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Open Innovation: Technology, Market, and Complexity》：The Anchor Trap and the Absorptive Capacity: Divergent Paths of University-Induced Economic Growth in Core and Peripheral European Regions by PLS-SEM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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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学超越其传统的第三使命，其日益参与到复杂的五重螺旋及N重螺旋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中，在技术商业化与紧迫的可持续发展需求之间寻求平衡。本研究调查了欧洲经济区（EEA）内的301所大学，分析学术创新产出（Horizon 2020参与、专利、衍生企业）及多维度可
随着大学超越其传统的第三使命，其日益参与到复杂的五重螺旋及N重螺旋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中，在技术商业化与紧迫的可持续发展需求之间寻求平衡。本研究调查了欧洲经济区（EEA）内的301所大学，分析学术创新产出（Horizon 2020参与、专利、衍生企业）及多维度可持续发展概况与区域经济及劳动力市场结果之间的关联。研究利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实证结果表明：区域科学与人力资本与区域GDP及就业呈显著正相关，但在总体层面上，技术创新产出向经济增长的直接转化并不存在，这可能指向“区域创新悖论”。此外，环境可持续性绩效与创新能力呈正相关，而社会可持续性成果在短期内似乎存在结构性脱耦。最后，多组分析（MGA）揭示了关键的空间不对称性：学术卓越的经济回报集中于具备强大吸收能力的高密度都市枢纽，而在低密度边缘地区，大学主要通过发挥关键锚定机构的功能来稳定地方经济。
论文解读：锚定陷阱与吸收能力——核心与边缘欧洲地区大学驱动经济增长的分化路径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机构（HEIs）的职能已发生深刻演变。从中世纪的教学型大学，到洪堡式研究型大学，再到制度化确立的“第三使命”，大学的角色持续扩展。当代大学已不再被视为孤立的学术知识创造中心，而是被定位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核心结构性锚点。随着开放式创新理念的融入，以及可持续创业型大学（SEU）范式的兴起，大学日益需要将技术商业化与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践行相结合。然而，这一“绿色转向”究竟能为所在区域带来切实的经济溢价，还是仅仅作为一种声誉信号而缺乏实质性的地方溢出效应，仍存在根本性的不确定性。
这一结构性问题在欧洲当前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尤为突出。欧盟委员会近期发布的多份高层战略评估报告（如Draghi报告与Letta报告）尖锐地指出了欧盟全球竞争力停滞及与前沿经济体之间生产率差距扩大的现实。在此背景下，欧盟的知识驱动增长战略在法律和操作层面都将大学定位为执行“双重转型”（绿色与数字）并缓解区域社会经济差距的核心工具。然而，一个持续存在的空间悖论仍未得到解决：尽管欧洲宏观政策高度依赖学术基础设施来驱动区域增长，但实证证据表明，大学投入与区域产出之间的传导渠道高度非线性、存在结构性脱耦，并且严重依赖于区域自身特征。
现有文献虽已对上述孤立领域进行了广泛探讨，但缺乏能够实证检验这些领域之间结构传导机制的综合模型。具体而言，全球排名所体现的机构“声望”是否能够自动转化为区域经济收益，抑或在象征性的大学投入与实际区域成果之间存在结构性脱耦，这一问题尚不明确。同时，关于大学在技术转移（从研发到GDP）中作用的讨论虽多，但对于新的“绿色转向”（SDG导向）能否为所在区域带来可衡量的经济效益，抑或仅仅是一项声誉投资，学界知之甚少。
二、研究设计与核心发现
为回应上述理论与实证空白，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基于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的综合分析框架。研究样本覆盖欧洲经济区（EEA）内的301所大学及其对应的NUTS 2区域，数据整合自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与QS世界大学排名、欧盟统计局（Eurostat）、CORDIS（Horizon 2020项目数据库）、区域创新记分牌（RIS）及DeepTech等多个公开来源，形成301×87的数据矩阵。研究将机构绩效代理变量（Uni）、多维可持续发展维度（SDG_env、SDG_soc）、欧洲竞争性研究资助（H2020）及技术转移（Tech_Transfer）整合于统一模型中，以揭示大学对欧洲经济振兴的贡献路径。
