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over Public Health》：A narrative review of epidemiology risk factors and health system responses to hypertension in low and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between 2015 and 2025
高血压仍是全球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主要因素。本叙事综述综合了2015年至2025年间关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MICs）高血压的流行病学、风险因素及卫生系统应对的证据。结果显示，不同地区的患病率存在差异，且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均持续偏低。关键决定因素涵盖行为、社会经济、环境和卫生系统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影响高血压风险与结局。尽管以社区为基础的治疗、任务转移和数字健康技术等干预措施在加强检测和管理方面展现出前景，但其有效性受到脆弱的卫生系统、药品获取受限以及实施能力不足的制约。本综述还指出，在许多LMICs中，持续可得的全国代表性监测数据和重复性基于人群的调查存在重要局限性，这使得难以就随时间变化的模式得出明确结论。总体而言，应对LMICs中的高血压需要因地制宜、着眼于整个系统的策略。这些策略应加强初级卫生保健、提高重要药物的可及性，并改进监测与实施研究。
1 引言
高血压是一种以动脉血压持续升高为特征的慢性疾病，通常定义为收缩压≥140 mmHg和/或舒张压≥90 mmHg。美国心脏病学会（ACC）等指南将1期高血压定义为血压≥130/80 mmHg，并主要建议将该阈值用于高危成人的心血管风险分层和治疗决策。高血压是心血管疾病（CVDs）的主要危险因素，包括卒中、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和肾脏损害。世界卫生组织（WHO）强调，全球约有12.8亿年龄在30至79岁之间的人患有高血压，其中三分之二生活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MICs）。尽管高血压在很大程度上可预防和可管理，但非传染性疾病风险因素协作组指出，高血压每年导致约1080万人死亡，因此对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贡献显著。医疗基础设施有限、城市化、生活方式改变和流行病学转变均有助于解释LMICs中高血压患病率的上升。
鉴于社会经济和卫生系统问题的特殊交互作用，特别是在LMICs中，了解这些国家高血压的流行病学模式非常重要。LMICs之间的医疗可及性、政策实施和资源配置差异很大。例如，高收入国家通过良好的公共卫生运动和药物可及性使高血压患病率下降，而LMICs往往面临低知晓率、诊断不足和管理不善的问题。根据Mills等人的研究，LMICs中不到10%的高血压患者血压得到控制，仅29%的人知晓自身患病。国际心血管科学证据表明，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模式存在典型的流行病学转变。这一转变指高血压最初影响较富裕和城市人群，但逐渐集中于较贫困和社会弱势群体。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生活方式改变和缺乏身体活动，心血管风险因素在富裕和城市人群中更为普遍。然而，随着发展推进，由于城市拥堵、饮食转向廉价加工食品、工作场所缺乏身体活动以及预防性医疗服务的不可及，这些疾病越来越影响较贫困人群。随着时间推移，教育、预防措施和更好的医疗可及性帮助较富裕人群降低风险水平，而负担全部落在社会经济条件较差的社区。这种转变在LMICs中已有长期报道，并为当前高血压负担提供了重要范式。
