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E: Nature and Space》：Porous fences and elephant agencies: Rethinking infrastructure in the Okavango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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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近年来关于基础设施与空间的文献激增，但许多领域的基础设施崩溃仍被呈现为技术故障、维护疏忽或人为破坏的结果。基础设施崩溃因此多被定性为异常现象，归因于材料缺陷、资源匮乏或人类不服从，这再生产了规范性观念，即成功的基础设施应在其环境中保持稳定，并按照其初始设计
尽管近年来关于基础设施与空间的文献激增，但许多领域的基础设施崩溃仍被呈现为技术故障、维护疏忽或人为破坏的结果。基础设施崩溃因此多被定性为异常现象，归因于材料缺陷、资源匮乏或人类不服从，这再生产了规范性观念，即成功的基础设施应在其环境中保持稳定，并按照其初始设计运作。在本论文中，研究人员挑战这一对基础设施的现代主义理解。借鉴超越人类地理学（more-than-human geographies）和后殖民地理学（postcolonial geographies），研究人员对博茨瓦纳北部奥卡万戈三角洲（Okavango Delta）修建的一条240公里长的野生动物围栏进行了案例研究，该围栏会被大象季节性破坏。随着大象在围栏上构筑其通行路径，研究人员表明，围栏崩溃是跨物种间关于如何规划景观秩序的协商的一部分。研究人员将这一动态理解为大象反基础设施化（elephant counter-infrastructuring），并考察了对大象活动作出的多样、局部且矛盾的反应。当研究人员从博茨瓦纳的视角进行观察时，所看到的不再是一个未能按照蓝图运作的稳定而固定的基础设施，而是一个开放性的基础设施，它成功地容纳了多重相互冲突的需求与利益。因此，反直觉地，研究人员主张多孔围栏（porous fence）作为一种基础设施妥协方案的价值，这种妥协是在关于这一景观的充满纷争的政治与超越人类的协商中形成的。
**论文解读：多孔围栏与大象能动性——奥卡万戈三角洲基础设施的再思考**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基础设施研究虽在近年蓬勃发展，但主流视角仍倾向于将基础设施崩溃视为异常事件，归因于技术故障、维护缺失或人为破坏，并以此再生产一种现代主义规范理想——即成功的基础设施应是稳定、固定且符合初始设计蓝图的。这一认知框架在涉及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案例时尤为突出，常将基础设施的破损与后殖民国家的“功能失调”或“现代化进程停滞”相联系。
论文以博茨瓦纳北部奥卡万戈三角洲的南方水牛围栏（Southern Buffalo Fence）为案例，对上述现代主义理解提出挑战。该围栏建于20世纪80年代初，全长240公里，旨在阻止非洲水牛（African buffalo）将口蹄疫（Foot-and-Mouth Disease, FMD）病毒传播给牲畜，同时兼作保护三角洲环境的保护措施。然而，近几十年来，当地大象种群数量显著增长，它们穿越景观并构筑路径时，会季节性踩踏、推倒围栏段落。面对这一状况，当局与社区采取零敲碎打的修复措施，并逐步提出其他管理方案。
研究人员指出，将大象破坏围栏简单视为“故障”或“失败”是一种短视。借鉴超越人类地理学与后殖民地理学，本研究将大象的破坏行为重新概念化为“反基础设施化”（counter-infrastructuring）——即大象参与景观空间秩序协商的能动性实践，而非单纯的破坏或抵抗。研究旨在揭示围栏崩溃如何成为跨物种协商的组成部分，并论证一种看似“失败”的多孔围栏（porous fence）实际上可能是调和多重利益冲突的最佳基础设施妥协。
**二、研究内容与核心结论**
研究通过深入的民族志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系统考察了围绕南方水牛围栏的多方互动。核心发现是：大象破坏围栏并非随机的破坏行为，而是其构筑和维持自身通行路径的基础设施实践；围栏的崩溃与修复构成了一种动态的跨物种协商过程。研究人员提出“超越人类反基础设施化”（more-than-human counter-infrastructuring）概念，用以描述大象的破栏行为与人类的修复行为共同构成的权力博弈。最终，论文提出一个反直觉的结论：与其将多孔围栏视为失败，不如将其视为一种能够容纳多元、矛盾利益的基础设施妥协方案。
