扰动收藏，振兴文化：澳大利亚东南部原住民艺术的作用

《Journal of Material Culture》：Unsettling collections, revitalizing culture: The work of art in Indigenous southeastern Australia

　　

摘要译文：

本文以澳大利亚东南部为背景，考察了原住民艺术家在振兴殖民暴力试图抹除的文化实践与知识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研究人员的讨论追溯了Kaawirn Kuunawarn（约1820–1889年）的物质遗产。此人是冈迪特马拉民族（Gunditjmara Nation）的一位重要祖先，也是藏于柏林民族学博物馆（Ethnological Museum）的两件绿岩斧（greenstone axe）的制作者。研究人员重新整合了Kaawirn Kuunawarn分散于多个收藏机构、跨越超过16,000公里距离的物质记录，并梳理了其在当代原住民艺术家创作中的遗产影响。研究人员的分析不仅提供了关于冈迪特马拉文化“幸存延续”（survivance）的显著记述，同时也揭示了原住民历史如何被全球性的博物馆收藏过程所遮蔽，而非保存。鉴于这些抹除行为，文化振兴被凸显为一种具有变革性的政治工作：一种情感性的、具身化的过去在场化（presencing）模式，它扰动着收藏的殖民遗产，将档案物品与图像重新建构为原住民社会记忆与身份认同的重要 conduit。

论文解读：

**研究背景与问题**

本文发表于《Journal of Material Culture》，由库恩（Keerray Woorroong Gunditjmara）长老维姬·考森斯（Vicki Couzens）与德国文化人类学家安娜·魏因赖希（Anna Weinreich）合作撰写。研究聚焦于澳大利亚东南部原住民艺术家在文化振兴中的关键作用。历史上，殖民暴力通过种族灭绝政策与同化措施，系统性地抹除了原住民在故事、语言、歌曲、舞蹈和文化实践中的创造性表达。博物馆收藏作为殖民秩序的物质化体现，在全球范围内将原住民物质文化转化为“类型化”文物，割裂了其与创造者、土地及社会关系的原初关联。尽管当代博物馆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原住民学者的批判，但大量馆藏记录仍存在系统性抹除原住民能动性的问题，致使原住民社群难以通过档案追溯自身祖先的历史与知识。在此背景下，如何重新激活这些分散于全球各地的收藏品，使其成为原住民社会记忆与文化身份传承的载体，成为亟待解决的学术与实践议题。

**研究内容与核心发现**

研究人员以Kaawirn Kuunawarn（约1820–1889年）的物质遗产为个案展开深入探究。Kaawirn Kuunawarn是冈迪特马拉民族的重要祖先，也是柏林民族学博物馆藏两件绿岩斧的制作者。通过跨越大约16,000公里地理距离的档案追踪——从澳大利亚坎伯当的当地历史学会、墨尔本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到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研究人员重构了其文化物品的生产、流通与收藏轨迹，并揭示了这些物品如何因战争、博物馆分类体系变迁和数字化记录而逐渐与原住民能动性脱钩。研究同时考察了考森斯以Kaawirn Kuunawarn的历史照片为灵感创作的公共雕塑《Wurrunggi Biik – Law of the Land》（2019），展示了当代原住民艺术创作如何重新激活博物馆收藏中的祖辈记忆。研究结论指出，文化振兴并非简单的传统恢复，而是一种具有变革性的政治工作：通过情感性和具身化的“在场化”实践，重塑原住民与收藏品之间的关系，将档案物品重新建构为祖辈记忆的生动载体，从而扰动并超越殖民收藏的遗产。

**关键研究方法**

本研究综合运用档案恢复与创造性激活两种互补的研究路径。样本来源包括柏林民族学博物馆的德语购置档案和通信记录、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的历史照片、坎伯当与地区历史学会的影像资料，以及冈迪特马拉社群的口述知识与当代艺术实践。研究人员通过细致的档案考据追溯物品的原住民归属，同时通过参与式艺术创作——考森斯与家人及雕塑家合作制作传统工艺负鼠皮斗篷并转化为铸铁雕塑——实践了收藏品的活化路径。

**研究结果**

**“扰动收藏，振兴文化”的理论框架**：研究人员提出“文化振兴”是理解原住民对收藏品进行转化性文化劳动的核心概念。这一框架将艺术品制作视为“文化创造”，强调其与亲属关系、土地（Country）和本体论的不可分割性。通过个案分析说明，原住民艺术实践能够在家庭后院、客厅等日常空间中发挥再生性效力，超越画廊空间的审美与政治介入。

**“恢复原住民能动性”的档案考证**：通过对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德语档案的细致梳理，研究人员确认了Kaawirn Kuunawarn为两件绿岩斧的制作者，并识别出同时代原住民Yarruun Parpur Tarneen（? 1882）为袋鼠牙项链的可能制作者、John Dawson（约1842–1883）为两幅绘画的作者。这些物品经由殖民时期风景画家Eugene von Guérard于1879年出售至柏林，其原住民署名在博物馆记录系统中长期被遮蔽。研究人员分析认为，这些物品可能是在与詹姆斯·道森（James Dawson）及其女儿伊莎贝拉的民族志合作中有意制作的记录性物品，反映了原住民在殖民占领条件下对记忆保存技术的主动运用。

**“祖辈记忆的在场化”**：研究引入“祖辈记忆”（Ancestral memory）这一关系性概念，将收藏品重新定位为原住民祖先有意留下的遗产。研究人员借鉴约恩古（Yol?u）保管者对收藏品的理解——即祖先足迹（luku）——说明收藏品可被看作祖先为后代指引道路的物质痕迹。这一框架挑战了人类学“拯救范式”的时间观，拒绝将原住民社会视为必然“消失”的被动对象。研究指出，Kaawirn Kuunawarn的绿岩斧和消息棒（message stick）不仅是依据记忆制作的物品，更是“为被铭记而制作”的物品。

**“扰动的抹除”**：研究人员追踪了两件绿岩斧在柏林博物馆140年间的制度传记，揭示了多层次的系统性遗忘：最初从von Guérard信件转抄的名称记录在二战期间因目录被苏联军队掠走而丢失；战后重建的分类系统依赖存货簿重新编目，即使原目录在德国统一后归还，新系统仍被沿用至今。当代数字化数据库虽然常被视为促进透明和获取的技术，实际上却巩固了断裂性记录的后果，将物品还原为材质类型和笼统的地域归属（“Victoria”），彻底抹除了其与Kaawirn Kuunawarn生活的关联。这印证了档案系统对原住民能动性的遮蔽并非过去式，而是持续存在于博物馆的“编目文化”之中。

**讨论与结论**

研究讨论部分强调，文化振兴要求研究者超越“恢复”（recovery）模式的局限——该模式隐含地将档案视为发现历史“真相”的仓库——转而采取“激活”（activation）的立场，将档案视为复杂的政治场域，其中祖辈记忆既可能被沉默，也可能被重新呈现。方法论上，研究人员主张采用多点位、实践导向的研究路径，关注艺术创作在画廊之外的日常生活中的再生性效力。结论指出，通过将艺术创作理解为激活工作，原住民文化实践者抵抗了博物馆“保存”的制度时间性，提出了将博物馆物质性视为生成性存在的理解方式。这项研究响应了“潜在历史”的号召，既揭示又抵抗帝国配置在当下的持续暴力，为博物馆去殖民化和原住民文化自主提供了具体的实践案例与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