尽管LMICs的高血压负担不断加重，现有证据往往因地区和研究设计而异，关于流行病学模式、风险因素和卫生系统应对如何在这些环境中相互作用的综合研究有限。此外，数据可得性和卫生系统能力的差异使得难以得出针对具体情境的政策和实践结论。因此，本叙事综述旨在综合2015年至2025年间LMICs高血压的流行病学、风险因素和卫生系统应对证据，重点关注识别模式、地区差异以及与政策和实践相关的缺口。
2 方法
本叙事综述综合了2015年至2025年间关于LMICs高血压的已发表文献。采用叙事综述方法，以便对与LMICs高血压相关的多样证据进行解释性和情境化综合。与系统综述不同，叙事综述旨在对广泛文献进行主题讨论和批判性解释，而非详尽的证据检索或定量汇总。通过有目的的检索PubMed、Scopus和Google Scholar，使用关键词组合，包括“hypertension”、“blood pressure”、“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epidemiology”、“risk factors”、“health systems”、“screening”和“WHO HEARTS”。同时审查了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报告。
纳入标准包括2015年至2025年间发表的、专门关注世界银行定义的LMIC环境中高血压患病率、发病率、风险因素、管理技术或卫生系统应对的研究和报告。如果定量和定性研究有助于阐明高血压模式，则予以考虑。排除2015年前发表的研究、仅关注高收入国家的研究以及与流行病学模式或卫生系统应对无关的研究。所选时间范围允许纳入与LMICs高血压模式和卫生系统应对相关的早期和近期文献。尽管大多数研究依赖于过去和当前数据，但通过建模研究、政策预测和WHO出版物获得了截至2025年的可能未来预测的前瞻性见解。
首先筛选标题和摘要的相关性，然后进行全文评估。根据与研究目标的相关性、方法学质量、地理代表性以及对理解LMICs流行病学模式、风险因素和卫生系统应对的贡献来选择研究。由于这是叙事综述，未进行正式的系统筛选和偏倚风险评估。
通过主题分组，在流行病学、风险、卫生系统应对、障碍等中心主题下进行数据综合，从而形成结果的叙事组织。这种定性方法允许整合多种类型和来源的证据，有助于形成对LMICs高血压模式的细致且基于情境的理解。本方法不具备系统综述的特征，后者包括正式的质量评价、偏倚风险评估或定量荟萃分析。尽管这种方法能够纳入不同的数据来源、政策文件和情境分析，但可能产生选择偏倚并限制可重复性。此外，不同国家研究设计、高血压定义和数据质量的差异可能限制可比性。因此，结果应被解释为主题模式，而非具体的汇总估计值。由于许多LMICs缺乏纵向和重复性国家调查数据，本综述侧重于综合模式和方向性变化，而非进行正式的趋势分析。
3 结果
表1显示了本综述综合中部分纳入研究的特征。
表1 纳入叙事综述的部分研究特征
3.1 流行病学模式与分布
LMICs的高血压患病率呈现明显的地理差异，主要受城市化、生活方式改变和人口老龄化影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患病率有所不同；Ataklte等人发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汇总患病率为30%，而Guwatudde等人在乌干达、南非、坦桑尼亚和尼日利亚的不同群体中发现年龄标化患病率为25.9%。同样，南亚（包括印度和孟加拉国）的高血压患病率稳步上升，印度报告成人全国平均患病率为29.8%，男性高于女性。拉丁美洲表现出不同比率，巴西和墨西哥的城市人口患病率超过35%。在大多数LMICs中，男性在较年轻年龄组的患病率通常较高；女性在较年长年龄组超过男性，原因是绝经后生理变化。此外，由于久坐生活方式、营养变化和城市人口压力较大，城市高血压患病率通常高于农村。但由于医疗可及性受限和日益接受不健康生活方式，农村地区也开始出现类似的高患病率。