**三、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基于第一作者于2022年至2024年间开展的十个月民族志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地点为博茨瓦纳西北区的马翁（Maun）和哈布（Habu）村。研究人员共进行了超过五十次访谈，对象包括兽医、旅游经营者、保护主义者（供职于当地多家非政府组织）以及当地社区成员（含社区领袖、牲畜所有者和牧民），其中包含一次由哈布村十五名村民参与的焦点小组访谈。历史研究包括与围栏建设相关者的口述史记录，以及在博茨瓦纳国家档案馆（Botswana National Archives）进行的档案查阅。研究还包含参与式观察，如与野生动物巡逻员沿围栏开展监测巡逻、参与围栏附近区域的牛群放牧活动，并收集了土地利用规划、政策报告及科学文献等数据。数据分析采用主题分析法，最初聚焦于多元围栏评价，继而通过作者讨论推进至围栏的时间性、空间性、生态性与政治性维度的分析。
**四、研究结果分述**
**（一）建栏：现代主义空间秩序的建立**
围栏由博茨瓦纳兽医服务部（Department of Veterinary Services）于1983年旱季建造，为1.4米高的双层围栏，设计包含相距六米的木柱、七道铁丝及一条1.1米高的钢缆。其直接目的是将携带FMD病毒的水牛限制在三角洲内，隔离其与周边社区区域的牲畜。围栏同时服务于保护主义目标，防止牲畜进入三角洲过度放牧，使该地区得以被认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并发展为高端荒野旅游目的地。研究指出，围栏体现了现代主义将“自然”与“社会”空间进行领土化分割的抱负，并通过区分“野生”与“家养”动物类别实施生物政治（biopolitics）。
**（二）破栏：大象的反基础设施化**
研究发现，大象是唯一有足够力量破坏围栏的物种。2007年一份由动物健康部委托的咨询报告表明围栏多处状态不佳；2021年一项研究指出87%的邻近社区居民认为围栏已失修。动物园巡逻记录显示许多段落倒伏地面。大象破坏围栏具有季节性规律，特别是在雨季初期，成年雌象通过踩踏围栏电线和钢缆为幼象开辟通道。研究人员提出，大象的破栏行为不应被视为随机破坏，而是其基础设施实践——大象世代使用特定路径穿越景观，通过踩踏与粪便维持路径的柔软适行性，并利用嗅觉标记为同类提供导航线索。破坏围栏因此是大象对围栏设计者“出价”（bid）的“反出价”（counter-bid），是另一种基础设施的积极构建。
**（三）修栏：作为反基础设施化组成部分的修复实践**
围栏破损导致多种物种（包括牛）的活动性增强，引发农民、兽医和保护主义者的担忧。尽管各方支持修复围栏，但兽医部门预算缩减严重制约了维护能力——目前仅存四个维护营地，每个负责约60公里围栏，多数营地缺乏车辆、人员不足。研究指出，修复与维护是基础设施运行的关键，但在本案例中，修复围栏服务于兽医与保护利益，却对大象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修复也应被视为超越人类反基础设施化的关键要素。兽医与大象的反复较量可能达成某种“动态平衡”，使得“不完全修复”成为兼顾各方利益的最佳实践形式。
**（四）补充、改造与替代围栏：多种未来方案**
围栏破损促使各方提出一系列超越单纯修复的替代方案。哈布村居民大多认为修复无效，主张升级围栏（增加缆线、通电、挖壕沟）甚至射杀大象以减轻围栏压力，但政府仅引入了少量狩猎配额。政策层面探讨了在围栏沿线建立十公里宽的野生动物农场（game farm）缓冲带，但遭到社区反对，担心失去土地。保护主义方面，有人主张改造围栏为仅限制水牛和牛通过的野生动物友好设计，或彻底拆除围栏。更进一步的方案是“健康放牧”（Herding for Health, H4H）模式——通过恢复传统放牧方式调节牲畜移动，配合商品本位贸易（commodity-based trade）标准，实现与野生动物共存。研究强调，各方在表达立场时具有显著的复调性（heteroglossia），许多人在同一对话中持有相互矛盾的主张，体现了对围栏及大象的深刻矛盾心理（ambivalence）。
**五、总结与研究结论**
论文总结指出，将奥卡万戈三角洲围栏的缺口仅解读为失败或破坏是短视的。研究证明，大象的破栏行为是一种生成性事件，既是对象的现代空间秩序的越界与扰乱，也是其自身基础设施的构建与维护。非人类并非仅仅是“不守规矩”或“抵抗”，它们也在“提出主张”。研究将大象破栏视为对围栏设计者空间秩序出价的反建议，并通过“超越人类反基础设施化”概念将修复、维护与破坏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更重要的是，研究揭示了人们普遍对围栏和大象持有矛盾态度，没有任何替代方案能获得广泛共识。在这一背景下，多孔围栏因为具有灵活性，能够部分满足不相容的关注与需求，反而是最佳可能妥协。研究提出，应超越“是否建栏”的二元争论，转向思考“何为良好围栏”（what it means to fence well）的问题。这一提问本身拒绝绝对答案，是对将围栏视为单一、坚固整体的现代主义愿景的重要背离，为在一个不可驯服且充满矛盾色彩的超越人类世界中重新思考基础设施的本质、可能与应有之义提供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