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组结构方程模型下的教师生活质量与职业适应性研究：检验高等教育中的性别差异

《Sage Open》：A Multi-Group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of Faculty Life Quality and Career Adaptability: Examining Gender Differences in Higher Education

　　

在当代高等教育动荡的格局中，大学正从单纯的知识提供者转向塑造学生心理社会韧性的战略生态系统。基于职业建构理论(Career Construction Theory, CCT)，本研究将教师生活质量(faculty life quality)重新概念化为一种有意义的制度情境，而非简单的满意度指标，其可能培育职业适应性资源（关切(concern)、控制(control)、好奇(curiosity)与自信(confidence)）。利用来自土耳其407名本科学生的数据，研究采用带WLSMV估计器的多组结构方程模型(Multi-Group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MG-SEM)以处理制度感知的有序性质。一关键发现是路径的结构显著性，尽管解释方差适中（R2 = .08）。该结果表明焦点从最大化方差转向识别“制度杠杆”点；它指示即便教师设施与教师互动的小规模生态改善也可能催化职业自我调节。多组不变性检验揭示显著性别分歧：教师生活质量与职业适应性之间的结构联系对女学生显著且有力，对男学生则不显著。这些结果暗示大学环境作为一种性别敏感情境资源运作，其中制度支持可能对女性职业建构过程充当更显著的催化剂。通过凸显教师惯习(habitus)如何贡献于职业认同，本研究为设计性别敏感高等教育政策提供框架，旨在不确定劳动力市场中培育可持续职业发展。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当代不确定且复杂的劳动力市场中，高等教育正从知识传递场所演变为个体建构职业安全的发展场域。职业建构理论(Career Construction Theory, CCT)将职业适应性(career adaptability)视为由关切(concern)、控制(control)、好奇(curiosity)与自信(confidence)四个维度构成的自我调节资源，但既有文献多将其作为个体特质处理，忽视了机构情境尤其是教师生活质量(faculty life quality)对其的塑形作用，且较少从性别角色社会化角度检验这一机制。为回应上述空白，研究人员以土耳其某公立大学407名本科生为样本，采用多组结构方程模型(Multi-Group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MG-SEM)检验教师生活质量三个子维度（对教师满意SI、对班级氛围与同学关系满意CASRS、对学院满意SF）对职业适应性四维度的结构预测效应，并重点考察性别在其中的调节功能。该研究发表于《Sage Open》，其意义在于将大学从服务提供者重新定义为职业身份发展的情境行动者，并为性别敏感干预提供实证框架。

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便利抽样获取土耳其某公立大学231名女性与176名男性本科生共407人面对面问卷数据；测量工具为37题教师生活质量量表(Quality of Faculty Life Scale, QFLS)与12题职业适应性简表(Career Adaptability Scale–Short Form, CAS-SF)，均属5点李克特有序量表；由于多维偏度违犯多元正态，估计采用WLSMV（Weighted Least Squares Mean and Variance Adjusted）稳健估计器在JASP/lavaan实现；先以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确认两量表因子结构，再建全样本结构模型，随后按性别分组依次检验形态不变性(configural)、度量不变性(metric)与标量不变性(scalar)，对不成立的标量约束释放部分截距获部分不变性，最后以约束/自由模型比较结构路径系数；样本量经1000次蒙特卡洛模拟确认在N=407时路径幂超.80。

研究结果

量表构念效度

CFA显示QFLS三因子与CAS-SF四因子结构拟合可接受（CFI≥.94，RMSEA≤.070），多维峰度显著故WLSMV适用，构念效度成立。

量表间关系

Pearson相关表明SF与SI同职业适应性各维度呈低至中度显著正相关（r≈.18–.40，p<.001），而CASRS与之相关弱且不显著，故结构模型剔除CASRS直接路径，保留SF与SI预测职业适应性。

全样本结构模型

模型拟合良（CFI=.969，TLI=.934，RMSEA=.071，SRMR=.047），教师生活质量对职业适应性总效应β=.321（SE=.093，z=3.451，p<.001），但R²=.080，提示机构情境贡献有限但结构显著，研究人员称之为“制度杠杆”点。

多组结构方程模型(MG-SEM)

形态模型跨性别拟合可接受（χ²(153)=552.640，CFI=.947，RMSEA=.073）；度量模型因子载荷等约束无显著劣化（Δχ²(1)=0.22，p=.639），度量不变性成立；标量全约束显著损拟合（Δχ²(1)=18.893，p=.002），改部分标量不变性；结构路径等约束同样显著损拟合（Δχ²(1)=18.893，p=.002，CFI降至.926，RMSEA升至.081），拒绝完全结构不变性。分组建模显示女性β_women=.249（p=.012）显著，男性β_men=.079（p=.427）不显著，证实性别在结构层起部分调节作用，教师环境对女学生职业适应性催化更强。

讨论与结论翻译

研究人员在结论中指出，尽管R²=.08的解释力有限，路径结构显著支持将教师生活质量视为职业适应性发展的有意义制度语境而非单纯舒适指标；MG-SEM证明测量层达度量不变性而结构层仅部分不变，女性组中教师生活质量对职业适应性的正向预测显著（β=.249，p=.012），男性组不显著（β=.079，p=.427），与CCT及社交认知职业理论(Social Cognitive Career Theory, SCCT)关于环境支持性别差异化运作的推论一致。研究局限含单校便利抽样、横断面设计无法定因、自报共同方法偏差。主要贡献为识别性别敏感结构通路而非最大化方差，提出三条暂定结论：教师生活质量是职业适应性的有意义预测变量；性别在结构层具部分调节功能；纳入情境与社会分化的框架更能一致解释职业适应性。大学应超越服务者角色，将教师气候作为可干预杠杆，职业中心宜设性别敏感项目以在不确定劳动力市场中滋养可持续职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