关于发病率和死亡率，LMICs的高血压负担仍然巨大。尽管存在漏报和监测方法不足，精确发病率数据仍然稀少；然而，现有研究指出，特别是在快速发展国家，负担相当大。高血压相关并发症如卒中、心力衰竭和慢性肾脏病大大增加了总疾病负担，其中非洲和亚洲的卒中死亡率尤其高。在2015年至2025年间，若干LMICs的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发生了变化。例如，在中国，到2018年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分别提高到38.3%、34.6%和12.0%，而2004年进行的早期全国调查较低。特别是在采用任务转移和社区卫生工作者干预的地区，WHO STEPwise调查和HEARTS行动表明治疗覆盖率和控制率有所提高。然而，在许多非洲国家，控制率仍低于10%，原因是药物成本、医疗基础设施和随访系统等因素。这些结果的组合表明，LMICs的高血压不再局限于城市或仅富裕人群，而是由老龄化、城市化和社会经济转型推动的普遍流行病学转变。尽管城市生活人群仍受影响最大，但农村人口也在增加，这要求加强监测和有效的预防措施。
大规模基于人群的数据集，包括WHO STEPwise（STEPS）调查和人口与健康调查（DHS），为LMICs高血压模式提供了重要见解。例如，对多个非洲国家WHO STEPS数据的分析显示，未确诊高血压的患病率很高，通常超过病例的50%，同时治疗率和控制率较低。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大型且经济影响力大的LMICs由于其庞大人口和快速城市化，贡献了估计全球高血压负担的三分之一以上。WHO国家概况估计，中国有2.567亿30-79岁成人患有高血压，印度有1.883亿，巴西有5070万，南非有1080万。在中国，一项全国调查报告称，2018年约有2.74亿18-69岁成人患有高血压，而近2.4亿人血压控制不充分；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分别为38.3%、34.6%和12.0%。在印度，证据表明，要实现50%的全国血压控制率，需要额外让6700万高血压患者接受有效治疗。同样，国家研究继续报告南非高血压患病率较高（29.7%），南非证据表明城市正规环境中的患病率高于农村非正规人群。这些发现强调了LMICs高血压负担日益加重以及检测和管理方面的持续缺口。
3.2 关键风险因素
行为、社会经济、环境和医疗系统相关风险因素的相互作用影响了LMICs高血压负担的上升。行为因素仍是高血压最可改变的原因之一。通常与水果和蔬菜摄入不足、高钠、反式脂肪、烟草使用、饮酒和加工食品相关的饮食与血压升高密切相关。由于不健康食品系统的全球化和缺乏监管控制，这些饮食习惯在LMICs中越来越普遍，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另一个促成风险是缺乏身体活动，伴随着城市生活和久坐工作。烟草和有害饮酒在都市地区的年轻男性中尤为常见，直接导致勃起功能障碍和高血压风险升高。
社会经济因素，包括贫困、低教育水平和不确定就业，强烈影响高血压的风险和结局。根据Marmot的说法，健康不平等通常由社会变量引起，高血压也不例外。许多LMICs中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人群健康素养较低，这降低了他们遵循治疗计划或理解预防措施的可能性。此外，经济不确定性影响食品选择、药物成本和就医行为，从而增加未控制高血压的风险。结构性不平等还意味着弱势群体经常承受慢性压力，这与血压升高有关。
环境因素在高血压研究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非洲和亚洲的特大城市，快速城市化导致拥堵、绿色空间有限以及更多暴露于空气污染，这些均独立地与较高血压水平相关。不健康食品系统的扩张增加了超加工、高能量密度食品的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同时限制了低收入城市人群获得经济实惠的新鲜水果和蔬菜。这些结构性变化影响饮食行为，并显著促成高血压风险。
此外，医疗系统内部的局限性严重影响高血压控制。初级保健基础设施薄弱、熟练卫生人员数量不足、缺乏筛查项目以及基本抗高血压药物可及性有限，部分导致诊断延迟和治疗依从性低。WHO强调，即使有政策，资金短缺和实施缺陷也会在LMICs中导致不良结局。最重要的是，如果不将高血压控制纳入全民健康覆盖战略并加强社区基础治疗，这些系统层面的障碍将继续存在。
