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Prevalence and psychosocial correlates of depressive symptom risk amo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Saudi Arabia: a mixed-method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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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青少年抑郁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具有重要的心理社会和教育影响。本研究考察了沙特阿拉伯比沙省中学生抑郁症状风险/一般困扰复合评分的分布及其心理社会相关因素，并探讨了教师关于抑郁症状或困扰如何影响学校情境中学生的观点。
方法：在2024—2025学
摘要
目的：青少年抑郁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具有重要的心理社会和教育影响。本研究考察了沙特阿拉伯比沙省中学生抑郁症状风险/一般困扰复合评分的分布及其心理社会相关因素，并探讨了教师关于抑郁症状或困扰如何影响学校情境中学生的观点。
方法：在2024—2025学年开展了一项基于学校的横断面混合方法研究。研究人员使用包含17个条目的抑郁症状风险复合评分及心理社会应激源条目的自填问卷，分析了425名中学生的定量数据。复合条目编码为0至7（理论总分范围0–119；观察范围0–84）。出于描述目的，研究人员使用了四个样本特异性、非诊断性评分带（0–24、25–38、39–67和≥68），主要logistic回归结局二分化为0–24与≥25。分析包括卡方检验、Spearman相关、Kruskal–Wallis检验和多变量logistic回归，并使用Benjamini–Hochberg程序对多重比较校正p值。定性数据通过对42名教师的半结构化访谈获得，并进行主题分析。研究人员获得了比沙大学机构审查委员会的伦理批准。
结果：总体而言，47.1%的学生出现复合评分升高（≥25）。在425名学生分析样本中，家庭冲突（aOR=5.47）和情感或身体暴力（aOR=3.40）在经过多重比较校正后仍与评分升高显著相关；欺凌显示出未校正的正向关联（aOR=1.68），但未通过校正。健康相关状况、吸烟和心理健康疾病家族史在双变量分析中亦与较高评分带相关。按性别分层分析显示，校正后，家庭冲突在男性学生中仍显著，而家庭冲突和情感/身体暴力在女性学生中仍显著；男性中欺凌与女性中性骚扰的关联为正向，但未通过校正，应解释为提示性结果。复合评分与学业表现（CGPA）无显著关联。教师报告了情绪退缩、行为改变、课堂参与度下降，以及在识别和支持受影响学生方面培训有限。
结论：中学生中复合评分升高较为常见，且与可改变的心理社会应激源（尤其是家庭冲突和暴力暴露）密切相关。由于该工具及其评分带并非诊断阈值，研究结果应解释为相对心理社会/抑郁症状风险，而非临床抑郁障碍患病率。鉴于横断面设计，这些关联为相关性而非因果性。研究结果强调了对经过验证的校园心理健康筛查、教师培训和以家庭为中心的干预措施的需求。
论文解读：青少年抑郁症状风险的心理社会相关因素——基于沙特阿拉伯中学生的混合方法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青少年抑郁是全球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对心理健康、学业表现和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青春期是生物、心理和社会快速转变的关键发展阶段，个体对心理健康障碍的易感性显著增加。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多达20%的青少年经历过心理健康问题，其中抑郁最为常见。在学校情境中，抑郁可干扰注意力、动机、参与度和出勤，反映心理社会困扰如何转化为功能性学业和行为挑战。若持续存在且未获治疗，青少年抑郁障碍还与物质使用、社交及后续职业功能受损、自杀行为以及抑郁持续至成年期相关。
既往研究已证实抑郁与教育结局之间的密切关联。例如，注意问题在抑郁与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之间起中介作用；南非大学生的抑郁症状与学业成绩呈负相关；中国疫情期间的纵向证据显示，睡眠质量差和焦虑症状与抑郁显著相关，而抑郁又与课堂参与度下降有关。长期研究提示抑郁与学业成就之间存在双向关系。然而，在沙特阿拉伯，尽管已有若干研究报告了青少年抑郁的较高检出率，但尚无研究在同一汇聚式混合方法设计中同时考察心理社会相关因素、性别特异性风险特征和学校层面视角。尤其缺乏关于一线教师在识别和应对学生抑郁或困扰中的作用及其面临的制度障碍的探讨。因此，本研究旨在：（1）描述比沙省中学生抑郁症状风险/一般困扰复合评分的分布；（2）识别与评分升高（≥25）相关的心理社会因素，包括性别分层分析；（3）探讨教师对抑郁症状或困扰在学校情境中表现和管理的看法。
