征、家庭环境和住户特征等协变量，并在最终模型中纳入儿童性别与出生顺序的交互项。通过估计平均预测概率直观呈现不同性别和出生顺序组合下的发育概率，并进行了多项稳健性检验（如probit模型、去除抽样权重、排除独生子女、排除多子女家庭的额外样本等），以确保结果的稳定性。模型诊断显示拟合良好，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均低于5，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主要研究结果**
**（一）研究样本特征**
在2，354名24–59月龄越南儿童中，78.7%被分类为发育在轨，21.3%发育偏离轨道。男孩占样本的51.8%。发育在轨比例随年龄增长而下降，从2岁组的82.5%降至4岁组的74.8%。出生顺序分布方面，二胎儿童占比最高（48.8%），独生子女占22.1%，头胎占15.9%，三胎及以上占13.2%。母亲教育程度呈显著梯度效应：母亲仅受小学及以下教育的儿童中仅59.0%发育在轨，而母亲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儿童中该比例达83.1%。拥有10本以上书籍的儿童中91.7%发育在轨，而家中无书籍的儿童中该比例仅为73.3%。此外，家庭财富、城乡居住地和民族归属均与ECD状况显著相关。
**（二）不同出生顺序下的儿童早期发展性别差异**
模型1仅纳入儿童性别和出生顺序，结果显示性别对发展状态的影响不显著。在逐步加入儿童、母亲和家庭特征协变量的模型2和模型3中，儿童性别与ECD之间的关系仍不显著，表明在控制相关因素后，越南24–59月龄儿童的整体发育状态不存在明显性别差异。然而，当模型4纳入儿童性别与出生顺序的交互项后，该交互项具有联合显著性（Wald检验），表明性别与ECD之间的关联随出生顺序而变化。平均预测概率分析揭示了显著的组间差异：头胎女儿的平均在轨预测概率最高（0.87，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0.81–0.92），显著高于多数出生顺序下的儿子；三胎及以上女儿的发育概率最低（0.74，95%CI：0.64–0.84）；头胎儿子的发育概率最低（0.69，95%CI：0.58–0.80），而独生儿子的发育概率最高（0.85，95%CI：0.80–0.90）。
**（三）家庭因素对儿童早期发展的影响**
多变量分析显示，母亲教育程度是ECD的强预测因子：母亲受过初中教育的儿童发育在轨的几率是母亲仅受小学及以下教育儿童的1.65倍（95%CI：1.08–2.54），母亲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儿童相应几率为1.58倍（95%CI：1.01–2.47）。拥有10本以上儿童书籍的儿童发育在轨几率是无书籍儿童的2.40倍（95%CI：1.34–4.29）。过去三天内参与5–6项激励性活动（如阅读、讲故事、唱歌、户外活动、玩耍、命名、计数或绘画）的儿童发育在轨几率提高1.48倍（95%CI：1.09–2.02）。经历心理攻击而无体罚的儿童发育在轨几率高于未受任何纪律管教的儿童（比值比[Odds Ratio，OR]=2.05，95%CI：1.09–3.84）。来自最富裕家庭的儿童发育在轨几率是其他财富组儿童的1.56倍（95%CI：1.04–2.33）。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是首次在越南背景下运用性别与出生顺序框架系统分析儿童早期发展性别差异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尽管越南存在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传统和严重的产前性别选择，但存活儿童在24–59月龄阶段的整体发育状态未呈现显著的性别差异。这一发现与越南独特的“歧视时点集中”模式相符：歧视高度集中于产前阶段，儿童早期阶段暂时缓和，而在生命历程后期（如收入、劳动力参与、家务分工和家庭领导权等方面）重新加剧。
然而，引入出生顺序作为调节变量后，显著的性别模式浮现。头胎女儿展现最高的发育概率，而头胎儿子呈现最低的发育概率。这一看似反直觉的模式可能由多重机制共同驱动。其一，选择效应：由于越南一胎出生性别比已偏高，头胎女儿更可能出生于重男轻女观念较弱的家庭。同时，当代越南家庭日益追求“一男一女”的理想子女性别组合，头胎女儿因使家庭更接近这一理想状态而受到重视，从而在儿童早期获得较多投资。其二，生物学差异：女性具有公认的生存优势，男性儿童对环境冲击更为敏感，在营养匮乏等压力情境下更易出现生长迟滞和发展延迟。其三，父母投资模式差异：资源稀释理论预测随子女数量增加资源递减，头胎儿子在弟弟妹妹出生后经历资源分流从而发展受阻，而头胎女儿则保持较高的发展稳定性。此外，越南文化中长子（“cháu ?ích t?n”）承载传承香火和祭祀祖先的重要责任，这一极高文化期望可能转化为过度保护型养育，限制儿童的自主探索与发展潜能。
研究同时确认了母亲教育程度、家庭学习资源（书籍数量）、照料者参与度、家庭财富等对ECD的积极促进作用，揭示了社会经济不平等对儿童发展机会的深远影响。这些发现对公共健康政策具有重要启示：在生育率持续下降和家庭结构演变的背景下，应加强对弱势儿童群体（尤其是多子女家庭和母亲教育程度较低家庭）的早期发展支持，营造公平的养育环境，确保每个越南儿童都能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
本研究具有若干局限性：横断面设计无法确立因果关系；对进行中家庭的出生顺序测量可能存在分类偏误；仅涵盖同住子女可能低估完整生育史效应；未纳入营养状况、母乳喂养、免疫接种、儿童气质、父亲特征和医疗保健系统等潜在影响因素。未来研究应通过纵向数据追踪完整家庭形成后的出生顺序效应，并采用一手数据深入考察养育质量等深层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