尽管在LMICs中观察到共同的高血压风险因素，但其分布和相对重要性因地区而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快速城市化、高盐摄入和初级卫生服务可及性有限是高血压负担上升的主要促成因素。在南亚，以高盐摄入、精制碳水化合物和肥胖增加为特征的饮食模式，加上高人口密度和遗传易感性，发挥更突出的作用。在拉丁美洲，肥胖和营养相关转变一直被确定为高血压负担的主要促成因素。这些地区差异表明，针对具体情境的预防和管理策略比在LMICs中采用统一方法更为重要。
3.3 卫生系统应对
特别是在筛查、诊断、治疗可及性和政策实施方面，2015年至2025年间LMICs应对高血压负担上升的努力有所加强。然而，仍然存在显著缺口。LMICs的高血压检出率低得惊人，不到一半的高血压患者知晓自身疾病。特别是在农村和贫困地区，由训练有素的人员和外展活动组成的社区筛查计划已证明高血压检测的可行性。例如，在卢旺达和孟加拉国等国家，社区健康行动已将高血压筛查纳入妇幼保健外展服务，从而提高了病例检出率。然而，培训不足、验证设备使用不均和随访系统不充分等因素限制了这些治疗的效果。
在LMICs，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药物可及性和成本是有效血压控制的主要障碍，抗高血压治疗的可及性仍然是一个基本问题。Geldsetzer等人报告，在44个LMICs的高血压成人中，29.9%接受了治疗，仅10.3%实现了血压控制。基本药物，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CE）抑制剂和噻嗪类利尿剂，通常要么在公共卫生机构中缺乏，要么自费购买过于昂贵。虽然巴西、墨西哥、卢旺达和加纳等部分LMICs已采纳全民健康覆盖（UHC）的某些方面，但即使在它们中，药品短缺、健康素养不足和分散的供应链也继续导致药物依从性低。对大多数人口而言，如果没有可靠的融资机制，如国家保险制度或补贴药品计划，持续治疗仍然无法实现。
在政策应对方面，特别是在非洲和东南亚国家，对全球框架的接受度有所提高，包括WHO HEARTS技术包和基本非传染性疾病（PEN）干预措施包。这些建议为初级保健环境中的随访、治疗和筛查提供了一致程序。然而，缺乏政治意愿和有限资源常常使实施变得困难。许多LMICs仍未将高血压管理完全纳入其主要保健系统，导致治疗不均衡和错失预防行动的机会。Moran等人认为，自上而下地采用国际标准而不进行情境调整会阻碍有效性。因此，越来越多地需要本地化的、文化适宜的方法来应用适合国家卫生优先事项和人力能力的指南。
LMICs的卫生系统应对并不统一，且因地区而异。尽管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已将高血压筛查纳入现有社区健康平台，但努力往往受到劳动力短缺、初级卫生保健基础设施有限和频繁药品缺货的限制，导致尽管筛查计划增加，治疗率和控制率仍然较低。此外，一些南亚国家在将高血压筛查纳入现有社区健康平台方面取得了进展；然而，长期随访、依从性和融资机制方面仍然存在挑战。在拉丁美洲，强大的初级卫生保健系统使得标准化治疗方案的更好实施成为可能，但可及性不平等和肥胖相关风险因素的上升继续影响结局。这些地区差异强调，虽然WHO HEARTS技术包等全球框架提供了有用的指导，但其有效性取决于是否适应当地卫生系统能力、资源可及性和社会文化背景。
综合上述，LMICs现有的卫生系统干预措施在筛查和指南采用方面显示出有限的改善，但受到劳动力短缺、药品供应不均和融资系统不良的限制。如果没有将系统性高血压服务作为初级卫生保健和全民健康覆盖计划的一部分，检测和治疗的进展将不会转化为人群范围内的血压控制。
3.4 公共卫生干预与创新
过去十年中，针对LMICs高血压的公共卫生倡议和创新发生了显著变化，越来越关注社区基础方法和技术整合。社区基础治疗，特别是那些将服务从卫生机构分散到基层层面的治疗，在早期识别、患者教育和治疗依从性方面显示出令人鼓舞的结果。许多LMICs已采纳WHO的HEARTS项目等计划，使社区卫生工作者（CHWs）能够提供心血管风险因素（包括高血压）的筛查和随访治疗。孟加拉国农村促进委员会（BRAC）的社区健康促进模式包括上门访问和同伴教育，显著提高了高血压知晓率和控制率。Moran等人反驳说，如果没有持续的资金、能力建设和地方所有权，这类项目可能难以长期有效。
