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污染控制中的经济权衡取舍：来自中国“大气十条”政策的证据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Navigating Economic Trade-Offs in Air Pollution Control: Evidence from China's Ten Measures for Air Policy

　　

**摘要**

中国的"大气十条"（TMA）是发展中国家实施的最严格的全国性空气污染治理政策之一。尽管规模庞大，此类监管的广泛经济后果仍未得到充分理解，部分原因在于政策实施的内生性。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全面的监管强度指数，并利用气象条件与污染结果之间由政策引发的结构性变化，在双重差分框架内对执法强度进行工具变量处理。基于2008年至2018年间285个地级市的微观面板数据，我们识别了更严格监管所伴随的明确经济权衡。一方面，较强的政策强度通过引发合规相关调整（包括劳动力从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而降低区域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该政策促进了产业升级和清洁生产调整，并与受监管上市公司创新投入和一般专利申请的增加相关，尽管我们未发现绿色专利反应具有统计显著性的证据。治理能力在塑造这些结果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执法力度更强且拥有有力配套措施的城市能更有效地管理调整成本，而治理能力较弱的城市则放大了经济损失并鼓励污染企业的转移。这些发现凸显了政策设计、执法质量、财政能力和跨区域协同治理在实现环境目标的同时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要性。

**引言**

空气污染对快速工业化经济体构成了重大挑战，损害了城市生产力、公共健康和长期可持续性。大量研究表明，暴露于细颗粒物（PM2.5）会降低劳动生产率、恶化公共健康，并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Chen等，2013；He等，2016；Schlenker & Walker，2016；Zhang等，2017）。中国面临着尤为严重的空气质量恶化问题，促使2013年启动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即广为人知的"大气十条"（TMA）。该政策分三个阶段连续实施，代表了中国历史上最严格的空气质量法规，为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寻求平衡的国家提供了重要借鉴（Yu等，2022）。

尽管已有研究记录了污染的成本和监管的环境效益（Yu等，2022；Chen等，2022；Fu等，2021），但相对较少的研究评估了大规模空气污染治理政策的更广泛宏观经济后果。因果识别仍然具有挑战性，因为政策严格性往往内生于当地经济状况（Greenstone & Gayer，2009）。

本研究评估了TMA的经济影响并应对这些方法学挑战。本文的核心贡献在于揭示了一个由政策引发的结构性变化——即气象条件与污染结果之间的关系。虽然气象变量在文献中常被用作PM2.5浓度的工具变量，但我们发现，TMA实施后传统的天气—污染关系有所减弱。相反，本地气象条件与监管强度呈强相关，反映了在新型监管制度下，气象驱动的污染压力如何影响执法努力。我们利用这一结构性变化，在双重差分（DID）框架内对政策强度——而非污染水平——进行工具变量处理。这种方法为监管严格性的变异提供了新的、可能外生的变异来源，增强了我们因果解释的可信度。

利用2008年至2018年间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并结合企业层面数据集，我们利用各城市早期实施强度的差异，估计更严格监管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政策强度通过政府工作报告中空气质量术语的出现频率来量化，捕捉不同地方政府在执法重点上的差异。

除估计总体效应外，我们将影响分解为三个关键生产端渠道：(i) 产业结构调整，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相关（Grossman & Krueger，1995）；(ii) 要素配置和合规成本，由合规成本假说所强调（Gray，1987；Greenstone，2002）；以及(iii) 创新投入和一般专利反应，与波特假说相关但不足以确立该假说（Porter & van der Linde，1995）。此外，我们探讨了差异性监管是否引发了污染密集型企业的转移，正如污染避难所假说所建议的（Copeland & Taylor，1994），并考察了财政能力和协同治理如何影响调整成本和转型机会的分配。

我们的发现揭示了明确的经济权衡。更严格的监管通过促使合规驱动的资源重新配置，特别是污染密集型部门，降低了短期经济产出。与此同时，该政策促进了产业升级和清洁生产调整，并与上市公司研发人员数量和总专利申请的增加相关。然而，无论是在企业层面还是城市层面，我们均未发现绿色专利反应具有统计显著性的证据，因此对创新证据进行谨慎解释。治理差异进一步塑造了这些结果：执法力度更强、财政约束较低且协同治理导向更明确的城市能更有效地管理调整成本，而治理较弱的城市则放大了负面影响并鼓励污染企业的转移。

本研究做出三项主要贡献。首先，它提供了中国最具雄心的空气质量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的全国性证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相关见解。其次，通过使用气象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并提供了工具变量有效性、结构断点和政策强度度量的额外检验，推进了方法学的严谨性。第三，通过展示财政能力、协同治理、市场导向型制度和空间监管不对称如何影响环境监管引起的成本和潜在转型反应，突显了城市间效果的不均。这些贡献加深了我们对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性之间权衡的理解，并为具有异质制度能力的城市决策者设计环境政策提供了经验教训。

**节选：空气污染的空气污染治理政策的经济影响**

空气污染具有深远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特别是通过其对健康和劳动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大量文献记录了空气污染显著损害工人及其家庭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从而降低劳动供给和生产力（Chen等，2013；He等，2016；Schlenker & Walker，2016；Ebenstein等，2017；Zhang等，2017）。其他研究强调了间接劳动力市场效应，表明

**数据**

本研究使用2008年至2018年的数据，涵盖了TMA政策实施前的关键年份以及完整的政策实施窗口期。我们

**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首先，我们使用地区GDP的对数作为因变量，检验政策强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根据模型(1)，我们获得关键解释变量Treatit的估计系数δ。回归结果见表1。

在表1中，列(1)使用政策强度指数作为政策变量估计了固定效应面板回归。Treatit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

**机制分析**

本节通过三个主要渠道探讨空气污染治理政策如何影响区域经济表现：产业结构调整、资本向清洁生产的再配置以及有限的创新反应。

**平衡政策引发的经济压力与空气质量改善的效益**

大量文献发现雾霾（PM2.5）抑制经济增长（如Chen等，2022；Fu等，2021）。因此，雾霾控制政策应通过改善空气质量来缓解部分这一拖累。然而，我们的基准估计显示，雾霾控制强度对增长存在短期的总体负效应。这与文献并不矛盾，一旦我们区分两条渠道：(i) 直接渠道，即监管提高合规成本并引发要素流出；(ii)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提供了关于中国"大气十条"如何通过施加短期调整成本并引发结构和清洁生产反应来重塑城市经济的全面证据。结合城市和微观层面的面板数据以及基于气象的工具变量策略，我们证明，在实施窗口期内，更严格的监管强度导致了GDP的可衡量下降，这主要由合规相关的资源重新配置和劳动力减少所驱动

**资金**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准号72473168和72573196）以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的支持。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程宇丹：写作—审阅与编辑，写作—原稿撰写，验证，软件，方法学，获取资金，形式分析，概念化。田雯佳：写作—审阅与编辑，写作—原稿撰写，验证，软件，方法学，获取资金，形式分析，概念化。

程宇丹 | 田雯佳

中央财经大学 统计与数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