二、研究方法概述
本研究采用汇聚式混合方法横断面设计，于2024—2025学年在沙特阿拉伯比沙省开展。定量数据来自425名中学生，采用分层多阶段整群抽样：从全省46所学校中随机抽取8所学校（4所男校、4所女校），再从每所学校10、11、12年级各随机抽取一个班级，最后每班随机抽取16名学生。样本量依据Cochran单比例公式计算，最小目标为384名，实际获得426份问卷，排除一名年龄极端值（25岁）后，最终分析样本为425名。定量工具为自填问卷，包含人口学特征、心理社会风险因素及17个条目的抑郁症状风险复合评分。每个条目采用0–7八级有序反应编码，理论总分0–119，观察范围0–84，内部一致性良好（Cronbach's α=0.838）。定性数据通过对来自8所学校的42名教师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获得，采用主题分析法分析。研究获得比沙大学医学院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
三、研究结果
3.1 参与者特征与复合评分分布
样本中位年龄17岁（范围13–19岁），女性占51.8%，87.5%与家人同住，78.1%居住于比沙市。29.6%报告至少一种健康相关状况，7.8%有心理健康疾病/抑郁家族史，5.6%当前吸烟。复合评分均值25.7（SD=19.1），四个样本特异性评分带低、中、高、极端的分布分别为52.9%、24.2%、19.8%和3.1%。使用二分对比，47.1%的学生评分升高（≥25）。
3.2 社会人口学与健康特征的差异
经Benjamini–Hochberg校正后，不同评分带分布在居住状况、健康相关状况、心理健康疾病家族史和吸烟状态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年龄、性别、居住地、年级和工作状态无显著校正差异。有健康相关状况、有家族史和当前吸烟的学生中，高或极端评分带比例明显更高。
3.3 心理社会因素与评分带的关系
欺凌、性骚扰、情感或身体暴力、家庭冲突和对外貌不满均与更高的评分带显著相关（校正后p<0.05）；失去亲人未达显著。
3.4 与复合评分升高相关的因素
在425名学生的多变量模型中，家庭冲突（aOR=5.47，95% CI: 2.52–11.89）和情感或身体暴力（aOR=3.40，95% CI: 1.76–6.56）在校正后仍与复合评分升高显著相关。欺凌在未校正阈值下正向关联（aOR=1.68，p=0.049），但校正后不显著，仅提示性。性别分层分析显示：男性学生中，家庭冲突校正后仍显著（aOR=5.63），欺凌和情感/身体暴力仅提示性；女性学生中，情感/身体暴力（aOR=5.45）和家庭冲突（aOR=7.30）均显著，性骚扰点估计大（aOR=10.56）但置信区间极宽，校正后不显著。
3.5 教师视角的定性发现
主题分析识别出五个相互关联的主题：（1）行为与情绪指标：退缩、孤立、情绪不稳定是最可识别的迹象，还包括上课睡觉、不注意听讲、体重下降、忽视个人仪表等。（2）对学业参与的影响：抑郁最明显损害动机和参与意愿，数学、科学和英语受影响最大，课外活动最先被放弃。（3）对课堂环境的影响：抑郁学生可影响同伴情绪和合作学习氛围。（4）识别与支持的障碍：绝大多数教师未接受正式心理健康培训，大班额限制观察，家长否认和污名化是最常被提及的障碍。（5）建议的干预措施：每校配备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为教师提供强制心理健康培训、建立学校—家庭—心理健康服务的伙伴关系。
3.6 抑郁症状与学业表现
复合评分与CGPA无显著相关（Spearman's ρ=-0.031, p=0.519），四个评分带间CGPA中位数无显著差异。教师定性报告指出，抑郁学生通常在正式成绩变化前就已表现出动机和参与度下降，提示CGPA作为累积指标可能对早期功能损害不敏感。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发现近一半中学生复合评分升高，但该评分并非临床诊断工具，因此不应解释为抑郁障碍患病率。家庭冲突和暴力暴露是最稳健的相关因素，与既往元分析一致。这些关联可能具有双向性，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因果方向。健康相关状况、吸烟和家族史与较高评分带相关，但未纳入主要多变量模型。定性结果强调教师观察能力与正式准备之间的差距，以及家长否认和污名的阻碍作用。
研究结论：比沙省47.1%的中学生抑郁症状风险/一般困扰复合评分升高。经多重比较校正后，家庭冲突和情感/身体暴力暴露是最稳健的心理社会相关因素；欺凌（以及女性中的性骚扰）呈正向但仅提示性的关联，需进一步研究。42名教师的定性发现显示，困扰学生存在可识别的行为和学业变化，同时突出了正式培训有限、家长否认和污名化等支持障碍。在考虑非诊断性复合评分和横断面设计的谨慎前提下，研究结果支持在沙特阿拉伯采用经过验证的校园心理健康评估、循证反欺凌和暴力预防策略、结构化教师培训以及以家庭为中心的认知和转介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