数字健康技术，包括移动健康（mHealth）应用程序、短信提醒和远程医疗系统，正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它们有助于缩小治疗可及性和连续性的缺口。例如，印度的mPower Heart项目发现，基于短信的随访显著提高了高血压患者的药物依从性和门诊出勤率。然而，数字鸿沟——源于素养、移动电话拥有率的性别差异以及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不稳定——带来了重大实施挑战。
由于最新技术发展，基于物联网（IoT）的解决方案在高血压管理中的应用得到扩展。基于IoT的血压传感器、可穿戴设备以及与之连接的移动平台提供了持续远程测量、实时数据处理和及时诊断未确诊高血压的能力。这些技术显示出增强治疗依从性、患者参与和临床决策的潜力，尤其是在资源匮乏环境中。IoT干预措施可以减少门诊就诊并实现LMICs中的分散护理模式；然而，基础设施挑战、数据安全、可负担性和数字素养相关的规模化障碍仍然是显著障碍。
特别是在医疗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任务转移（即从医生向非医生卫生工作者委派任务）已被证明在高血压管理中至关重要。在肯尼亚、乌干达和尼日利亚进行的研究表明，在受到培训和监督的条件下，CHWs和护士可以准确测量血压、提供咨询并根据方案启动药物。然而，这类方法的成功主要取决于立法支持、统一培训和保证责任与质量的法律体系。
生活方式和营养基础疗法，包括减少盐摄入运动和鼓励身体活动，也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推广。WHO建议每日盐摄入量低于5克，但在许多LMICs，平均消费量仍超过这一水平的两倍。尽管在某些城市地区，社区教育计划已显示出良好的行为变化，但它们常常受到文化饮食选择、食品不稳定和不健康食品广泛营销的限制。因此，公共卫生运动必须基于证据、对情境敏感，并得到食品系统和卫生政策更广泛结构性改革的支持，以实现最大影响。
3.5 障碍与挑战
尽管LMICs日益认识到高血压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但根本性障碍仍损害预防、诊断和控制努力。许多LMIC卫生系统严重的基础设施和劳动力限制构成主要挑战。大多数基础医疗中心缺乏血压计，而卫生人员往往负担过重且在接受非传染性疾病管理方面培训不足。WHO声称，全球卫生人员短缺对LMICs的影响不成比例，其医生与患者比率仍低于建议水平。这种短缺影响高血压患者的随访和定期筛查机会，导致诊断延迟和治疗连续性不足。
文化观念和传统就医行为带来进一步困难。许多LMICs，尤其是农村地区，将高血压视为暂时性疾病或与精神因素有关，这驱使他们寻求传统治疗师而非正规医疗机构的帮助。这些观念加上健康素养不足，有助于解释就医延迟和处方药物依从性差。此外，高血压早期的无症状特征有时支持“除非出现严重症状，否则治疗无用”的观念，从而使控制工作复杂化。
政治和经济不稳定加剧了这些问题，干扰卫生服务提供并限制政府致力于长期非传染性疾病（NCD）计划的能力。在脆弱的LMIC环境中，不断变化的政治目标往往更重视传染病或紧急应对，而高血压和其他慢性病得到不足的关注。此外，预算限制和对捐助资金的依赖阻碍可持续发展，造成对高血压倡议的不均衡支持。
薄弱的健康信息系统和较差的数据质量是另一个主要障碍。许多LMICs缺乏强有力的监测系统来衡量高血压频率、卫生系统绩效和治疗结果。正如Geldsetzer等人指出的，数据收集不均、报告系统分散以及电子病历整合不良提供了不准确的数据集，损害政策制定和资源配置。如果没有可靠和及时的数据，针对高风险人群或评估干预效果变得困难，从而限制公共卫生政策的总体影响。
3.6 新兴趋势与未来方向
对2025年以后的预测表明，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随着全球高血压负担持续上升，LMICs将看到患病率和高血压相关并发症的显著增加。Freihat等人的建模研究预测，到2050年非传染性疾病将导致7550万人死亡，其中心血管疾病占这些死亡的86.1%。这表明归因于血压升高的心血管疾病负担将在2050年之前继续成为死亡和残疾的主要贡献者。由于快速城市化、人口老龄化和持续的卫生系统问题，负担很可能继续上升，其中大多数人生活在LMICs。这强调了通过跨部门合作和技术创新转变高血压预防和控制计划的必要性。