研究采用多阶段方法：首先，对缺失数据应用基于分类回归树（CART）算法的链式方程多重插补（MICE）进行处理；其次，运用PLS-SEM评估测量模型与结构模型；最后，通过多组分析（MGA）考察不同区域密度类型下的路径差异。研究将样本按区域人口密度三分位数划分为低密度边缘区域（n=99）与高密度都市枢纽（n=101）进行对比分析。
研究核心发现包括：第一，区域科学与人力资本（Regedsci）对区域GDP和就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技术创新产出（H2020、Tech_Transfer）在总体层面向经济增长的直接转化并不显著，提示存在“区域创新悖论”。第二，环境可持续性绩效（SDG_env）与创新能力呈正相关，而社会可持续性成果（SDG_soc）在短期内呈现结构性脱耦。第三，多组分析（MGA）揭示了显著的空间不对称性：学术卓越的经济回报集中于具备强大吸收能力的高密度都市枢纽，而在低密度边缘地区，大学主要通过充当关键锚定机构来稳定地方经济。
三、研究结果分述
测量模型评估： 研究首先对测量模型进行了信度与效度检验。反映型构念（Regedsci、Uni）的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均超过0.50，组合信度（rhoC）超过0.70，满足收敛效度要求。环境可持续性构念（SDG_env）的Cronbach's alpha虽相对较低（0.559），但更精确的组合信度（rhoC=0.757）确认了其内部一致性。社会可持续性构念（SDG_soc）的AVE略低于0.50（0.487），但较高的组合信度（0.823）表明在该探索性情境下收敛效度可接受。异质-单质比率（HTMT）检验显示所有构念间的HTMT值均低于0.90阈值，确认了判别效度。形成型构念（Tech_Transfer、Econ）的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中，技术转移指标VIF值为1.23，无共线性问题；经济成果构念的VIF值为5.48，虽略超保守阈值但具有理论合理性。
结构模型评估： 在全样本（N=301）分析中，机构声誉（Uni）对区域科学人力资本积累（Regedsci）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区域科学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繁荣（Econ）和就业（Employment）均呈现显著正向关联。然而，竞争性研究资助（H2020）和技术转移（Tech_Transfer）对区域经济成果的直接效应在总体层面不显著，印证了“区域创新悖论”的存在。环境可持续性绩效（SDG_env）对H2020获取和技术转移产出均呈现正向驱动作用，而社会可持续性绩效（SDG_soc）对两者的影响在总体层面未达显著水平。
多组分析（MGA）结果： 基于密度分组的对比分析揭示了显著的空间路径差异。在高密度都市枢纽中，机构声誉对区域经济繁荣的直接正向效应显著强于低密度边缘区域，这归因于马歇尔-阿罗-罗默（MAR）集聚外部性带来的高效知识吸收与商业化能力。相反，在低密度边缘区域，机构声誉对区域就业水平的效应更强，大学作为主要锚定机构在地方劳动力市场中发挥稳定作用。同时，机构声誉对区域科学人力资本积累的驱动力在低密度区域更强，反映了薄弱制度生态对单一学术灯塔的结构性依赖。值得注意的是，区域科学人力资本向经济繁荣的转化效率在高密度区域显著更高，印证了吸收能力的关键调节作用。在可持续性-创新关联的空间动态方面，环境可持续性绩效对技术转移的正向驱动仅在高密度枢纽中显著，而在低密度区域则表现为暂时性结构成本负担；社会可持续性绩效对技术转移的促进作用在低密度区域显著更强，这归因于更强的社区嵌入性、本地化社会创新及节约型适应需求。竞争性创新资助（H2020）向经济增长的宏观转化仅在高密度生态系统中显著，进一步证实了区域吸收能力的空间偶然性。
四、结论与讨论
研究结论指出，大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路径存在根本性的空间分化。在高密度都市枢纽，大学通过集聚外部性与强大吸收能力实现知识的高效商业化，学术卓越直接转化为经济收益；而在低密度边缘区域，大学主要作为锚定机构发挥稳定地方经济与就业的功能，其创新产出因本地产业基础薄弱而面临知识外溢的挑战。这一发现对欧洲区域政策具有重要启示：区域创新政策必须基于地方吸收能力进行差异化设计，而非采用“一刀切”的供给推动模式。研究同时揭示了可持续性绩效与区域经济成果之间的复杂关联，环境可持续性与创新能力建设呈正相关，而社会可持续性成果的短期经济效应尚不明显，提示政策制定者需以更长远的视角评估社会可持续性投资的价值。论文发表于《Journal of Open Innovation: Technology, Market, and Complex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