远程医疗、移动健康（mHealth）和人工智能（AI）等新兴技术正在改变高血压的治疗方式。从短信用药提醒到基于智能手机的血压监测，mHealth解决方案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已被证明能有效提高依从性和减少门诊就诊。同样，远程医疗系统正在缩小城乡差距，允许远程咨询和诊断，尤其是在专家稀缺的地区。尽管Jin等人警告说，如果没有包容性数据和情境调整，AI驱动算法目前提供预测风险建模和个性化治疗建议，但这些工具可能加剧不平等。
除了技术发展之外，移民和气候变化等更广泛的全球因素可能使高血压管理复杂化。血压升高和心血管事件与粮食不安全、气温上升和热相关压力有关。由冲突或气候事件引起的大规模迁移也常常干扰慢性病治疗的可及性，特别是对于依赖定期用药和随访的高血压患者。同时，全球卫生预算优先事项的变化，特别是新冠疫情后，可能将资源从NCDs转移，除非强有力的倡导确保其被纳入全民健康覆盖议程。因此，LMICs高血压治疗的未来方向必须欢迎公平的、技术支持的、具有气候韧性的策略。
4 讨论
本综述对2015年至2025年间LMICs的高血压模式进行了情境化综合，不仅强调了负担的增加，还强调了潜在驱动因素和卫生系统应对的显著异质性。虽然发现2015年至2025年间多个LMIC地区的高血压患病率总体增加，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30%）和南亚（印度29.8%），但这种模式并不统一，并且在许多环境中仍缺乏纵向数据的充分支持。这一局限性反映了全国代表性监测系统的更广泛缺口，限制了对LMICs时间模式进行确定性描述的能力。然而，现有证据一致表明，与高收入国家（HICs）相比，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持续较低，而HICs的控制率经常超过50%。这些差异强调，高血压结局受生物变异的影响较小，而更多受卫生系统能力、护理可及性和治疗连续性的差异影响。这些发现共同回应了研究目标，提供了对LMICs高血压模式、决定因素和系统层面应对的综合理解。
本综述的发现与心血管流行病学转变框架基本一致，但也揭示了LMICs的重要情境偏差。历史上，高血压和其他心血管疾病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集中于较富裕的城市人群。然而，本综述表明，许多LMICs目前正在经历负担向较贫困和受教育程度较低人群的转变。这种转变似乎因快速城市化而加速，而基础设施、社会保障或医疗可及性没有相应改善。与HICs中观察到的早期转变相比，HICs的卫生系统逐步适应，LMICs通常已经在受限系统的背景下面对这一转变，从而放大健康不平等。重要的是，这种模式并不统一：在一些南亚环境中，高血压在城市和农村人群中均高度流行，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部分地区，农村患病率正在增加但仍落后于城市比率，反映了不同的转变阶段和风险因素暴露。
本综述的一个关键见解是，行为风险因素，如高盐摄入、缺乏身体活动、烟草使用和有害饮酒，并非独立运作，而是嵌入更广泛的结构和环境背景中。虽然这些风险因素在全球得到认可，但它们在LMICs的表现受到食品系统、城市设计和社会经济约束的强烈影响。例如，许多LMIC城市中心日益增加的低成本超加工食品可及性与高血压风险上升有关，尤其是在低收入人群中。与HICs不同，HICs的监管政策（如减盐策略和食品标签）有助于降低风险，LMICs往往缺乏修改这些上游决定因素的监管和基础设施能力。这表明，仅关注个体行为改变的干预措施，如果不伴随政策和环境改革，不太可能有效。
卫生系统能力成为LMICs高血压结局的核心决定因素。虽然HICs已将高血压管理大部分整合到强大的初级卫生保健系统中，其特点是可靠的药品供应链、标准化治疗方案和功能性健康信息系统，但许多LMICs继续经历分散的服务提供。尽管WHO HEARTS技术包等全球倡议已在若干环境中被采纳，但由于劳动力短缺、药品缺货和融资机制薄弱，实施仍然不一致。政策采纳与有效实施之间的差距凸显了一个关键的系统性失败：如果没有机构能力来操作化指南，仅存在指南是不够的。因此，筛查和诊断的改善并未转化为人群水平的持续血压控制。
新的数字健康和技术进步，如移动健康（mHealth）、远程医疗和基于物联网（IoT）的监测，可能有助于填补其中一些系统缺口。先前研究的证据表明，这些技术可以增强依从性并实现持续监测。此外，LMICs的初步试点研究显示在改善随访和分散护理方面有有希望的结果。然而，所审查的研究提供的证据有限，无法判断这些干预措施能否在全国范围内成功实施、长期维持，或公平地惠及农村社区和低收入群体等未得到充分服务的人群。大多数研究报告了短期结果或是在特定环境中进行，难以确定其在LMICs的更广泛适用性。如果数字素养、技术获取的性别差异和有限基础设施等问题得不到适当解决，数字干预可能使现有不平等恶化。因此，尽管新技术令人兴奋，但其效果将取决于如何将其很好地利用并整合到更广泛的卫生系统改善努力中。
本综述指出了若干重要的证据缺口，这些缺口使理解结果并将其应用于政策变得困难。第一，许多LMICs缺乏一致的纵向和全国代表性数据，难以准确跟踪随时间的变化趋势。第二，社会经济地位与高血压之间的关系已为人所知，但纳入的许多研究未能充分详细地测量梯度并识别针对具体情况的具体路径。第三，关于干预措施（特别是数字和社区基础模型）的长期有效性和可扩展性的证据有限。这些缺口表明，现有关于加强监测系统和实施研究的建议不只是愿望；它们从根本上植根于证据基础中确定的缺陷。
5 政策启示与建议
LMICs高血压负担日益加重的问题需要基于卫生系统加强的统一政策应对，而非分散的疾病特异性应对。加强初级卫生保健是加强高血压预防和控制的核心。许多LMIC初级保健系统不具备应对慢性病的良好条件，因此需要长期投资于劳动力能力、诊断设施和持续获得必要抗高血压药物。将任务转移和社区基础护理纳入国家卫生系统可以提高覆盖率和护理连续性，在某些情况下，在服务不足的环境中也如此。
将高血压和其他非传染性疾病纳入全民健康覆盖（UHC）系统也很重要。使用WHO HEARTS技术包和NCDs全球行动计划将允许公平地获得筛查、治疗和长期随访，并减少灾难性自付支出。政府和发展伙伴还应将融资重点重新分配到可持续的NCD计划，而不是试点项目。最后，需要加强高血压监测和实施研究。需要强健和整合的健康信息系统来跟踪趋势、应对干预措施并做出基于证据的决策。这些建议得到已确定的监测系统缺口、纵向数据有限以及LMICs高血压干预实施不一致的支持。
6 局限性
本综述存在若干局限性，在查看结果时应注意。第一，叙事综述设计虽然有助于对多样证据进行情境相关综合，但缺乏正式的质量评估或偏倚风险评估，可能导致选择偏倚并限制可重复性。第二，虽然使用了目标检索，但纳入不同设计、人群和高血压定义的研究可能使结果比较更加困难。第三，本综述仅审查以英文发表的研究，可能遗漏了非英语LMICs的重要证据，并引入语言偏倚。此外，虽然重点是2015年至2025年的时间范围，但在许多LMIC环境中明显缺乏纵向和全国代表性数据，限制了对时间趋势得出结论性见解的能力。再者，对横断面研究和全球估计等数据来源的依赖可能无法充分反映国家内部异质性或近期地方发展。最后，数字健康和政策干预的快速变化性质意味着一些新证据，特别是来自最近试点研究的证据，可能尚未在文献中得到充分体现。这些局限性强调了需要更多针对具体情境和纵向研究，以加强关于LMICs高血压趋势和管理的证据基础。
7 结论
本叙事综述强调了LMICs中高血压显著且不成比例的负担，受到行为、社会经济、环境和卫生系统因素复杂相互作用的影响。尽管现有证据表明各地区的患病率相当高，但缺乏纵向和全国代表性数据阻碍了对时间趋势的结论性评估。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尽管持续努力，但仍不理想，主要原因是初级卫生保健系统不足、基本药物可及性受限和系统性不平等。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针对具体情况和系统的策略，而不仅仅是个体层面的干预措施。加强初级卫生保健、将高血压管理纳入全民健康覆盖框架、提高药物可及性以及扩大社区基础护理都非常重要。同时，投资于强有力的监测系统和实施研究对于生成可靠数据和支持可扩展、可持续的干预措施也很重要。如果没有协调一致和持续的努力，LMICs中高血压患者的数量可能继续增加，这对全球健康公平将产生重大影响。
